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语：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唐河县人。1919年赴美留学。1923年冯友兰提交了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并通过答辩，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广东大学哲学系教授，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校秘书长、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会议主席，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49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一直工作至1990年去世。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冯友兰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600万言。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谋求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途径。20世纪30年代，他编著出《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有英、日、朝文译本)，这是近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确立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抗战期间，他撰有“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有英文译本)、《新知言》，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完整的新理学哲学体系。1948年他出版了《中国哲学简史》(原著用英文，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成为世界各国中国哲学史通用教材。晚年又以95岁高龄写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以哲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近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未来，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 一、 人生境界说 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角度看，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是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人生价值观。他把其思想体系的旨趣规定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HTK〗(《新原人·序》)〖HTSS〗，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极为重视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并把这一重要理论问题视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正是基于上述的旨趣和宗旨，冯友兰在他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HTK〗(又名《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HTSS〗中，明确地提出哲学是求好之学。他说：“人乃于诸好之中，求惟一的好(即最大最后的好)，于实际的人生之外，求理想人生，以为吾人批评人生及行为之标准。而哲学之功用及目的，即在于此。故哲学者，求好之学也。”而所谓的“求好之学”，就是指确定理想的人生，确定人生的真正价值取向。 但是，新理学哲学体系所追求的目标、落脚点，却是关于人生的真正理想人格、境界和意义。因此，在《新知言》中，冯友兰明确写道：“假使我们只用一句话，说出哲学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绪论》中，他又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人类精神，一般是指作为认识主体和道德主体的知、情、意三者的统一，也就是指人的道德情操的自觉，即对理想人格、理想境界的追求。而这种追求足可以启迪人们：既然生而为人，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现实出发去追求人类应有的理想态度，并从中获得对现实生活的坚强而美好的信念。这是儒家传统人生价值观的一贯导向，也是冯友兰人生四境界说的价值和意义的根本所在。 在具体回答人之所以为人和人生意义的问题时，冯友兰以他的新理学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明确地提出了所谓“尽心知性”而“尽伦尽职”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尺度。所谓“尽心知性”，旨在阐述人之所以为人的“必然之理”。而“尽伦尽职”，用以说明人所要做到的“应该之事”。这样，冯友兰便提出了一种由知“必然”而行“应该”的新理学的伦理道德公式。当然，在他看来，在知“必然”而行“应该”的公式中，其关键是在于人能否“觉解”，也就是人的“知觉灵明”。基于这样的一种公式，冯友兰把人生的意义划分为四个阶段、四种境界;也由于基于这样一种公式，冯友兰具体分析评价了四种境界中人生的不同价值和意义。 冯友兰认为，有觉解是人之理，求觉解是人之性，能觉解者是人之心。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必须追求人之理，成就理想的人格，而欲成就理想的人格，则必然尽心知性，充分发扬固有的“知觉灵明”。在他看来，这种觉解对于每种人生境界和人生意义都是必须的。所以说：“充分发展其心的知觉灵明是‘尽心’。尽心则知性。……人的知觉灵明发展到知性的程度，即有上章所谓高一层底觉解。”(《新原人》)据此而言，判断人生境界和衡量人生意义的根据，并不是以其他的什么标准，其实质仍然是坚持以儒家的尽心知性说为尺度、准则。 从“尽心知性”即所谓觉解出发，冯友兰认为，处于自然境界中的人，由于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新原人》)，既不懂得行事的意义，也无所谓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而是处于一种“无心”即“无我”的精神状态。