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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经学发展，经历了今文、古文两派由对立到合流的变化过程。论者多谓因郑玄兼论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文，古文经学沟合为一。其实今古文经学合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学术上乃至政治上的复杂原因，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但其重要一点，实与博士的职任性质密切相关。惜向之论经学者罕有论及此者，本文试就此略陈所见。 《汉旧仪》曰：“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行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文章，为高弟。”“晓古文尔雅”乃博士职任之一。按“古文尔雅”乃当时习语，其义即谓通古文训诂之学。如《汉书·艺文志》：“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后汉书·贾逵传》：“《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皆乃此意①。自汉初以来所立博士，确多通古文训诂，并能解读古文经书。征诸文献，其例颇多。如景帝时，河间献王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并为其中的《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鲁恭王得孔子壁中“古文经传”，其中有《古文尚书》，汉朝博士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又据《汉书·艺文志》及《经典释文》，孔壁所出古文《孝经》及《论语》，皆孔安国为之作传。《汉书·刘歆传》谓孔壁“《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以之与《儒林传》相较，贯公传《毛诗》、《左氏春秋》，庸生传《古文尚书》，则桓公所传为《古文逸礼》。按桓公为礼官大夫，其性质实与《礼经》博士相类。《史记·儒林传》正义引《七录》谓《仪礼》“古经出鲁淹中……博士传其书得十七篇。”是博士曾解读古文《礼经》，又《书》孔疏引《别录》：“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②《论衡·正说》：“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上举诸例，可证汉初以迄武、宣时所立博士，通古文训诂，能解读古文经书。只是其时公私学者所讲授者，主要乃已形成师说体系的今文经学，而尚未别出所谓古文经学。以往有人认为西汉博士只能教授今文，不通晓古文。此则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然“晓古文尔雅”乃博士职任之一，则识读古文既不妨其为今文博士，亦不影响其解读传习古文经书。究其实，今古文之分的主要之点，在于其学说体系之异，乃由此导致的学派门户之见，至于其文字上的今古之异，并不主要。但“晓古文尔雅”一点，已予为后来的今古文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古文经学的成立，主要应以西汉末刘歆争立古文经及王莽时立古文诸经于学官博士为标志，此后在东汉一代今古之争愈益剧烈。但在王莽立古文经学于学官之前，西汉所立今文博士本多兼习今古文经书者。除上举孔安国等诸例外，他如《汉书·儒林传》所述，江博士习《鲁诗》及《谷梁春秋》，又传《左氏春秋》；胡常及翟方进俱习《谷梁春秋》为博士，亦兼传《左氏春秋》。似此诸例，皆当与博士“晓古文尔雅”的职任相关，因而其时亦无所谓今古文之争的学派分歧。至王莽时虽立古文经学于学官，但由于其时尚未形成今古之间的森严壁垒，故博士仍多兼习今古之学者。 王莽出于取代汉室的政治目的，专力于制礼作乐事，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因而他又“专念稽古之事”③，立古文经学与此有关。所以，立古文经学于学官一事，实从属于王莽代汉的政治目的。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④，亦即他把经学利用为自己政治活动的舆论装饰。这种政治实用主义，决定了王莽虽立古文经学，但未必在学术上严格区分今古。而且今古之间的所谓家法对立，乃是由于王莽时代古文经学成熟之后，在东汉时出现的经学现象，王莽时代尚未发展到这种程度。