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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程(上)

http://www.newdu.com 2017-12-07 国学网 陈友冰 参加讨论
意大利的汉学研究,按威尼斯大学汉学家兰侨蒂(Lionello Lanciotti)的话来说,“它在欧洲是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之所以说是最古老的,因为它在西方起步最早,可以推溯到明

    意大利的汉学研究,按威尼斯大学汉学家兰侨蒂(Lionello Lanciotti)的话来说,“它在欧洲是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之所以说是最古老的,因为它在西方起步最早,可以推溯到明末清初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ieu Ricci,1552-1610)和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甚至是13世纪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至于说它又是最年轻的,是因为在利玛窦和卫匡国之后三百年间一直徘徊不前,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又逐步复苏发展起来。
    下面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主要例举,对意大利汉学的发展演进、学术分期、代表人物及典型特征作一寻绎和探讨:
    一、传教士汉学阶段
    
  意大利汉学,起始于耶稣会教士的东方传教活动。在此之前,还有位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元代时期的中国作了最早的描述:1275年,马可·波罗同父亲、叔父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和生活了24年后才返回祖国。回国后在狱中口述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在游记中,马可· 波罗从一个意大利城市国家时期商人视角,讲述了中国经济、文化、民俗等各方面的情况,这可以算作意大利人关注和探究中国的开始。《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曾受到以伦敦亚非学院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手稿研究的弗朗切斯·伍德博士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怀疑,由此而产生一系列争论。但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元史研究专家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则记载:关于波罗一家历经艰险护送苦苦真公主离开中国前往波斯的经过,其旅途中的所有细节同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叙述的内容完全一致。《永乐大典》成书于1311年,即在马可·波罗离华十多年后,马可不可能看到这本。杨志玖的这一发现似乎可以暂时平息关于《游记》内容真实性的旷日持久的争论。
    传教士时代的意大利汉学家可谓群星灿烂,产生了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1575—1620)、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罗雅谷(Jacques Rho,1593-1638)、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殷铎铎(P erosper Intorcetta,1625—1696)等一大批出色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也是转播基督教义。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感到需要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以便于中国民众更好地沟通。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一批传教士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逐渐从客观需要变成主观热爱,从而成为中华文化虚心的接纳者和热心传播者,由单纯的传播基督福音兼成沟通东西方的文化,在给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向欧洲传播东方的文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儒家伦理已成为他们为之献身的一种新的宗教热情。这批传教士中,最杰出的当属利玛窦和马尔蒂诺·马尔蒂尼(卫匡国)。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城。16岁时离开家乡来到罗马,成为圣母报喜教团最早的成员之一,1571年进入圣安德烈备修学院学习,受到当时新兴的耶稣会派宗教思想的熏陶,这个新教派“不仅为了获得美德和基督的怜悯,而且主要是为了促进艺术和科学”。这种精神对利玛窦后来一方面向中国传播校方西方科学技术,一方面接受中国文化并向西方传播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十三个月后,利玛窦转入罗马公学,直到1577年5月18日他离开罗马,开始漫长的远东传教生涯。在印度传教四年后,1582年8月他来到澳门,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时已三十岁的利玛窦开始学习汉语,为到中国内地传教作准备。第二年九月,他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一同到了广东肇庆,在肇庆知府允准下在肇庆建堂,这是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座教堂。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利玛窦已成为一个“西儒”,他不但改穿儒服,而且以他对天文学、数学和輿地学的丰富知识结识了许多达官显贵和士大夫,如江苏的翟太素,兵部侍郎石星,江西巡抚陆万陔,两位明朝王室建安王和乐安王,礼部给事中祝石林,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徐光启等,这些人为他的传教和进京拜见万历皇帝提供了极大支持。