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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古代出现大量“野斫”琴的事实，也可看到古琴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宋代是继唐朝之后古琴的发展时期，据《宋史》载：太宗曾下令改七弦琴为九弦琴，徽宗用魏汉津之靓，造大晟乐，用一、三、五、七、九弦的五等琴，祭祀、朝贺的大乐中要用八十多张琴，仅七弦琴就要用二十三张。《画继》载：政和间宫中还有“琴院”之设，宣和殿有“万琴堂”收藏古今名琴。《格古要论》称：“宋时置官琴局制琴，其琴俱有定式，长短大小如一，古日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斫。”这足以证明统治者对古琴的爱好。至于当时民间，据《琴论》记载税：“京师、两浙、江西能琴者极多。”元人吴自牧：“浙操兴于宋，……浓丽切促，里耳无不喜。”《梦粱录》称：“府第中有家乐，儿童多执笙簧琴瑟，最可人听。”又说：“其官私妓女，……或捧龙阮琴瑟。”可见两宋时期的七弦琴并非宫廷雅乐和文人士大夫所垄断，而是出现于民间各种场合，足见当时弦歌之盛了。传世宋代野斫琴较早的有“雪应钟”、“清角遗音”、“龙门风雨”。南宋有“玉壶冰”、“万壑松”、“海月清晖”等。 明代朱元璋推翻元朝之后，为了巩固政权，继续发扬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使众多琴家来至京师活动，七弦琴在皇家关注之下，逐渐兴盛起来，擅长古琴之士Et增。到明代中期，已经发展到白天子至于庶人直至阉宦都弹琴的境地，真是上有好者，下必胜焉。故有明一代自始至终成为古琴音乐的极盛时期，作曲修谱，造琴之事，到清兵人关也未尝停止。留传至今的明代琴谱尚有相当数量，而传世的明琴至今不可胜数，其中有成化、弘治御制的有藩王宁、郑、衡、益、潞王与崇昭王妃的;有名家手制的，如高胜、惠祥、祝公望、尹国成、冯朝阳、杨椒山、王涯仙、左光斗、萧祥生、王舜臣、金永叔、李枝、张冲和、徐嘉彦、刘师桐、宋睿、干氏、萧敬、汪士思、严天池、王昆一等。南昌和苏州还有两个斫琴世家，即南昌的涂氏和吴门的张氏，他们祖孙由嘉靖至崇祯世代制琴。此外还有些太监也造琴，如胡喜谏等。 那么古琴艺术如果任由人民大众所掌握，会使古琴的发展方向走偏吗?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现今世界上存在着多种乐器，仅是中国民族乐器就有：琵琶、阮、古筝、二胡、竹笛、扬琴等多种，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乐器来欣赏并学习。而想来欣赏并学习弹奏古琴的人们，恰恰喜爱的就是古琴的质朴无华、幽远深邃的音乐特质，隽永含蓄、意味深远的文化内涵，一句话——就是那个“古”味。相信如果有人想改变这种风格与味道，众多的古琴爱好者是不会答应的。人民大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着深切的热爱与准确的鉴别力，所以让人民大众了解并掌握古琴是使古琴事业健康发展的最可靠的社会保障基础。“老八张”中弹奏琴曲的琴人都早已作古，可广大古琴爱好者至今还在追寻并倾听这套唱片。管平湖、刘少椿、吴景略等老先生已去世多年了，可他们的崇拜者在当今社会里却越来越多，甚至许多人在自己的住房、工作室、汽车的音响中常年播放他们的CD唱片，对这些为中国古琴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琴人们热爱、甚至痴迷。试问：如果没有樵夫钟子期，怎么会有伯牙的“千古知音”呢? 任何优秀的艺术如果脱离民间，无异于断绝了活水源头，正是由于古琴大量存在于民间的事实，有关部门才将古琴艺术列入国家级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民间音乐”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