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亡”为何压不倒张君劢式的启蒙？ 综观张君劢1930－1940年代的民族文化思想：在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严重危机的背景之下，张君劢并没有简单地诉诸于民族文化的传统性或根源性。一方面，他强调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本位性，另一方面又强调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和现代性，并以“创新存本”、“死后复活”的方略来化解传统现代、古今中西的纠结。 事实上，张君劢就是以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现代理性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新文化前进的方向和指标，这在其关于“新知识”（新科学）与“新道德”的具体内涵的阐述中也非常清楚地反映出来。在这种“现代”的基调之下，张君劢也依然延续并深化着科玄论战反思启蒙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无论是对于“心”与“思”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以及对“自主”的科学思想的强调，还是对于应将知识与道德等同视之以及知识（理智）应涵育于道德空气之中的诉求，在在可见他对于启蒙现代性过于偏重物质、理智与功效的反省，对于逾越本分的科学主义的反抗，以及重建道德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的思想努力。也正是基于对道德价值的重视，他明确地将儒家的义理心性之学与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三纲五常）分割开来，并视前者为指示国人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文化至宝——然而，这种珍重和维护在1930年代张君劢关于新道德、新价值具体内涵的多次阐释中实际上只具有一种标示性的意义——大概是出于民族危机的现实压力和对于“现代”的时代境况的明确意识，张君劢基本是以西方现代的公民道德和团体观念（民族国家观念）来构建中国“新道德”的蓝图。直至民族危机已略微舒缓的抗战后期，张君劢才提出以东方道德与西方理智互相参照与熔合的“德智主义”，作为中国今后新文化发展的方向。 以上我大枝大叶地对张君劢1930－1940年代的民族文化思想作了一个澄清，更为详细地梳理与分析可以参看拙著《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特别是第四章第三节。最后，我想把考察的“镜头”再拉长一些、放远一些：当我们考察张君劢毕生文化观的演进和变化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越是中国实存的民族危机严重、急迫的时候——无论是由内战所引发（如1924年写作《国内战争六讲》时所面临的情境），还是由外患所触发（如1930年代），张君劢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认同就越强烈，批评就越少，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的批评就越尖锐，褒扬就越少；而当实存的民族危机不是那么迫切的时候（如1920年代初期、抗战后期、晚年），张君劢对于启蒙流弊的反思、科学知识和功效理性的过分扩张对于道德和精神生活的侵蚀，便会有更多的批评和反思，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价值、天人合一的“生命理性”和乃至一种准宗教的情怀会有更多的肯定和彰扬——这样一种情况，毋宁说是“救亡压倒‘反启蒙’”。尽管这是在张君劢主张融合中西文化、融合传统与现代以及肯定广义的现代理性主义、批评儒家纲常和专制制度的这样一种总体倾向之下的比较微妙的变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加以高度的重视。 辩证的看：越是张君劢这种具有较强的一贯性的思想家，其一贯性背后的细微变化，可能包含有更为丰富的思想讯息。思想对于环境的变动尤其是剧变，通常不会“无动于衷”，实存的民族危机的剧烈升高确实对于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有所冲击、有所影响，然而值得我们审慎思考的是：对于思想背景不同、关怀不同的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分界线是否有所不同？究竟又是在哪里？ 诚然，我今天在此所揭示的只是关于张君劢的个案研究，无意也无力去完全否定“救亡压倒启蒙”的经典论旨——它有可能仍然覆盖着“历史的真相”的大部分。但是我仍然相信：一个一个地去揭开“历史的真相”不失为一种可靠的方式，它能够丰富我们对于整体历史图景的认知，这也正是个案研究的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