如在南昌传教时,他完成了江西巡抚陆万陔嘱咐的《西国记法》,陆便同意他在南昌建教堂传教。在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后,礼部尚书王忠铭则陪同他进京。至于徐光启,更成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重要支柱。利玛窦不仅能流利地使用汉语,并用汉文写出第一本介绍天主教义的《天主实义》以及他的第一部中文论著《交友论》。1600年5月,经祝石林和翟太素的帮助,利玛窦再次赴京,终于在1601年得以将自鸣钟、西琴等西洋贡品进贡给了万历皇帝。他后来虽常常进宫,却始终没得到过万历皇帝的召见,但进京居住的目的却达到了,这正是西方传教士范礼安等为利玛窦设定的最终目标,亦正如利玛窦在临终时对同伴们所说的那样:“我给你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这座门进去,可以建立许多大功劳。当然你们要煞费苦心,也有许多危险” 。利玛窦于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去世,此时他已在中国生活了28年。万历皇帝认为利玛窦“慕义远来,劝学明理,著述有称”特“宣加优恤”,赐给他一块墓地,下葬时派遣大员祭奠,墓地正门上还有钦赐的匾额。利玛窦是欧洲第一个汉学家,他不仅是“西学东渐”第一人,也是西方传教士中国化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的传教士多以居高临下姿态,要以西方文化来征服东方蛮族、利玛窦却学习儒家典籍,膺服中国文化,乃至改穿中国服装并起了个中国名字。他力行的“文化适应”使东西方文化交流建立在一个平等的桥梁上,他的代表性专著《利玛窦中国札记》,把中国比较全面也比较真实的介绍给欧洲。这部专著是他在去世前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的一部意大利文手稿。他去世后,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将这份手稿带往罗马,并将它译成拉丁文,于19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封面题字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这部专著对明末的中国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各个侧面作了详尽的介绍,并用相当大的篇幅对中国的儒家、老庄哲学进行评价和介绍,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明末中国社会以及东西方交往的各种情况。它的价值一方面在于是一个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亲历,而不是像其它关于中国介绍那样仅仅根据传闻甚至想象,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他没有以基督文明来拯救东方蛮族那种居高临下姿态,而是对介绍的儒家和老庄哲学充满仰慕,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有种客观平等的意识。他还将儒家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加少量的注释介绍给西方,这也是《四书》的第一部西文译本。利玛窦的中国文化观和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近代哲学家如莱布尼奇、沃尔夫等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像狄德罗等法国百科全书派,他们在启蒙运动中批判西方宗教虚伪性时,也多借助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甚至以孔子为偶像,这与利玛窦等在中国的第一代传教士努力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分不开的。
    卫匡国于1631年加入耶稣会,1640年随团赴印度传教,三年后来华。途经上海时,26岁的卫匡国在年长会友潘国光的引领下开始学习文言文。此时的晚明政权已风雨飘摇:1644年南明国都南京被清军攻陷,一年后清军又攻陷杭州。1651年,他在一位中国青年的陪伴下从海上回国,经过长达一年半的海上行程,才到达挪威,然后经德国、荷兰辗转到达意大利。卫匡国在中国八年间,除从事传教活动外,还致力于学习和研究汉语,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籍,用拉丁文和中文写了不少著作,分别在欧洲和中国出版。1654年,他经德国到达荷兰时,应一群急于了解中国的学者之请,编纂了一本《汉文文法》,这是西方第一部汉语教材,虽因西方当时无中文字模而无法出版,但毕竟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卫匡国一生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文法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以《中国先秦史》和《鞑靼战纪》为代表 。《中国先秦史》出版于1658年,这是欧洲汉学史上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它仿照李维的《罗马史》,以编年形式叙述中华民族从起源到耶稣诞生前的历史。在1777年冯秉政的《中国通史》出版之前,卫匡国的《中国先秦史》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上古史的最佳著作。1654年他的《鞑靼战纪》在安特卫普出版,主要讲述他亲身经历的满清灭明战争,也是第一部从西方人眼中观察得出的中国境内民族冲突的真实记录。“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不足”(方豪语)。同年,他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新中国地图集》,这是一部有关中国和日本的地理、民俗以及统计学专著,其中收录了17张中国境内各省的地图,详细记录了各省的疆界、城市、山川、名胜、土产、工业、民风民俗,以及各省向中央纳贡的资料。该书出版后曾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卫匡国也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