此可以王莽时的博士议论为例说明之。《汉书·王莽传上》载刘歆与诸儒博士七十八人议王莽为其母服丧之法，其中有曰：“《礼》‘庶子为后，为其母缌。’《传》曰：‘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又曰：‘《周礼》曰：‘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经’。”按《周礼》为古文经，所谓《礼》当指今文《仪礼》。所引《礼》见于《仪礼·丧服》，其为今文《礼》无疑。因为据《汉书》之例，若同一经而有今古之别，则于今文经直称某经，而古文经则多加古文二字以示区别，如《古文尚书》、《古文易经》之类。而礼古文经则有《礼古经》、《古文逸礼》诸称。一般称《礼》则应指高堂生所传十七篇今文《仪礼》。由此刘歆及诸儒博士所称引，可见其学杂称今古，亦即其时尚未形成壁垒分明的所谓今文、文家之家法对立。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王莽为利用经学达到代汉的政治目的，在利用经义文饰政治时往往今古兼采，无意对今古之学加以严格区分⑤。这种作法必对其所立博士制度产生影响，使其所选博士多兼习今古之学。据《汉书》所言，王莽及争立古文经的刘歆，都是兼习今古之人。公孙禄指斥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⑥，亦可见其时今古文之间的壁垒门户并不明显，因而王莽时博士兼习今古文自不足怪。但王莽时代在经学发展史上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影响，即古文经学因立学官而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以此为基础才在东汉时代出现所谓今古之间的家法对立。而在王莽时代古文经学成熟之前，是无从谈到今古之学的家法对立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王莽时存在博士兼习今古之习是不足为怪的。 西汉立于学官博士的诸经，因传习较久，即至少自汉初以来已各有师说传人，故皆已形成自己的讲说体系。古文诸经则不然。古文经书出现较晚，加之多藏于中秘，外人难得见，故传习不广，讲学不精，迄未形成师说体系，故最初未能立于学官。其间虽有孔安国以《古文尚书》上奏朝廷一事，但阻于巫盅案而不果，故古文经一直未能得到朝廷方面的重视。《汉书·刘向传》谓成帝“方精《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这是朝廷注意古文经书之始。后刘歆继刘向校书中秘，建议哀帝为古文经立博士，虽未成，但古文经书发露于世。至王莽立古文经学博士之后，古文经说渐成体系，并通过讲授于太学而扩大其影响。如东汉《左传》学的主要传人是郑兴，所谓“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⑦。郑兴曾为《左传》撰作条例、章句、传诂，使《左传》之学大备而行于世。郑兴曾从刘歆问《左传》，《东观汉纪》又谓郑兴“从博士金子严为《左氏春秋》”。汉代唯光武帝时为《左传》立博士李封，余无他人，则金子严当为王莽所立《左传》博士无疑。由此《左传》之例可以概见，王莽为古文经立学官博士，乃古文经学得以成熟并大盛于东汉的重要原因。因为古文经学由此自成体系，并形成所谓古文家法而足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与此相应，东汉时代屡有人上书朝廷，争立古文经学。这种争议除见于《后汉书》等文献记载外，碑铭文字中亦偶而可见。《隶释》载《外黄令高彪碑》有曰：“明于《左氏》，桓帝时上立博士章。”此可见终东汉一代争立古文经之议不绝。虽然东汉时代古文诸经基本未得再立学官博士，但博士兼习今古文者却由于各种原因而继续不乏其人。 由于儒者的各种切身利益与独占学官博士之位密切相关，因而在古文博士的设立问题上，今文博士坚拒不让。加之刘歆为争立古文经时，曾谓博士所掌今文经书残缺不全，此尤为博士所不能容忍，于是导致今古两派的剧烈争议。在朝廷方面，只想利用经学在政治上及学术上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却不想自身卷入今古两派儒者之争。朝廷虽表面未立古文博士，实际却依违其间，变相予古文经学以奖掖支持，意在对古文派施以笼络抚慰之策。如东汉朝廷曾数次下诏举荐通古文经学者，《后汉书·儒林传》载章帝时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皆擢高弟为讲郎；《安帝纪》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各一人”；《灵帝纪》光和三年，“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⑧按此实相当于以朝廷之力支持奖掖古文经学的讲习传授。