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嵩阳书院，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嵩阳书院，原名太室书院，始建于五代后周，在河南登丰县太室山（即嵩山）下。在中国名山中，五岳最为著名。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的东南、登封县的境内，其气势雄浑，矗立于中原地区，两百里外，就可以望见山势的起伏姿态，嵩阳书院便是山中的一大胜迹。 北魏孝文帝建有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为道士修行之所，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太宗至道二年（996）七月，赐“太室书院”院额及印本《九经注疏》。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复赐太室书院九经。宋仁宗景祐二年（1305），秘书著作郎王曾奏置学官，赐田一倾，重修太室书院，改名“嵩阳书院”。元代易名为嵩阳宫；明嘉靖年问登封知县侯泰在嵩阳旧址，复建书院，又恢复嵩阳书院名。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共有五进院落组成。首为先师祠，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先师先贤，其后为讲堂，讲堂后为道统祠，最后是藏书楼。两侧配房原为“程朱祠”、书舍、学斋等。历朝并置有学田，以充书院费用。书院大门外有一方高达五六丈的唐代石碑，名曰圣德感应碑，建于唐代天宝年间，碑文为李林甫所撰，徐浩八分书，也是嵩山有名的碑石之一。此碑已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仍颇完整，摹拓者甚多。书院前后，植有不少的古柏，最著名的有“汉封柏”三株，皆为先秦时代的故物，传系汉武帝登山时所封。称号以次为大将军柏、二将军柏、三将军柏。柏旁有石碑多块，皆为唐宋名人所题字。唐代许多诗人文士，都爱到嵩山隐居，如卢鸿、李泌、王维等。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最盛，院中有学生几百人，宋廷在此置有校官，并赐九经子史。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各地学者纷纷慕名而来。此后，嵩阳书院继续以理学授徒，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清代初期，著名学者耿介、冉觐祖、窦克勤、汤斌、张沐等也先后执教于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又得以复兴。嵩阳书院的教育制度，一依白鹿洞书院教规，由山长耿介制订《辅仁会约》。会约规定：一，每月初三日命题作文两篇。每月十八日讲课一次。二，学生所读之书以《孝经》、《小学》、《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为主。三，提倡学生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进行集体讨论，鼓励学生互相启发。四，教导学生严以律己，诚心诚意地相互劝善规过。五，反对文过饰非。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耿介制订“立志”、“存养”、“穷理”、“力行”、“虚心”、“有恒”等《为学六则》的教育原则。他们自己还编撰《孔门言仁言孝之旨》、《子在川上一章》、《易谦卦》、《公都子一章》、《知言养气一章》、《太极图疏义》、《大学首章》、《中庸首章》等讲义。 为了继承宋代嵩阳书院传播理学的传统，清初嵩阳书院强调人的品德修养。窦克勤在《嵩阳书院志》作《序言》说：“古之学者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功，以求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早夜孜孜，自幼至老，服习驯致，故能内而明明德，外而新民，以庶几乎参赞位育之极功。后之学者但为诵读口耳之学而已。其于圣人教人之意失矣。”正因为嵩阳书院办学的宗旨就是把全部教育过程看作是道德修养的过程，所以它成为清代培养理学家的著名书院之一。 （舒星摘自庞朴《中国儒学》卷二，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链接1：思想、文化、道德的凝结——嵩阳书院的地位与作用（郑永扣） 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市区北部，嵩山之阳，是我国创建较早、影响较大的书院之一，与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河南睢阳(应天府)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宋代书院讲学以义理修养为核心，教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成为学者传道授业的新领地。