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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后儒误解的宋学 其实此理真实不虚。对儒学而言，孔子固然是集大成者，而宋的濂、洛、关、闽诸大家，则把儒学拓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以朱熹为集大成。宋儒的特殊可贵在于，宁可跨越百代，也要直接与孔孟对话，他们让千年前的圣人活泼泼地站在他们的当下。他们是讲孔孟和接着孔孟讲。复活孔孟和回归六经，是他们的学术旨趣，也是文化理想。他们重新解释《论语》，让人们看到一个亲切活泼的孔子；重新解释《孟子》，让“好辩”的孟轲向宋人大展谈锋。他们希望人们通过《语》、《孟》的桥梁，接受并认同“六经”的义理。为此他们建构了“理”的世界。先儒主要讲“礼”，很少讲“理”。宋儒既讲“礼”，又讲“理”，主要讲“理”。中国由唐代的“诗性王国”进入到宋代的“理性王国”，那是宋儒的孤明先发的功劳。 但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特质，天生不愿与抽象的“理”相纠缠。所以先儒宁愿讲“道”，也不多所及“理”。老、庄更是如此，宁可多方曲喻拟道，也要尽量避开对“道”的直接诠释。先秦各学派都认定道是无形的、集虚的、玄秘的、不可知的。因此“言多伤道、理多害道”，似乎是各家默认的共识。但人们宁愿体悟不可知测之道，也不愿深入论理。纯理的思考与中国思想无缘。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当时已经对朱熹的“理”感到不耐烦了，说朱子“着意精微”，难免“支离”（《宋元学案》第3册，页1873）。阳明心学成立的前提，不也是鉴于朱熹的理学太过麻烦吗？其实朱子的思想抽象得远远不够，很多情况下仍难于避免“拖泥带水”，他从不离“事”来谈“理”，而且在世时他的学说并未能畅行其道。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探讨的就是此一问题。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属于直观易简的类型，不愿意按规范程序走完事物的全过程，不是中途而废，就是试图“曲径通幽”。大乘佛学之不能在中国流行，其与我民族固有文化的思维惯性不能呈相适应之势，不排除也是重要一因。所以陈寅恪谈到鸠摩罗什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的原典，在中土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特别是故事演义一系的孽孕添加，离开原典义涵越来越远，于是他发出一极深沉的文化思考：“岂以支那民族素乏幽渺之思，净名故事纵盛行于一时，而陈义过高，终不适于民族普通心理所致耶？”（《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09）我自然无意以宋学比附于大乘佛学，但在传布的过程中，是否也曾被目为陈义过高而发生障碍？未尝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问题。朱熹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能够建立起以理学标名的哲学体系，已经算得上学术的异数了。 清朝中叶乾嘉诸学者不是宋儒的知音。他们用冰冷的语言、音韵、训诂的外壳，窒息了宋儒的真切的思想。他们只解释文句，不讨论问题。他们的思想在文字狱面前屈服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和宋儒的义理是相接的。但他们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和程朱的其实还不够“空”的哲学的“空架子”发生了矛盾。至于清统治者的尊仰程朱，主要看重“理”可以搭建使社会安定的伦理秩序，而不是“理”本身的生命。当科举考试也要以《四书》的文句来命题，《语》、《孟》就失去了生气。一朝一代的统治者，如果到了只能依靠前代的思想家来充当自己统治合法性的辩护神的时候，这个统治秩序就已经不合法了。戴震作为特殊重视义理的考据学大师，他的《孟子字义疏证》谴责“以理杀人”（《戴震全书》第6册，页161），这个话当然不是对着先儒讲的，而是冲着清统治者的强势思想镇压发出的抗争的声音，但程朱也就顺便成了他笔下的牺牲品。清的尊程朱，是害了程朱，更害了理学。就如同汉的尊孔，既害了无辜的孔子，尤其害了孔子学说。 正因为如此，韩愈和宋儒才有理由惊呼“道断”。如果汉代在传承儒家学说方面没有出现杂以阴阳五行的曲解谬说，韩愈何至于口出此言？宋儒何至于口出彼言？王国维把历代的思想区分为“能动时代”和“受动之时代”，称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春秋战国为“思想之能动时代”，称汉至宋以前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称宋为“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称宋以后至清为“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时期（《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页93），我认为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学术思想史演化实际的高明之见。当然汉儒的搜寻轶籍和厘定文本功莫大焉，虽百世亦不容有异词。值得注意的是，静安先生把清代的思想和两汉的思想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停滞而非创生的时期，而认可宋的思想虽仍有受动的性质，但已经开始了思想的创生，其对宋儒的评价已然不低。而陈寅恪对宋代儒学的评价尤堪注意。他写道：“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82）佛教经典把佛祖释迦牟尼出世视作“一大事因缘”，寅恪先生把宋代“新儒学”的产生，也看作我国思想演变史的“一大事因缘”，可见其对宋代新儒学是何等的重视。 这里涉及到宋儒的另一特殊可贵之处，即朱子学说的哲学系统化，实际上是儒释道三家思想汇流的产物。尽管宋儒口吻不愿承认有此事实，但他们的语汇和论说方式，以及所以和先儒的不同之处，均由于有佛道之参与。对此一问题看得最通透的是马一浮。他说：“先儒多出入二氏，归而求之六经。佛老于穷理尽性之功，实资助发。”（《马一浮集》第2册，页830）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佛老的“助发”，宋代的新儒学才能够得以产生。因此，真能够理解宋儒的现代学者，应该首推马一浮。他对“横渠四句教”的解释，我们也无法绕行。马先生解释“为往圣继绝学”句，是这样写的：“濂、洛、关、闽诸儒，深明义理之学，真是直接孔孟，远过汉唐。‘为往圣继绝学’在横渠绝非夸词。”（《马一浮集》第1册，页7）我们须注意“直接孔孟”和“远过汉唐”的断判，这与宋儒应具的历史地位完全相符。“四句教”中笔者独对此“继绝”一句旁引多证，切切为说，盖由于此句对了解被后儒误解的宋学，实为一大关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