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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腾霄 一 世界是多极的世界，思维也是多元的思维，霞光瑞彩，缤至纷呈。就哲学思考而言，东西方哲学，各有特点。东方思潮的主导精神是经世致用，西方思潮的主导精神是格物致知。中国哲学思潮是重德业，尚事功，学以致用。中国实践哲学的本质在于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这方面，孔子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真正哲学家。西方哲学则倡导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似已为不少学者所共识。 当然，这两大思潮的差异，不是绝对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爱智慧、尚思辨的哲人，也有经世致用的方面。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创始者，在西方这两个学科的名字就是他取的。中国先秦时代辩证思维就很发达，例如孔子讲“辨惑”，老子讲“观复”，庄子讲“反衍”，《易传》讲“通变”，荀子讲“解蔽”等都具有辩证思维的含义，反映了事物的“通变”、“动静”、“贵贱”相互转化的方面。 在历史长河中，东西方思想文化演变过程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德业、尚事功、学以致用的哲学特点，长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并成为广大群众意识的所有物。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学术思想的进步。汉以后，孔子的儒学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的地位。在《论语》、《左传》中，充分地反映了孔子儒学的思想。孔子儒学强调道德的价值或作用，认为“仁”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君子义以为上”（注：《论语·阳货》。），“好仁者无以尚之”（注：《论语·里仁》。），就是认为仁的道德是至高无上的。人们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论语·里仁》。）作为孔子儒学后继人之一的孟子进一步明确肯定人人都应该具有这种道德或价值。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注： 《孟子·告子上》。）认为这固有的道德或价值是天赋的，既不是别人的赐与，也不可能为别人夺去。孔子在“仁”的道德基础上，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特别在民族危机的关头，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与军事家为了民族的振兴，战斗在斗争的最前沿，他们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都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熏陶下形成的。 在西方则不同，正心、修身总是属于一个从属的部分。例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把实践科学放在理论科学或思辨科学之外，居于从属的地位。德国古典哲学实际上是在思辨的方向发展起来的，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经世致用方面是忽视的，甚至采取鄙视的态度。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黑格尔。他从思辨哲学出发，认为“思想就是对思想的思想”，哲学史就是“思想自己发展自己的历史”（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0、119页。）。从这一前提出发，他极力贬斥孔子的哲学思想。他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所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东西。”（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0、119页。）这一评价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和民族偏见。其实，在西方也有很多学者对孔子儒学及中国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莱布尼茨、沃尔夫和托尔斯泰等。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物质文明较西方极大的落后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什么落后，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保守多于进取，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方面，主要方面是政治干预了经济。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并且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偶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极大地延缓了历史的进程。100多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各派政治人物竞相登台，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在本世纪20年代，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曾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当时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少数人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历史提出来的，是活生生的现实提出来的，即中国为什么落在西方的后面？在这次讨论中，有人以“天人合一”为中心观念来比较中西思想的差异，主张融合中西，而“中国哲学精神当为其中心”。这种思想是把传统文化思想与社会改革等同起来，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有的则采取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就是政治制度、道德、文学、音乐、艺术、身体都不如人。”（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正是这种观点为“全盘西化论”打下了思想基础。 严复在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时，曾经作了较为细致的比较与分析。在《论世变之亟》中，他说：“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虱，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注：《严复集》第一册，第3页。）对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差异，严复是采取了客观的分析态度的。 在众说纷纭中，真正解决中国思想界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外国的近代文化，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才逐步为中国的进步人士所接受，成为中国前进的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了民主的局面，学术空气比较浓厚，这是很好的事。另一方面，又有各种主张和学说。例如，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从而导致科学技术不发达，西方文化的精髓是主客二分的思想，这推进了其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20年代的某些思想，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指导，离开了社会实践，就文化谈文化。 二 在孔子的儒学思想中，中庸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他处人处事和行为的重要准则。中华文化传统中，一种主张以刚克柔，一种主张以柔胜刚。孔子认为应该相济，刚太过，柔则不足，都是不可取的。孔子提出“过犹不及”的思想，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了“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要正确解决问题，就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度”。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贡，议论子张与子夏孰贤时，孔子认为“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进而问他“过”与“不及”何者为好时，孔子认为“过犹不及”，两者都不是正确的认识方法或思想方法。 