    卫匡国与利玛窦一样,传教中没有那种以基督文明来拯救东方蛮族的居高临下姿态,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有种客观平等的意识,这在天主教内部发生的所谓“礼仪之争”得到充分的表现。1650年,天主教内一部分传教士主张用西方礼仪同中国官府打交道,遭到中国官府的拒绝,从而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布道的一大障碍。卫匡国谙熟中国文化,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按利玛窦的评价是“力效华风”。他代表耶稣会赴罗马去力争按中国的传统礼仪。经过长达五个月的争论,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最后降旨同意采用中国礼仪。卫匡国这种文化包容的豁达胸怀,不仅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排除了障碍,也使天主教逐渐中国化,这对中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都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利玛窦和卫匡国,罗明坚、艾儒略、殷铎铎等传教士也为意大利的早期汉学做出较大的贡献:罗明坚于1584年编写的《圣教实录》,是欧洲人最早用汉语写成的布道书;殷铎铎致力于将儒家文化典籍介绍给欧洲,1662年,他在江西建昌翻译出版了《大学》和《论语》的一部分,1667年在广州、1669年在印度又翻译出版了《中庸》,1687年与另外三位耶稣会士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向西方介绍中国儒家代表人物和儒家文化,同时完整的翻译了《论语》,并附孔子的小传和一篇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艾儒略则相反,他致力于用中文将西方地理和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民众。
     二、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的过渡期
    
  利玛窦和卫匡国之后三百年间,从传教士汉学角度来说,是一个长长的空白,但在这块几近荒芜的土地上,专业汉学则在孕育和萌动。这种征兆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内容上,从为传教服务的中国地理、各地风俗介绍,汉语语法、汉字等工具书的编写,儒家代表人物和礼仪的简介等实用性汉学逐渐转向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在形式上,由传教士的个别行为逐渐转向学校教育和研究机构,其研究者的身份也由传教士转为世俗的学者。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安得罗齐(Alfonso Andreozzi,1821–1894)、赛维理尼(Antelmo Severini,1828–1909)、普意尼(arlo Puini,1839–1924)等人起了关键的作用。
    1815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开设“汉语和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由27岁雷幕沙任讲座教授,标志着法国汉学研究由传教士转为学院派学者,西方汉学“近代”阶段由此开始。1832年,年仅44岁的雷慕沙因传染上霍乱病逝,由他的学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接任。儒莲长期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他是最早重视中国通俗文学的法国汉学家。1860年他翻译的《平山冷燕》在巴黎迪迪埃出版社出版,儒莲在其“序言”中指出:对一个真正的东方学者来说,“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必须“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风俗小说。他说:“若要彻底了解我们今后将与之共同生活和互相往来的民族风俗习惯和性格特征,研究这些作品是十分有益的” 。他身体力行,前后翻译的中国戏曲小说除《平山冷燕》、外,还有《白蛇精记》、《玉娇梨》、《灰阑记》、《赵氏孤儿》、《西厢记》,《董卓之死》(这是《三国演义》的部分章节,也是这部小说的最早译文)等。安得罗齐和赛维理尼是儒莲的学生,两人皆追随其师的脚步,研究中国的通俗文学,安得罗齐将《水浒传》翻译成拉丁文,这也是西方第一个《水浒传》译本。赛维理尼是佛罗伦萨皇家高等研究院第一个“远东语言”讲座,他在日本文学的翻译研究上成就更高。赛维理尼的学生普意尼更多的关注中国的公案小说,翻译出版有包括《龙图公案》在内的七个公案小说(1872)。他还将《礼记》的部分章节翻译成拉丁文。上述的中国通俗小说均被收入晁德莅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这部选集加上他编辑的《字典》,是意大利在19世纪唯一出版的两种汉学读物。
    在汉学教学和研究的形式上,成立于1732年的中国学院标志着意大利的汉学研究由传教士的个别行为转向学校的正规教育。中国学院是今日有名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他不仅是意大利专业汉学的发轫者,也是欧洲汉学研究的先驱,他的前身则是马国贤神父于1715年在中国创建的神学院,1724年迁往那不勒斯,1732年4月7日正式定名为中国学院。教学上除开设文法、修辞、希腊文、历史、地理、几何和哲学等相当于高中程度的课程外,另开设中文等外语课以及中国文化常识。在拿破仑当政时期(1806—1815),学院的管理权并不属于罗马教廷而是政府的公共教育管理处。当时在校就读的意大利青年也越来越多,1809年已达40人。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英国大使马嘎尔尼和斯当东在组织出使中国使团时也要向学院求助。拿破仑还亲自向学院订购该院出版的欧洲第一部《中文拉丁文法文字典》。