作为中国新儒学“洛学”的发祥地之一和古代书院的典型，嵩阳书院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嵩阳书院的历史演变 嵩阳书院前身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创建的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隋炀帝大业年间，更名为嵩阳观，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唐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以嵩阳观为行宫，更名为奉天宫。后唐时期部分士人在嵩阳观聚徒讲学，其为嵩阳书院讲学之始。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改名为“太乙书院”。 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赵光义向太乙书院颁赐印本九经书疏，后又御赐“太室书院”匾额，遂将“太乙书院”改为“太室书院”，设置校官。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真宗向太室书院赐九经诸书。仁宗时期赐名“嵩阳书院”，并赐良田。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嵩阳书院名声日隆，生众达数百人。当时，“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来到嵩阳书院、崇福宫讲学，主要用“洛学”观点宣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嵩阳书院因此声名大振。司马光、范仲淹等名流都曾在书院讲学，一时间，四方前来求学者甚众。南宋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云：“国初海内向平，文风四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人把嵩阳书院列为四大书院之首，以此作为新儒学——“洛学”的发祥地之一。 金、元至明代，嵩阳书院由盛转衰，明末毁于兵火。现存建筑多为康熙年间登封知县叶封重修。乾隆后期至清末，书院活动几乎陷于停顿。解放后嵩阳书院获得新生，不但整修了藏书楼、崇儒祠等建筑，也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治理、美化了环境。2010年7月31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包括嵩阳书院在内的中国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二、嵩阳书院是理学先导“洛学”思想传播的重地 宋代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引领了当时学术发展的新方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主流学说，也是嵩阳书院教育的重心。嵩阳书院在学术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二程“洛学”，具有高度的创新性。二程受教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后来长期在嵩阳书院讲学，程颢还为嵩阳书院制定规制(包括教学目标、学规等)、课程等规条，吸引了众多学子（《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行状》）。程颐“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宋史·道学传》）。经过二程的改造，融儒、佛、道思想于一体，围绕社会、人生、自然深入探讨的儒学新学派——“洛学”诞生了，并与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和朱熹的“闽学”共称宋代理学四大学派。二程弟子在各地讲授传播“洛学”，从而形成一些地域性学派，如“事功学派”、“湖湘学派”等。金军南下时，二程弟子谢良佐流落到江南，将洛学传给胡安国，胡安国传给其子胡宏。后张栻拜胡宏为师，得洛学真传，熔家学与胡宏之湖湘学于一炉，集大成为“湖湘学派”。作为理学先导的“洛学”，首创于二程，经其弟子杨时一传罗从彦，再传李侗，三传至南宋朱熹，由朱熹集大成而为“闽学”，共同构成了“程朱理学”体系。后来又发展为“宋明理学”，长期被奉为官方哲学，影响元明清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二程的学术观点及其实践的传播，多在嵩阳书院。其基本思想是：“理”（或“天理”）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万物皆有理”；由“格物”即穷人类社会之理而达到“致知”，“致知”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性即理”，由于“气禀”不同，人有善恶之分，改变气质需“明天理，灭人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主张“以诚敬存之”。