在行为和做事方面，孔子提出“中行”，认为“允执其中”是合理至当的。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注：《论语·子路》。）孔子既反对急躁冒进，又反对畏缩不前。条件不具备，冒然行事，必然发生错误，条件已经成熟，不去奋斗，就要失掉机会。在行的过程中，要“礼之用，和为贵”（注：《论语·学而》。），意思是说，礼的作用，要注意行中的人际关系，并且要做到和谐、恰当和恰到好处。同时，孔子还进一步提出“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注：《论语·子罕》。）的思想。就是说，要反对认识与解决问题绝对化。人有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是不可能做到尊重客观，不犯主观性或片面性的错误的。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论语·子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事物的同一与矛盾。遵循这样的认识规律，人们在认识与解决问题时，既不能盲目附和或折衷调和，也不能固执己见，否则，便不可能正确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 孔子的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或思想方法，在他的伦理思想中、政治经济思想中以及教育教学思想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孔子首先提出要尊重个人的人格或个性，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是与尊重自己的独立人格相联系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为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论语·雍也》。）孔子和子路有一段对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注：《论语·宪问》。）孔子把“修己以敬”和“修己以安百姓”结合起来，这种民本思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长期起着积极作用。 一个人考虑自己的利益或问题，就要同时考虑别人或社会的利益或问题，而不能损害别人或社会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私利。这种道德规范曾经推动中华民族的前进，就是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他们的利益既有对立的方面，又有不对立的方面，因而是非标准也是既有对立的方面，又有不对立的方面，如果离开共同的是非标准，社会就不可能前进。孔子所处的时代，人际关系从纵的方面讲，可以概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应以礼貌对待下臣，臣奉君要尽心尽职。孔子认为，要做到父慈子孝，父亲要慈爱儿子，儿子要孝敬父母。从横的方面讲，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论语·为政》。）一个人不敬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就不可能敬爱别人的父母、兄弟。在子游问孝时，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有别乎？”（注：《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人仅仅做到在生活上赡养自己父母，这是和犬马没有多大区别的，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对父母的敬爱，并且要从行动上体现出来。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出以个人家庭为单位，但是，孔子的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精神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孔子的思想充满了民主精华。他提倡德政、仁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注：《论语·学而》。）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注：《论语·颜渊》。）执政者先修己后安人，以自己人格之完美、仁爱之心和恭、宽、信、敏、惠的精神说服别人，征服别人，然后，才有可能治理国家或天下。孔子认为，从政者使民一定要主信，“民无信不立”（注：《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注：《论语·为政》。），“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注：《论语·学而》。）。从这些思想来看，孔子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必须取信于民。 孔子的经济思想是和时代相联系的。孔子初次到卫国，一看到人民众多，便称叹：“庶矣哉！”随从弟子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他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他说：“教之。”（注：《论语·子路》。）在富民政策中，孔子把生产与节约联系起来，提倡“惠而不费”，“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注：《论语·学而》。）。在治国中，他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在商业交往中，孔子认为应该有商业道德。子贡说：“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注：《论语·子罕》。）孔子这种商业道德，在中国历史上的商业交往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商业交往到了空前发达的程度，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国的模式无不体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性，例如美国和德国以及欧洲各国各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深深扎下根。我们应该在商业交往中继承与发扬这种民族优良的传统。儒商就是要把这两种精神结合起来，推动中华民族的振兴。 孔子这些伟大的政治改革或政治理想，主要是通过教育改革来实现的。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政治改革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论语》不少人认为就是一部教育学。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在教育与教学中都阐述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观点，真正把哲学道理运用到教育与教学实践中来。孔子还认真总结了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他编纂《尚书》，作《春秋》，整理《诗经》和《周易》，对《礼》、《乐》中的传统思想资料的整理与传授。《论语》中孔子论礼、礼仪、礼制、礼法等的内容是很多的。孔子在整理古籍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情况，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在教育和教学中提出一系列辩证的思维方式、方法。在后来的教育与教学实践中，并没有推翻或否定孔子曾经提出的教育与教学的原则与方法，而只是在这个基础上丰富了这些原则与方法，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的教育与教学实践。在教育与教学领域，孔子提出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具有普遍的意义。例如，学而时习之这一命题，经过资产阶级教育学与行为心理学的发展，提出学习的阶段性与间隔性，就使学而时习之的命题进一步具体化了。 孔子在办学中，实行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注：《论语·述而》。）在他的弟子中，有富千金结驷连骑的端木子贡，有高车驷马轻裘长铗的公西子华，有深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有煮霍烹薇作饭佐餐的曾参。这种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处于“学在官府”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它们闪耀着辩证的思维光辉，符合认识的规律，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继承的民族文化遗产。 首先，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这是和尊重学生的个性相联系的。在《论语》中，常常对同一个问题作不同的回答。