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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学泰斗张岱年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发表的讲话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批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对孔子思想进行综合创新的时代了。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自然很关心对当代新儒家的看法，自然很关心对他们功过的评价，自然很关心对他们研究的动向。当代新儒家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现代转化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他们能复兴儒学吗？当代新儒家的价值观今天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发挥怎样的作用？法学界提出，中国作为混合型体制的国家，其明显缺陷是政治管理机制与经济运行方式缺乏高度和谐，利益关系不能得到圆满调节，权力与金钱的交易机会相对较多。在这种体制下，建立严密的制度监控权力运作机制，使掌权者无法贪赃自肥，当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会不会起一定的扼制作用？这些也是人们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本刊特组织了一组稿件，对当代新儒家进行点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也欢迎学术界进行争论。 当代中国，反传统主义的狂涛冲决堤岸，大有快速淹没一切之势。为护住民族文化的灵根，以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毅然挺身而出，抗拒时流，一次又一次被无情的时代大潮冲刷到岸边，成为“寂寞的新儒家”，甚或“花果飘零”。然而，这种悲壮的时代机遇不期然锻造了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的“反反心态”“孤往精神”和“狂者胸襟”。 何谡反反心态？反反心态即反反传统主义的心态。当代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猛烈地抨击儒家文化、矛头直指孔子。他们登高一唱，四方呼应，由是开启了当代中国反传统主义的大闸，并掀起了一个又一个讨孔伐儒的滔天巨浪。降至“文革”，目不识丁之徒，也可以揭批“孔老二”，而一部儒家经典未接触的学人，同样可以随意指控儒学封建、落后、保守等等，不需任何证据，凭感觉就可以断定儒学是中国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总之，尊孔的就是反动的，反孔的就是革命的……天下滔滔皆是。反反心态就是反这种反中国文化心态。 当代新儒家是反传统主义者“逼”出来的结果。没有对儒学的极不公正评判，就不会出现为儒家争公道，为孔子抱不平的梁漱溟。1917年，新文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梁漱溟走进了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举目望去：“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1](P544)这一出头表现了梁先生独立不倚，砥柱中流，不合流俗的大无畏的学术勇气。当然，杜亚泉、林纾等人也曾出头，但他们不能给儒学找到新出路，陈焕章、康有为、严复等人所倡导的孔教会，非但不能使儒学起死回生，反而加速了儒学的衰败。梁漱溟挺身而出，抛开了儒家一切制度、现实的牵累，直透儒家内在的本质和真实意义，开启宋明儒学复兴之门，成为当代新儒家开山。可见，当代新儒学的出现，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是反反的结果。熊十力同样反反，他认为中国文化之高明，如赫日丽天，有目共见，有觉共感，而“无目无感者，不见不觉，遂署人称阳宗之显赫。今之谓中国学问不值一钱者，何以异是？”[2](P70)他强烈批评反传统主义者，有眼无珠，麻木无觉！ 就时代感受言，牟宗三比梁漱溟、熊十力更为深切，其反反心态也就更强烈。他以浪迹天涯、四无依傍之心境，痛彻反省“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的伤害：指出“五四”知识分子只是趋时、紊乱、浅薄，他们割断华族慧命之根，数人家珍，“是自卑自贱而甘于为国游魂随风而飘荡者也”。[3](P154)“新文化运动之内容是消极的、负面的、破坏的、不正常之反动的、怨天尤人的”，[3](P142)因而“复活自本自根的创造的文化生命，便不能不有畅通自己的文化生命之积极的真实思想与真实义理。如是，‘五四’时的新文化运动之负面的破坏的思想内容便不能不再来一个否定而归于拨乱反正之正面的健康的思想内容”。[3](P143)拨乱反正就是反反。这里需要指出，由梁漱溟、熊十力到牟宗三，当代新儒家强烈批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的践踏，具有鲜明的“反反”价值取向，但他们并不反对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梁漱溟甚至要求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全盘承受，牟宗三把民主与科学视为“新外王”的主要内容。可见，他们反新文化运动之偏执、偏激，虽不无商榷之处，但从其对民主与科学的态度看，他们的心灵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 何谓孤往精神？这里孤不是孤独，而是孤往。孤往即孤而往，明知对手是千万人，自己孤单无援，仍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孤往精神是道德意识周流贯注下的大无畏精神。《孟子·公孙丑上》载曾子说：“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说通过反省，认识到正义不在我这里，虽然对方只是个平民百姓，我也战粟惊恐；如果正义在我这里，虽与千万人战，我也毫不畏惧，勇往直前！“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就是儒家的孤往精神。当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都具有孤往精神。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声势之大，威力之猛，空前绝后。在列焰熏天、容不下任何杂音的时代里，梁涑溟公开为孔子辨诬，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四五千年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克己复礼”不是复辟，孔孟之道不是吃人的礼教，如果吃人，数千年来中国人早被吃光了，岂能有民族生命无比绵长，民族单位无比拓大之今日，由是招致长达半年之久的大会、小会的批判。半年过后，当召集人询问他对批判的感想时，他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何止是与千万人战，而是公然与数万万人战，任何言词都很难表达梁漱溟这种行为的象征意义，只有孤往精神最为谛当而恰切。 熊十力一生高视阔步，痛斥乡愿，睥睨名流，决然抗拒流俗，径行孤往。