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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这是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序》里的一段话，揭示出《诗经》的两种功能或者说两种不同类型：一是“美”，通过对圣王功业和德性的颂扬，为后世提供政治典范；二是“刺”，通过对君王失德的讥刺，为后世施政者提供训诫。三百篇中有“美诗”亦有“刺诗”，那么作为《诗经》开篇的《关雎》，其主旨究竟是“美”还是“刺”呢？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资料图图源网络） 《诗经》在西汉的传授，分为齐、鲁、韩、毛四家。各家在字词的训诂和诗旨的阐发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是《毛诗》，其余三家诗则逐渐寖灭，仅散见于其他古籍的称引。《毛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赞颂的是后妃的贤淑之德，这种美德足以施于政教、传布天下。依《毛诗》的解释，《关雎》当是一首不折不扣的“美诗”。 然而，《鲁诗》的说法却大相径庭。清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辑《鲁诗》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袵席，《关雎》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又曰：“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汉书·杜钦传》李奇注）可见，周道衰微是《关雎》产生的时代背景，周康王耽于女色、不能早朝，则是《关雎》具体的讥刺对象。在《鲁诗》的阐释下，《关雎》遂成为一首“刺诗”了。 《毛诗》和《鲁诗》对《关雎》诗旨的异解，是《诗经》阐释史上的大问题。作为《国风》之始的《关雎》，代表着“王道兴废之所由”，因此，《关雎》的美刺问题，不仅关涉到如何理解《关雎》本身的诗教大义，更是理解十五《国风》乃至整部《诗经》的政治品质的关键。我们没有资格品评《毛诗》和《鲁诗》的优劣，惟有在深入理解二者内在理路的基础上体察其差异所在。 本文系腾讯儒学特约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