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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贺凯（人文学博士，任职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心）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抗战与启蒙：重审张君劢1930—1940年代民族文化思想”。我想先从李泽厚先生的在1980年代后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谈起，这大概是最近三十余年民国思想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最富影响力和争议性的一个“论旨”。 李先生认为：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仍然不脱中国近代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所以它很快便与反帝救亡的五四运动合流，形成浩大的声势，互相促进；然而，启蒙和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情势并没有持续多久，从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到十年内战、抗日战争，“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救亡压倒了、中断了启蒙。  张君劢 围绕着“救亡压倒启蒙”，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从学理上而言，“救亡压倒启蒙”论旨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倾向于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国家自由（独立）、国家富强（利益）做一种割裂的乃至对立的理解。然而，在西欧、北美那些原生现代国家，个人权利与民族国家同为现代性“包裹”里的子元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同构”的关系——或者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时尚语词来说，是一种“共谋”的关系；即便是在后发现代国家，我们也没有充分的理据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必然的矛盾关系。而具体到中华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冯兆基（Edmund Fung）在其著《追求中国民主》（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中指出：反帝的修辞虽然被国共两党所利用，但是救亡从来都不只是一种对外事务那么简单；对于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并不必然是和反帝、和对于一个强大的国家的追求相矛盾的。 我昨天下午恰好去政协礼堂看了《开罗宣言》的首映，我注意到影片再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1942年时任国民政府外长的宋子文访美，罗斯福总统在白宫赠给宋一套他亲自监制设计的纪念中国抗战五周年的邮票，上面每一张上都有“抗战建国”四个字！我们知道，国民党在1938年就通过了所谓《抗战建国纲领》，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7项32条，其中有一条就特别强调要以以县为单位“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也就是说，国民党同样也是冀图将“抗战”与“建国”的进程融为一体的——当时在国际上、包括罗斯福总统都是了解国民党的这一蓝图的，才会有意识地在设计邮票时加入了这一元素。至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抗战的同时更是提出了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宏大构想，此前也在文化战线上发起了所谓“新启蒙运动”。 不过，我个人研究比较多、今天在这里着重要谈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所谓中间路线知识分子。冯兆基通过考察抗战时期中间路线知识份子追求民主的历史进程指出：不应忽略民国时期知识份子对于政治改革和开放政权的持久的追求，不应忽略民族救亡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知识份子也没有放弃对于民主和权利的追求，对外的战争并不能作为国家压抑人权的理由。我也曾在一篇关于张君劢1930年代的民主观念和制度设计的个案研究论文中指出：即便九一八之后骤然升高的民族危机，也没有改变张君劢对于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追求，在抗战救国的烽烟中，他呼吁和追求宪政的热情还相当的炽热。 不过，抗战的危局，“救亡的局势”对张君劢并非全无刺激——在我看来，对于他这位在中国肇端科玄论战、首倡所谓“新宋学之复活”、反思启蒙现代性的敏感人物而言，更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文化思想上的一些微妙的变化。 我今天的报告主要就是想谈一谈张君劢在1930－40年代关于民族文化的基本思想及其变化，并为我们思考抗战与启蒙，或者说“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旨提供一个反思的个案与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