他说：“余平生痛惜清末以来学人尚浮名而不务实修，逞游谭而不求根柢，士习坏，而族类危。”[2](P281)他认为凡名士必不虚心，不著实，必作无量外表工夫，必会世故，善迎巧、巧屈伸，趋时尚，媚世俗，与千百万无知之徒相浮沉，心肝死尽！误导天下苍生，使船山孤往精神，扫地无遗。“凡名流皆狗也！大名狗大，小名狗小，而狗一也！”[4](P588)而被大狗小狗占据的现代大学更是茫无宗趣，教授流品，极为猥杂，自好者视大学为污途，而自己独任其间，等于世尊行乞之义，希望以自己的苦心接引一二善类，作为中国文化的种子。由是之故，他常发誓言，不做名流，不为报刊、杂志写文章，不应讲演之约，不受当局馈赠，不妄谒学校当局，守其孤介，无所攀援，无所争逐，兢兢业业，不敢负所学，以获罪于先圣往贤也。他要求学人贞定自己，以不顾天、不顾地，甘受世间冷落，埋头苦干之孤往精神，造福于中国学术，造福于苍生国家。 牟宗三是熊十力所倡导的孤往精神的实践者，他不慕虚名，甘受寂寞，无所攀援，不与当道合作，守其孤介，自言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即“反省中国文化的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5](P73)由此卓然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哲学大家，将当代新儒学推向新高度。 何谓狂者胸襟？这里的狂不是狂妄之狂，更不是疯狂之狂，而是指一种敢于担当、勇猛刚毅的人格形态。孔子曾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与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儒门中，以感情炽热、坦率真诚、勇于进取、敢于担当者为狂。孔子中正、平实，浑然天地气象，然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平实中显狂者风采。孟子高视阔步，傲视王侯，“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可谓狂者典范。狂，是对社会恶势力的一种精神反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应急心态。抗战时，牟宗三在昆明，谋事不成，衣食无着，困顿已极，“我在那阶段与处境，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的防线”。[3](P145)时代的击打与锻造，成就梁、熊、牟等人狂者胸襟。 1917年10月，梁漱溟途径湖南，夜宿长沙，闻战争涂炭生灵，感生民之祸亟矣，真水深火热也，满怀愤激之情，惊呼：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为后来毅然放弃都市优越的教授生活，走到中国社会的最低层——乡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埋下了伏笔。他说：“我今日若无狂者的胸襟，则我早不在此外县野乡吃苦受累，而安居北京，享我家庭幸福矣！”[6](P342)又说：“既有‘四顾无人’之慨，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人最亲切；责任演到这步岂是偶然？固然没有什么‘天降之命’，而正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在。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6](P344)强烈的历史担当感和社会责任意识，鼓起了梁漱溟狂者的悲心大愿，造就了他矫然不群，抗拒流俗的个性，这是梁漱溟之所以为梁漱溟处。熊十力是位性情中人，1911年冬，他书下“天上地下，唯有独尊”，其狂者胸襟可窥端倪。牟宗三在《我与熊十力》一文中有段回忆，生动再现了熊十力的狂者胸襟：“第二天下午，我准时而到。林宰平先生、汤用彤先生、李证刚先生俱在坐。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进来，那便是熊先生。……他们在那里闲谈，我在旁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什么。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人能讲，其余都是混址。’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3](P134)这里所说的是熊十力的自负，也是熊十力的狂。“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一语横扫学坛，目无余人。从这种自负中，人们可以品味出熊十力内心深处的孤寂与凄凉，而孤寂与凄凉的背后却由外在的压力积聚起巨大的能量，狂者显露不过是这种能量的突然爆发而已！如果说梁漱溟的狂，源于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的悲心大愿的话，那么熊十力的狂则来自于对学术文化的执着！ 牟宗三高狂俊逸，独步千古，其狂者胸襟亦非常人所及。言及学问深浅，他说：“圣人之学即是圣人之道……其深渊渊然，故不可测，难与知。大贤以下，其学之深浅，各有参差。而近前师友，熊先生未易言。唐先生（唐君毅——引者注）大约水深三尺。我自己不敢自满，亦无须故作谦虚，本分而言之，深可五尺。至若时贤之学，虽未便轻议，而大体‘三寸五寸水清浅’者多矣。”[4](P73)牟先生这番“本分而言之”的评判，恰恰透显出他的狂者气象。1994年12月，病危中的牟宗三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一生无少年运，无青年运，无中年运，只有一点老年运。……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4](P89)一生著述，古今无两，了了数语，力拔千钧，此语无人能言，也无人敢言。牟宗三高狂俊逸，超迈千古，孤峭冷峻，望之俨然，可谓儒门之狂者。 反反心态、孤往精神、狂者胸襟，三位一体，相环而生。没有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情绪化否定，就没有当代新儒家的反反心态；而在反传统成为时尚或主流意识的时代境遇中，作为传统的维护者，当代新儒家深感孤独无援，孤往精神就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支撑；广天漠地、芸芸众生，“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由孤往精神与历史担当感沛然而生狂者气象。毫无疑问，正是时代造就了当代新儒家，锻打了当代新儒家人物的反反心态、孤往精神和狂者胸襟的品格特征，梁、熊、牟只是其中的三位突出代表罢了。当然，在吾人看，那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与世浮沉，献媚当道，追名逐利之徒不是儒门中之物，自然不配新儒家之称谓了。 参考文献： [1]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2]十力语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生命的学问[M].台北：三民书局，1997. [4]熊十力全集：第8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5]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M].台北：学生书局，1996. [6]梁漱溟全集：第8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高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