“无心”“无我”，当然说不上什么尽心知性和尽伦尽职，因此，其行为无法用伦理道德价值的尺度去衡量。 但是，人总是要有所觉解，而觉解首先是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便必然有所追求，即追求自我的名誉和利益。这样便进入了所谓的功利境界。因此，冯友兰认为，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都是‘为我’底，都是‘自私’底”(《新原人》)。即在冯友兰看来，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虽然有所觉解，但也只是觉解到“生物之理”和“动物之理”，而对于“人之理”、“对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并无觉解。”(《新原人》)因此，他们只能尽“人心”，而不能尽“道心”;只能知“人所有之性”，而不能知“人之性”。这样一来，他们“虽明知某事应该作，但因受‘自私’的牵扯，而不能作之”(《新原人》)。即还谈不上做到“尽伦尽职”。从这种观念出发，冯友兰认为，一般所谓的英雄才人，大都属于此种境界。这是因为，“英雄才人的为人行事，虽大都可以成赏玩赞美的对象，但亦大都是不足为法，不足为训底。”(《新原人》)明显地贬低了英雄才人行为的道德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冯友兰人生价值观的非功利主义的思想倾向。 功利境界之后是道德境界。道德境界既区别于功利境界又高于功利境界。处于道德境界中的人，已经对人之所以为人有了真切的了解，所以称做贤人。两相比较，如果说功利境界中的人只知有小我，那么，道德境界中的人则知有大我;如果说前者只知利我，那么，后者则知利他。一句话，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已经能够知“必然”而行“应该”，即做到“尽心知性”而“尽伦尽职”。因此，冯友兰进一步指出，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义”与“利”或“公”或“私”。他说：“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的。求自己的功底行为，是为利底行为，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底行为。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他了解人之性是涵蕴有社会底。……这些都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中，应有之义。”(《新原人》)在这段话中，关于义利关系问题，冯友兰显然是在扬弃儒家传统的义利观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譬如，儒家传统的“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儒家传统基本上重义轻利，而冯友兰则是讲义利兼顾，等等。由于处于道德境界中的人即贤人，能够确切地了解“人之理”和“社会之理”，能够正确地处理义与利或公与私的矛盾，也就必然地会做到尽伦尽职。所以，冯友兰用了很多笔墨对贤人所以能够尽伦尽职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述，并许以极高的人生意义和道德价值。现在看来，冯友兰关于尽伦尽职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纠正见利忘义的非道德思想倾向，对于树立职业道德的观念和敬业精神，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可是，在冯友兰看来，贤人虽然能做到尽心知性而尽伦尽职，但是，还不能够做到知天而尽天职。据此，他又提出了天地境界，认为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被称为圣人。他说：“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种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在此种境界中底人，有完全底高一层底觉解，此即是说，他已完全知性，因其已知天。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而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新原人》)这段话似乎有些费解，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儒家一贯倡导的“仁者与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处于道德境界的贤人，固然做到了尽心知性而尽伦尽职，但还只是停留在社会领域，还不可能参天地之化育。只有尽心知性知天，不仅尽伦尽职而且奉天事天，才能超越自我与非我而自同于大全、“体与物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即高扬人的主观精神的境界。所以，冯友兰又把天地境界的特征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从天人关系和人我关系方面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和阐述。 所谓“极高明”，系指新理学处理天人关系的准则，其核心就是知天、事天，使人的主观精神与新理学的“理”完全合而为一。所谓“道中庸”，则是新理学处理人我关系的准则，虽然处于平常之中，却能尽到天伦天职，不勉而中。因此，关于“极高明”和“道中庸”的关系，冯友兰指出：“圣人的境界是超世间底”，“即世间而出世间，就是所谓超世间。因其是世间底，所以说‘道中庸’，因其又是出世间底，所谓说是‘极高明’。即世间而超世间，就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新原道》)这就是说，在人生境界方面，要贯彻出世主义原则，即“极高明”;在行事即人我交往方面，则要执行入世主义原则，即“道中庸”。因此，“极高明而道中庸”即是一种出世和处世相统一的精神境界，又超越于出世和入世之上，所以，冯友兰又把天地境界称做超越的境界。因为，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既可以超越于自我的经验，又可以超越于理、大全等理智，而保持人的主体精神的自乐自足。处于这种精神境界的人，无论是在逆顺、贵贱、生死等情况下，都可以始终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崇高的气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