例如，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论语·先进》。）这就是针对冉求、仲由两人的不同气质，采取两种不同的回答方法。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注：《论语·子路》。）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根据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作不同的回答。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注：《论语·为政》。）并把这一重要的辩证思想贯彻到教学的全过程。《论语》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如果一曝十寒，是不可能学到东西的，必须经常复习或练习，才有可能实现“温故而知新”。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注：《论语·卫灵公》。）仅仅这样，还是不可能掌握真正的知识，必须在学习过程中，深入的思考才有可能掌握好知识的精神与实质。多少学问家毕生穷经，却没有什么大的收获或创见，甚至成为书呆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做到学与思的辩证结合。这个道理，古往今来，都是普遍适用的。 再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孔子阐发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与学统一观。子贡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注：《孟子·公孙丑上》。）孔子说：“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注：《孟子·公孙丑上》。）孔子在这里反对自己是圣人或天才，而是勤奋的结果。同时，教与学又是统一的，既要教学生，又要向学生学习，才有可能实现教与学统一的思想。 同时，孔子还十分注意把学习与应用联系起来，而不是死背硬记已有的道理或知识。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注：《论语·子路》。）当然，孔子讲的应用和今天讲的实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今天我们讲的实践，已经涉及到社会、自然的各方面，深入到事物本质的改造。 最后，孔子认为在教学中，师生要建立互相尊敬与爱戴的师生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孔子说要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虚心态度。作为一位教师，决不能不懂装懂，要采取“不耻下问”，甚至“每事问”的态度，并且拜善人为师。不仅如此，孔子与学生情同手足，颜渊死，他悲痛不已。他不是把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而是出现在学生之中，或与学生结伴而行，或与学生席地而坐，或谈志向抱负，或畅谈个人情怀，都能做到胸怀坦荡，心心相印。 三 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决不是对立的，而是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恩格斯在讲到对待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时说：“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作为文化工作者，如何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他总结了夏、殷商和西周以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中华民族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华民族之所以逐步形成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的优良传统，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孔子儒学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特别是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儒学思想进一步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孔子的儒学长期在中国的思想领域中占据统治的地位，维护了社会的秩序，敦厚了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自然、社会、思维都是事物本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任何事物本身都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即对立性或斗争性与同一性或统一性。正因为如此，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既有量的变化，又有质的变化，而在社会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安定与动乱。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就是从安定与动乱中走过来的。孔子儒学在社会安定时候，积极地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而社会在动乱时候，就显露出其跟不上社会前进步伐的保守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对于孔子儒学的批判，从其诞生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历史条件不同，批判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不一样的。远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到战国时期，庄子曾针锋相对地批判孔子儒学束缚人性的思想。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很令人深思的，为什么孔子儒学长期被人责难或批判，却一直没有被打倒，就是因为孔子儒学在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中，是很重要的伦理道德学说与理论武器，离开了这些学说与武器，就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近代批孔运动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太平天国对孔子及其儒学进行了冲击，洪秀全是借助建立在拜上帝会基础上的基督教，并且洪秀全及其一起革命的人物，大都充满着儒家的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洪秀全反孔的真实目的，是想冲破农民群众的思想束缚，站起来造反，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革命和进步意义的。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对于孔子及其儒学的批判，呈现出一幅极为复杂的情形。康有为、梁启超的托古改制，目的是想使改革运动顺利进行。维新派人物大声疾呼的批孔运动，是想冲破“君王之网罗”、“伦常之网罗”等等。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所进行的批孔运动，特别是提倡白话文，是有进步的意义的。这个时期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变化，批孔运动是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不批判儒学加给人民群众精神上的枷锁，革命运动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总之，在近现代史中，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所进行的批孔运动，往往是通过批判孔子来达到他们不同的政治目的，如果他们是代表先进的阶级，就具有革命的和进步的意义，否则，便不可能有革命和进步的意义。 为了某种政治需要，50年代初期，在学术界曾经批判了抽象继承法。批判者的理由是说主张抽象继承法的文章是把抽象与具体对立起来了。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孔子儒学中的抽象的东西不能继承，那么，具体的东西就更不能继承了，具体的东西就是五经四书，今天能让学生学习吗？如果抽象的东西不能继承，具体的东西更不能继承，则必然走向民族虚无主义。 总之，孔子及其儒学概括了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如何正确对待孔子及其儒学，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与民族传统文化相对立的，而是必须和民族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样，马克思主义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