    中国学院的培养目标在起始阶段主要是为罗马教廷培养正统的中国传教士,但后来逐渐向专业汉学偏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意大利为了拓展在中国的影响,于1868年将中国学院更名为皇家亚洲学院,发展了许多非宗教部门,并由非神职人员所掌控,增加了商业方面的教学内容,被称为“活的东方语言”。意大利与清政府初建外交时,所雇佣的不少杰出翻译皆曾在该校受训,考入大清海关的两名意籍雇员也皆毕业于该校。1866年,意大利与清政府重建外交关系后,皇家亚洲学院又增加了培养中国外交官的任务,并出现了来自中国的教授郭栋臣和王佐才等人。郭栋臣字松柏,王佐才自化南。他俩和另外三位神学院青年于1861年从中国湖北来到拿波里。当时郭才15岁,王19岁。他们在1872年就被授予了神职,打破了中国人要三十岁才授予神职的规定。郭栋臣在1869年为学院编辑了一本关于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初学教材,王佐才则致力于用拼音式的教学方法教授汉语言。王的门生Edoardo Vitale编辑出版了《中文文法:附范文、阅读、小字典及214部首》,这是用意大利文编写的第一部中文语法教科书。
    三、专业汉学阶段
    
  尽管意大利汉学在19世纪中期已开始由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过渡,但专业汉学的真正确立却要后延一百多年,直到20中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战以后的意大利汉学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为专业汉学的确立期,其中的标志是1970年中意两国建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为繁荣兴盛期。
      (一)专业汉学的确立期
    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意大利开始在废墟上重建,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意大利汉学开始复苏,罗马大学东方学院和威尼斯大学是主要的复兴基地,兰乔蒂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二战以后汉学研究的艰难和复苏的过程。他在文章中写到:“由于实质参考书的短缺,想从事任何研究都不太可能。师资又不足,无法辅助教学活动”。 这种艰难局面直到七十年代初才根本改观。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学院“开始发放奖学金,而且次数越来越多”。1970年中意两国建交,更为意大利汉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当局“开始推动学生赴中国进修”,兰乔蒂等学者也开始“借着威尼斯大学举办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的机会,与欧洲中国学术中心和中国学者有许多接触和交流”。根据中意文化协定,意大利每年约派20名学生到中国留学,中国也派一批教师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学院、罗马大学从事中文教学。
    意大利专业汉学的奠基人物是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的杜奇(Giuseppe Tucci,1894–1984)、罗马大学的白佐良(1923-)和威尼斯大学兰侨蒂(Lionello Lanciotti,1925—),他们为意大利专业汉学的确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杜奇是东方学大师,著名的西藏学家、考古学家、探险家和人类学家,精通中文、藏文、梵文和十多种欧洲语言,曾在印度两所大学教授中文、藏文与意大利文,与甘地、泰戈尔均有交往。1930年起在那不勒斯大学教授中文,两年后改往罗马大学教授远东宗教与哲学,并担任意大利东方研究所副所长,1948年至1978年任该所所长,1950年创办知名的英文汉学期刊《东方与西方》,1957年在罗马创办国立东方艺术馆。杜奇的著作主要是藏学和佛教哲学,如《印度与西藏》七册,《西藏画卷》二册,《印度哲学史》等。
    白佐良于1923年1月26日出生于罗马,16岁开始学习中文,三年后取得文凭,22岁获国际法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在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文,并同时担任罗马大学东亚史地的义务助教。1946年赴南京任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特等翻译,娶了一位中国太太,1950年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使馆撤离回国。1952年任驻香港副领事,第二年升为领事。在香港七年,白佐良结识了不少中国学者、文人,搜集了大量中文学术资料,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写成了意大利首部《中国文学史》,在意大利乃至欧洲产生广泛的影响,为他在国际汉学界赢得了声望,也为后来的汉学教学和研究准备了充足的条件。1968年1月,白受聘为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学院,后又转任外交部密使,为促成1970年中意建交作出了贡献。从1981年起以后20年间,他一直在罗马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一方面开展学术活动、培养学术骨干,为七十年代后意大利汉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完成了大量学术著作,其中涉及中国古典和白话文学、道家研究、17-18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等诸多方面。白在中国文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中国文学史》以及《龙图公案》等明清通俗小说的翻译等。