可见，二程汲取佛、道思想进行儒学创新，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有机联系起来，创立了理本论的思想体系。冯友兰先生曾指出：程颢是以后心学之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学之先驱。 三、嵩阳书院是创新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 嵩阳书院藏书楼拥有大量藏书，以配合教学，同时还自行刊刻图书。清初时，书院藏书已达一万余册，分别为皇帝赐予、私人捐赠、书院购置或刊刻而来，并制定了严格的收藏、借阅制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河南巡抚王日藻捐银重修了藏书楼，各地又送来不少书籍资料。 嵩阳书院先后云集了大批学者，在扩大儒学影响、发展书院教育、继承文化遗产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嵩阳书院志》、《登封县志》等记载，自五代到清朝，庞式、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王守仁、湛若水、耿介、窦克勤、李来章等一时名流，都曾在此讲学。其中，清初名儒耿介在嵩阳书院讲学30年，窦克勤五至嵩阳书院论学切磋，李来章著述达40余种。嵩阳书院亦因众多硕儒而声名鹊起。 在传播儒家学说、促进思想发展的同时，嵩阳书院也是针砭时弊、弘扬正气、砥砺品性甚至开展社会监督的重要阵地。如程颐“议论褒贬，无所顾忌”（朱熹《晦庵集》），耿介提倡“常存戒慎恐惧之意”（《嵩阳书院志》）等等，书院学人发扬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投身现实政治实践，关心国家兴亡与民众疾苦的做法，历来为世人所称道。 历史上，前来嵩阳书院求学者众多，著名的如福建的杨时、罗从彦，浙江的周行己、许景衡，湖北的刘立之等，他们学有所成后回去传播儒学思想，客观上对普及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二程倡导“希学希圣”，不少门生在科场高中进士（参见刘卫东、高尚刚：《河南书院教育史》）。自五代后唐至清末近千年间，嵩阳书院培养出诸多人才，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四、嵩阳书院是“以德育人”的精舍典范 “以德育人”是儒家一贯倡导的教育理念。孔子提出“仁者，人也”，儒家把道德品性看做人的本质。嵩阳书院传承了孔孟的道统，到清代，耿介总结出“立志、存养、穷理、力行、虚心、有恒”等六项讲学原则（《嵩阳书院志》）。讲学内容重经学、理义，大旨以《孝经》、《小学》、《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及《通鉴纲目》等书为纲。 清代嵩阳书院山长耿介，把道德教育看成是比科举应试更重要的大事。他认为，理学是根本，科举是枝叶，前者是“体”，后者是“用”。他在教学与学术研究实践中，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提倡个人自学、集中讲解和质疑问难相结合，建立“讲会”制度。嵩阳书院既重视道德教育，也实施道德实践。根据《嵩阳书院志》记载，为纪念孔子、二程、朱熹等前代圣贤，分别修建了先圣祠和先贤祠，还修建了纪念宋代儒家名臣司马光、杨时、李纲等人的诸贤祠，以及纪念对嵩阳书院兴复和讲学作出贡献的儒学大师的崇儒祠。按照《祀典》规定，每年于仲春仲秋季节，由书院山长率领全体师生举行祭祀，激发学生对先师圣贤的爱慕敬仰之情，以便在实践中效仿，形成一种有效的道德实践教学模式。 总之，嵩阳书院作为古代书院的典范，被列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是早在南宋时期已经形成的定论和共识，这是基于嵩阳书院作为二程学说传播地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特殊地位的定位，也是基于其在我国思想、文化、道德、教育发展史上所起巨大作用的综合考量。 (作者为郑州大学党委书记) 链接2：探访崇阳书院（王汉超） 到达嵩阳书院的时候，天正下着一场小雨。书院背后的苍苍嵩岳，隐没在一片雨雾之中。两宋之间，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四大书院，成为当时的“名牌高校”，也成为后世书院追随的样板标杆。嵩阳书院作为“四大书院”之一，见证了理学争鸣，也诉说着自己的人文故事，百转千回，几番兴废。 嵩阳书院所在地河南登封，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一直被视作“天地之中”，这里背靠高峰，面临广陌，西带溪涧，东接茂林，占有极佳的地理优势。站在嵩阳书院的门下环顾，1000多年前的描述分毫不差：书院大门前是长长石阶，修竹拥在石阶两旁，山门滚脊灰筒瓦顶线条分明，门额大匾是后人仿苏东坡手书重写的“嵩阳书院”四个大字，隽雅俊朗。只是昨夜深山雨，书院愈发显得清净不染涓尘。 话说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原干戈云扰，书院却在这时开始了她的繁盛。由于后唐避乱之士聚处山林，在此收徒讲学，宋仁宗将之改称“嵩阳书院”。