而使通古文经者“为讲郎”、“除议郎”之举，已与立学官博士相差无几。其次，东汉中叶以后所选博士多兼习古文者，甚而有以古文名家者。此实乃朝廷优容古文经的一种手段。据《后汉书·儒林传》，周防、杨伦皆习《古文尚书》，后俱拜博士；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后拜博士。”《后汉纪·灵帝纪》中平五年诏曰：“处士荀爽、陈纪、郑玄、韩融、李楷，耽道乐古，志行高洁，清贫隐约，为众所归。其以爽等各补博士。”⑨按此次征为博士共十四人，多兼习古文者，甚或乃以古文名家。其中荀爽传古文《费氏易》，为之作传，又通《左传》⑩。郑玄虽学综今古，但仍以古文名家。陈纪通《齐诗》、《左氏》(11)。韩融，据《后汉书》本传：“少能辨理而不为章句，”东汉古文家如桓谭、班固、王充、卢植等俱不为章句学，通训诂大义而已，故韩融颇有古文家风。李楷，无考。或以为乃襄楷，《后汉书·襄楷传》：“好学博古……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或以为张楷，《后汉书·张楷传》：“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综之，中平五年征为博士之十四人，多兼习古文者，若郑玄则以古文名家。此外如卢植，与郑玄俱事马融，为古文家，于灵帝时上书议立《毛诗》、《左氏》、《周礼》诸古文经于学官，亦被征为博士。《元和姓慕》五引《陈留耆旧传》曰：“王孙骨治《三礼》为博士。”(12)按王孙骨治《三礼》，与郑玄、卢植通《三礼》学出一辙，亦当以古文名家。由于东汉所征博士有以古文名家者，故《古今姓氏书辨证》误以古文家许慎为后汉博士，实亦情有可原。总之，综观东汉中叶以后的博士人选，不难看出朝廷对古文经学的优容态度。 从经学本身的发展看，自刘歆争立古文经之后，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经学争教席，在东汉时代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的官学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今文博士研究古文经学，目的是从中发现攻驳和否定古文经学的学术根据。东汉一代今古文之间的辩难争议，大约有三次，而且从中可见今文博士对古文经学的研究日渐深入。第一次在光武帝时。尚书令韩歆上疏请立《费氏易》与《左氏春秋》博士，光武帝诏下其议。反对者以博士范升为主，与韩歆等相互辩难，并奏上《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第二次对古文经学的驳难以博士李育为代表。李育“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排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议》四十一事……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13)第三次以何休为代表。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14)从这三次争议的情况看，双方辩难水平不断提高，这显然反映出今文博士对古文经学的研究在日益深入。此外，仅由此对东汉今古之争的简短介绍中，已可见到《左传》是两派争辩的焦点。因为刘歆争立古文经时，今文家已指出《左传》“不传《春秋》”。为此，古文家对《左传》有所改造。其中较重要的是刘歆与贾逵二人。刘歆为使《左传》与《春秋》相符，在《左传》的解经体例上颇下功夫。《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贾逵为迎合朝廷崇尚谶纬之习，力言《左传》与图谶合，并牵引谶纬为之作传诂。由今古两家围绕《左传》所作的辩难，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它既可以促使古文经学更趋完善，而且又可以扩大古文经学在各方面的影响。例如，由于围绕《左传》的辩难之多，一方面使《左传》成为东汉魏晋时代的显学，另一方面也产生关于《左传》立学的讹闻。如《左传》于东汉仅在光武时一度立学，旋即罢废，再不曾立学。但《经典释文》及《左传正义》并谓东汉和帝时曾为《左传》立学。此实不可信据(15)。但此事却从负面上反映了《左传》的影响在扩大。上举东汉时今文家对古文的攻驳，其中博士范升及李育皆在朝廷大议上驳难古文经学，今文家何休则是“世儒无及者”的大儒，所以，他们对古文经学的攻驳影响相当大。但古文经学的发展并未因此受到阻抑，反而在东汉一代日益隆盛。