    兰侨蒂于1925年生于罗马,跟随德礼贤神父学习中国语言文学,1949年到1950年在斯德哥尔摩跟随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学习中文。195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师事戴闻达(J.J.Duyvendark,1889-1954)教授,1960年起任罗马大学东方学院中文教授,1966年至1979年为威尼斯大学中文教授,1979年转任那不勒斯大学中文教授,创立意大利汉学协会并任秘书长,1998年转为荣誉教授后主持意大利东方研究学会和亚洲词典编辑中心。从1974年到2002年,兰侨蒂还是“威尼斯和东方”研究所负责人,在杜奇(Giuseppe Tucci,1894–1984)创办的《东方与西方》担任联合主编,至今已编辑了30多册《中国》丛书。兰侨蒂的学术著作(包括翻译)多达150多种,其研究领域以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和宗教为主,比较注重中国古代文学渊源和发展规律研究,他通过对王充《论衡》的研究,认为中国学者受儒家伦理影响,比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他的另一个课题是通过唐代传奇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他的专论白话文学的《中国文学史》是继白佐良的《中国文学史》后又一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文学方面论著。1984年《威尼斯东方学丛书》出版《兰侨蒂纪念专册》,表彰他在汉学研究上的杰出贡献。1996年,史华罗等又编辑出版了三种纪念兰侨蒂的研究专书,由那不勒斯大学与罗马大学、威尼斯大学共同发行。
    更为重要的是,白佐良和兰乔蒂通过言传身教、学术著作和学术会议带出了一个团队,为七十年代后意大利汉学的发展和繁荣准备了基地和骨干。如白佐良的弟子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后来接任其师为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学、政治学、史学等诸多领域,他与其师合著的《意大利与中国》在中国有译本,他的《现代汉语词汇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更被译成中、日、韩、英多国文字。兰侨蒂教授的弟子A·卡多纳博士亦为著名的汉学才俊,专门研究唐宋时代的中世纪口语和通俗文学,他研究并翻译的一批敦煌文献也引起国际敦煌学者的关注。
    在文学研究方面,意大利三部《中国文学史》皆产生于二战以后:白佐良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46年,兰侨蒂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69年,科拉迪尼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70年。在中国古典文学译介方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虽也有少量译著问世,但大量的译著皆是在二战以后,如沈复《浮生六记》意大利文译本由兰侨蒂(Lionello Lanciotti)与Tsui, Tao-lu合译,1955年由罗马G·卡西尼出版社出版。元人杂剧《赵氏孤儿》由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Pietro Metasta-sio,1689—1782)改编成意大利文本,题为《中国英雄》,1948年在意大利出版。克拉腊·罗韦罗(Clara Rovero)将库恩的德译本《强盗:中国古典小说》转译成意大利文,于1956年由都灵的吉利奥·艾因澳蒂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的意大利文译本是从库恩的德译本转译的,转译者为波维罗和黎却奥二人(Clara Pirrone Bovera & Carla Riccio),1958年由多林诺爱诺地公司出版,前面有马丁·培耐迪克特序以及库恩原序,并附有25幅绣像。1961年,Martin Benedikter将《唐诗三百首》译成意文出版。1965年,Ludovico Antonio Di Giura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全文翻译在意出版。七十年代后,翻译的量更大而且多带有介绍和评论,如Fausto Tomassini翻译的《儒家典籍》、《道家典籍》、《孔子》、《春秋》等,白佐良的《龙图公案》,卡萨加的《话本小说》、《三十六计》,史华罗的《猴王梦》等。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奔月》、茅盾的《林家铺子》、巴金的《家》、《阿城三部曲》、《王蒙》等在八十年代后更多的被译介。
      (二)专业汉学的繁荣期
    1970年中意两国建交之后、尤其是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意大利汉学也进入了繁荣期。此时中意两国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为汉学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意大利国内高校中文系的学生也成倍增加:威尼斯大学1966年学习中文的学生总共只有20人,到八十年代初,一年级新生注册的增加到15人,到八十年代末,学生总数达200人,是1966年的十倍。在意大利的另外两个汉学中心那不勒斯大学和罗马大学东方学院,学生人数也在150名至200名左右。20世纪九十年代前,意大利只有威尼斯Ca’Foscari大学、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那不勒斯东方学院亚洲研究系、杜林大学文哲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米兰国立大学、米兰Bicocca大学、波洛尼亚大学等七所大学开设中文专业,其中真正成立系所的只有威尼斯Ca’Foscari大学、罗马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学院和波洛尼亚大学四所,其余则是中文讲座或大学课程,但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意大利境内的罗马第三大学、佩撒罗大学、佛罗伦萨大学和西耶那大学等八所大学纷纷建立中文系所或开设中文课程,数量陡然增加了一倍以上,达15所大学,学生人数达3000人左右,另外还有近二十所中小学在教授中文。 这与法国、德国乃至英国、荷兰学生中的汉学热相比虽有较大差距,但与意大利近三百年来的汉学研究状况相比,已是不小的变化和发展。