可巧书院近旁是赵宋皇室家庙崇福宫，常有当朝重臣闲置于此，这些名士到书院开堂授课，其中领风气之先的就有范仲淹，而后，又有司马光、程颢、程颐、吕诲等人先后在这里讲学。一时间名师云会，慕名而至的学生“数十百人”，理学道统萌芽，洛学规模初现。 踏进书院的这个下午，院落清幽而空寂，于安静中似乎更可领悟史上繁华。北宋时的嵩阳书院，像是士子为隐逸情怀量身订制的“理想国”，“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事功，是终生准则，隐逸，又让内心难以割舍。对于家国，是进亦忧，退亦忧；对于个人穷达，则是进泰然，退豁然，进退坦然。在嵩阳书院，我们看得见一次放逐，成就了一次解放：司马光在这里重启了《资治通鉴》的著述，二程在这里开创了理学的先河。 沿中轴线而行，五进书院宏居宽敞，依照礼制而建，保持了清代的建筑布局。穿过大门和祭拜正堂先圣殿，居于院落正中是为讲堂。讲学时，先生居于堂中，学生侍立庭外，“略窥门径”、“登堂入室”或是基于这种传统衍生的词汇。再向后走，过泮池、道统祠，就是藏书楼。院中的大将军柏、二将军柏虽称汉封，实际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树身老态龙钟，却遒劲挺拔，气势逼人。当年，它们已坐观唐人游历，宋人讲学，亲见过韩愈、苏轼，目睹温公著史，聆听二程论道，如今依然生机勃勃。二将军柏的面前，传说就是“程门立雪”发生的地方。巧的是，此去不远少林寺也有一座立雪亭，讲神光求法达摩的故事。千年绵延的学统，不仅有文脉，也有武脉，其生命所在，无疑就是这份立雪求真的执着。开创期的学者纵贯古今，横论百家，融汇佛道，可谓兼容并包。然而当后世理教被尊为不容置疑的权威，其道统走向了僵化。古代书院，多附建园林。嵩阳书院借天然地利，沿山溪造亭台，辟丘壑起馆阁。只是年代久远，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残垣。 随着北宋扶植官学的三次“兴学运动”，嵩阳书院的舞台上，坐而论道的学术际会，曲水流觞的林下风雅一一落幕。今天的书院，是个文物单位，屋舍俨然。只是，学统安在？当年的书院，虽然为大师们提供了避世的居所，但他们的教导，却是求进、求进！我们都在探求，希望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找回文化的根，书院的魂。 链接3：谒嵩阳书院（王志清） 寻来嵩阳书院，从喧闹的城市走来，走在嵩山的深度里，走在民族文化的深邃里。 走过“高山仰止”横匾的牌坊，走进没有一丝羁绊的宁静，我便被彻底地静化了，静出了我灵魂的真性，静到了仿佛能够听得见我自己血管里奔流着欢呼的声浪。 嵩阳书院位于嵩山南麓，直面双溪河，背倚峻极峰，西傍少室山，东临万岁峰，山峦环拱，溪水长流。静是这里的主题，静是这里话语的全部，静是这里所有的内容与形式，静是这里的一切，说明着一切，也说明了一切。 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响。静，静得让人发颤，从红尘来的强烈反差，让我依稀在梦中，不敢相信那就是让我邂逅到了心灵的故乡。 嵩阳书院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北宋鼎盛时期，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曾在此聚众讲学。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海等也在此讲过学。没有进过著名学府也没有名师传承的我，想在这个名师讲堂里找一个席位坐下，做一个疲惫灵魂渴望拯救的旁听生。可是，那些让我仰止的名师们已经走远。 只有嵩阳书院还是保留着旧有的建制，书院内中轴线共五进，分别是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先圣殿内祀孔子及四大弟子像，道统祠内有周公、大禹、尧帝像。藏书楼原为存放儒家经典的书房。讲堂之后是泮池，儒家弟子中举之后感恩孔子需要在此绕行。中轴线两侧的配房，均为硬山式建筑，分别为程朱祠、丽泽堂、博约斋、碑廊等。 我没有理由绕行讲堂后的那个泮池，便去绕行书院里的那两株古柏。高大无比的古柏，五千年树龄的古柏，中国现存最古最古的古柏。我感到了一种像是久等我来的机缘。走近“大将军”，复走近“二将军”，走近等我五千年的静穆而安详的等待。 我这个时间长河中的匆匆过客，以灵魂匍匐的虔诚而执弟子之礼，想从他们静观其变的神情里读出历史幽深处的奥秘。 那巨柏，却以五千年纹丝不动的禅坐的姿势，无动于衷地打坐，任什么样的诱惑也不动不摇。啊，这哪里是树呀，分明是神，我宁可相信那是神。那是天地精华的超强炫耀，那是大自然叱咤风云的生命抒情，那是我的祖宗、我的楷模、我的仰止名师哟！ 如果没有走近您哟，纵然我有李谪仙的超常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生命意义之上的剽悍与玄奥。 久居红尘的我，远离了蝇营狗苟的人与事，邂逅到自己灵魂中本质里的宁静，也享受着宁静的安抚与充实，而且，有了一个自尊而独立的心理背景。 走出嵩阳书院，我学会了对宁静的敬畏与感激。我也才深深悟到：失去了宁静，灵魂就失去了庇护。 （作者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学科带头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