这样，今文博士为攻驳古文经学而作的研究，其结果适导致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渗透。如何休为攻驳《左传》、《谷梁传》，特作《左氏膏盲》与《谷梁废疾》，而当他撰作《公羊传解诂》这一今文经学的权威之作时，竟对《左传》及《谷梁传》之义有所采取(16)。所以，后来今古文合流通过郑玄兼采今古遍注群经的形式实现，作为其原因之一，应与今文博士为攻驳古文而研究古文的作法有关。 东汉所立十四博士，一仍西汉成例，皆为今文博士，故古文经学不得列为太学讲授的正式科目。但由于东汉朝廷选博士时对古文经学表现出的优容，以及今文博士为应付古文经学的挑战而被迫研究古文经学的作法，使古文经学得以借博干为媒介，在太学中流传。汉代经学最终导致今古文合流的结局，此乃又一重要原因。据《后汉书·儒林传》所载，孙期“少为诸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张驯“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尹敏“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杨伦“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服虔“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作《春秋左氏传解》，”以上诸例，皆乃曾受业太学而又兼习古文者。最值得注意者乃贾逵。其父贾徽，乃纯习古文经学者。贾逵悉传父业，古文造指极深，但据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能人间事”(17)，是贾逵自幼长于太学，却不影响其成为古文大家。所以，古文经学虽未正式立于学官，但由于博士多兼习古文，加之弟子成员身分复杂，就不能排除太学中传习古文经的可能。很可能是太学中师与弟子间或弟子相互间，以私相授受讲学的方式传习古文经。上举诸例，可从事实上予此以佐证。其后果之一，使古文经学几乎获得在太学中与今文经学并立同授的地位。如荀悦主张今古文兼存并立，其在《申鉴》中有“备博士，广太学”之说，此实反映了久已同今文一样被讲习传授于太学的古文经，要求正式立于学官博士的愿望。 总之，导致汉代今古文经学合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上面的论述应说明，其重要原因之一，实与博士一职密切相关。因为博士作为朝廷所立学官，成为经学发展中各方面利益和矛盾的交点。首先，如前所论，尽管两汉经学发展中存在着今古文对立的问题，但从西汉、新莽直至东汉，却始终存在着博士兼习今古文的现象，这应该是导致今古文经学合流的最重要因素。其次，如果说西汉今文经学的兴盛，以武帝所立五经博士为契机，那么，古文经学的发展则以王莽时得立博士为关键。东汉时古文经学虽基本未得再立于学官，但其发展却始终得到朝廷方面相当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也通过博士一职有所体现。所以，东汉时古文经学表面上作为民间学派，但却经常在朝廷上与今文经学争议辩难，并借此巩固和扩大了其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影响。今古文两派间的对立关系，最终导致二者间的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由于二者间的对立和渗透过程，主要是围绕着博士一职进行的，所以今古文经学的最终合流，无疑是与博士的职任性质密切相关的。 注释： ①《汉书·艺文志》著录《尔雅》三卷二十篇，《隋书·经籍志》谓“《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乃以《尔雅》为训诂专书之名，与此“古文尔雅”之语有异。 ②又见《汉书·刘韵传》。 ③《汉书·王莽传中》。 ④《汉书·食货志下》。 ⑤参葛志毅《王莽改制的经学文化基础》，载《求是学刊》1993年第2期。 ⑥《汉书·王莽传下》。 ⑦《后汉书·郑兴传》。 ⑧《灵帝纪》之《尚书》当作《古文尚书》，详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 ⑨又见《后汉书·申屠蟠传》。 ⑩洪亮吉《传经表》。 (11)洪亮吉《传经表》，王国维《汉魏博士考》称陈纪为古文家。 (12)《通志·氏族略》五引作王孙滑。 (13)(14)《后汉书·儒林传》。 (15)见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又荀悦《汉纪》谓宣帝时立《左传》博士，亦属误记不可信。 (16)参钱基博《经学通志》。 (17)《后汉书·贾逵传》。 责任编辑：卞文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