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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中国的“立国之道”应有五大新标准 张君劢在“立国之道”中提出了中国今后之新价值标准有五：“第一、由静移于动。第二、由虚移于实。第三、由精移于粗。第四、由少数移于多数。第五、由身家移于团体。”并有非常丰富的展开论述。 在此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他一方面大张旗鼓地为宋明儒的心性义理之学辩护，视之为本体论、为立国之本，另一方面他提出的新道德、新价值、新生活标准，竟然是并采颜元——这位胡适等西化派所大为表彰的“反理学的思想家”之言和西方现代的政治道德而成，后两条更基本上全属西来。对此，他并不讳言，也有所解释：“其因民族竞争之大势，而道德的价值随之变更，则采习斋之言与西方政治道德以补充之。吾国今日之急需，非徒个人之独善其身，而在民族健康之恢复，故所谓道德，应合动静精粗公私而一以贯之。” 1940年代，张君劢主要致力于人权、宪政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扬与政治实践，在其为数不多的几篇关于民族文化文章中，抗战末期（1944年）发表的〈张东荪著《思想与社会》序〉一文，值得我们较为详细地加以讨论——因为它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为张君劢1930年代与晚年的民族文化观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承上启下的关系。 在《思想与社会》一书中，张东荪讨论了中西思想的道统：他将“中国的道统”归为“儒家思想”和“理学思想”；而将“西洋的道统”归为“耶教思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关于张东荪所揭示的西洋三大道统，张君劢特别指出，“此三者中有一以贯之者，为理智，为理性”：关于中国的道统——儒家、理学，张君劢以为，亦可说是理道之论，它发于孔孟，大盛于宋明儒者，不仅于理学方面有极精确之定义与极广大之宇宙论，而且在实际的行政方面，也有所谓“乡约”、“庠序之教”、“兵农不分”、“常平仓”、“井田之追忆”等等，都是“本于民贵君轻、不患贫而患不均之公平至正之大道”。所以张认为儒家的精神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是相同的——因为都是本于人心与思想的“理性”。 不过，张也指出，中国的儒家思想、理道之论，只是在传入欧洲之后才发展为理性主义——“在知识方面为范畴为论理方法，在行为方面为道德为意志自由”，他感叹道：“夫吾国为理与道之发见者，特不知推广而用之于理智方面，以自陷于不识逻辑、不识科学之大病，今而后惟有力矫前非，在旧萌芽之上，培植而滋长之，不墨守陈腐之道德说，乃由新理智以达于新道德，庶理性与理智有以见其全体大用矣。” 显然，张君劢仍然强调中国文化在科学和逻辑方面有明显缺陷，所以今后必须大加培植之，“由新理智达于新道德”。不过，张旋即指出，启蒙理性的核心就是“理智”，“有理智之用也，害亦随之”——科学可以产生治病救人的医药、便利的交通，也可以产生杀人的武器。张认为，儒家不必藏己、不必为己的思想，道家为而不有，宰而不制的思想，这正是东方之所长、西方之所短；而西方的逻辑和科学方法亦远非东方之“恶智者”所能望其项背；今后的新文化应该是一种东西方思想互相参照与融合的“德智主义”。他总结道：“东方所谓道德，应置于西方理智光镜之下检验之，西方所谓理智，应系之于东方道德甘露之中而和润之。然则合东西之长，熔于一炉，乃今后新文化必由之途辙，而此新文化之哲学原理，当不外吾所谓德智主义，或曰德性的理智主义。” 从〈张东荪著《思想与社会》序〉一文看，张君劢一方面表现出与1930年代思想的承续性：他仍然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发展和前进的指标——这最直接地表现在他以“理性”作为中西道统所共通的思想背景上，同时他也仍然强调中国文化在逻辑、科学、理智方面的缺失，更由此提出了“由新理智达于新道德”的观念——这样一种路径，似乎暗示着“新理智”仍然是中国未来文化的当务之急与切入点。另一方面，张君劢的思想也已经显露出了一些与1930年代不同的趋向：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较1930年代有所上升，不仅坚持儒家道德论有其价值，更开始指出儒家思想有合于现代、合于人心与思想的“理性”的一面；同时，他也开始明确地批评启蒙现代性过于偏重理智而未尝涵育于道德空气之中，并据此提出了以东方道德与西方理智互相参照与熔合的“德智主义”的文化理念——在张君劢晚年关于“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论述中，这些趋向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伸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