    意大利的汉学教学研究机构中,有三所高校最为著名: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大学,威尼斯大学东亚学系和罗马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皆有中文本科、进修和硕博士学位。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历史最为悠久,它也是西方汉学研究机构的先驱。其前身是马国贤神父于1732年建立的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它是当今意大利汉学研究中心,设有人文学院、政治学院、现代语言学院和伊斯兰研究学院,开设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艺术考古学、地理学等多门课程。以上学院主要承担教学工作,还有一些系所承担研究工作。意大利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如高察(Filippo Coccia,1934—1997),兰侨蒂(Lionello Lanciotti),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等都曾在该校任教。威尼斯大学东亚学系属于外语学院,1966年至1977年系主任为兰乔蒂教授,目前为阿比亚蒂教授。该系在1991年以前为印度及远东学系,开设中文、日文与印度语讲座,在Treviso分校又开设“翻译及口语”大学课程和“技术科学翻译”硕士课程。目前分为两个教学单位,分别开设“东亚语言文化”及“东亚语言经济法律”三年制大学课程以及两年制硕士课程。自1966年起,威尼斯大学一直在举办中国语言文学讲习会,每年参加讲习会的有十多名教师和一百多名学生。罗马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的中文教学始19世纪末,主持中文讲座的有瓦卡、德礼贤、白佐良等汉学名流,目前的系主任是马西尼教授。1903年文学院内成立东方研究系,1954年成立东方高等研究所,2001年改为东方研究学院,院长仍是马西尼教授。学院有罗马和米兰两个分校,皆设有“东方语言及文明”本科和硕士课程,每年大约有二百名学生在其中学习,学生必修两种东方语言。这个学院有一个汉学研究中心,叫“威尼斯和东方”研究所。该院设有汉学图书馆,领导人是L·兰乔蒂和P·科拉迪尼教授,出版著名的汉学杂志《中国》,组织国内和国际上一些汉学会议,如1973年的纪念马可·波罗国际学术会议;1976年中国法律国际研讨会和新旧中国妇女地位问题研讨会等。
    意大利大学的中文专业都是四年制,课程设置主要有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艺术和政治。古汉语的教材主要是《论语》和《孟子》,文学课主要选读中国古代和现代作家作品,如唐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聊斋志异》以及鲁迅、巴金等人的作品,现代汉语主要采用北京语言大学编写的《汉语》课本。七十年代后,汉学教学的重点和研究方向也发生位移:七十年代之前偏重于“古典”——中国古代史、古代哲学、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七十年代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后逐渐转向“现代”——现代政治、经济、现代汉语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如威尼斯大学目前分为两个教学单位,分别开设“东亚语言文化”及“东亚语言经济法律”三年制大学课程以及两年制硕士课程。学生除学习古代汉语、中国史、艺术史、哲学史外,还学习现代汉语、中国政治制度、法律、经济等课程等。近年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更为重视,系里将鲁迅的《呐喊·自序》、《阿Q正传》列为高年级教材,学生也将鲁迅研究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九十年代后,又在Treviso分校又增设“翻译及口语”大学课程和“技术科学翻译”硕士课程。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学院的情况与威尼斯大学相近。另外,中文专业中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教授,如罗马大学的布亚蒂·安娜(Bujatti,Anna,1937——)教授就是位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安娜1959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文学专业,同年在罗马中东和远东学院获中国语言和文化毕业文凭,著有《鲁迅诗歌的精雕细琢》、《我观中国现代文学》、《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描述》等。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安娜·布雅蒂则是位研究鲁迅的年轻学者,1978年,她出版了鲁迅在1925到1936年间写的四十多篇杂文,并详细介绍鲁迅的生平和文学成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又专注于鲁迅诗歌的译介和研究。八十年代后,意大利一些年轻汉学家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纷纷来中国访问、进修和参加学术会议,借机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如比亚斯科·玛格丽塔(Biasco,Margherita,1955—),1979年大学毕业后曾两次来华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著有《一位中国小说家的生平事迹——访巴金》、《中国当代文学:趋势、评论、争论》、《谈我对〈家〉的认识及其它》、《巴金与意大利留学生玛格丽塔谈自己的创作》等。在现代汉语教学中,教师也日益重视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和语言环境,经常放映中国电影、教唱中国歌曲,收听华语广播组织与中国人交谊等,以增强意大利中文专业学生对当代中国的感性认识和口语能力。威尼斯大学、那不勒斯大学和罗马大学还专设听力课、口语课和报刊课,举办有关中国问题的讲座,不断加强学生对中国的了解。那不勒斯东方学院专门编写了三卷本《中国手册》,第一卷从古代到元代,第二卷明清时代,第三卷从晚清到1949年,作为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工具书。威尼斯大学、罗马大学和那不勒斯大学的中文专业还联合编纂一本《中国现代口语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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