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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辉 【摘要】越南和中国同属于汉文化圈,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越南。儒学在越南漫长的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两个明显的碰撞期:第一次是越南自主建国后的李朝和陈朝前期,集中体现为儒佛并重,以佛为主;第二次是从19世纪中叶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这次碰撞带来的是儒学衰弱。在两次碰撞过程中,形成了越南文化的新特点。 【关键词】儒学 越南文化 汉文化圈 引言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深刻地影响着越南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如越南著名学者潘玉所言:“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不带有可以被视为儒教性质的印记;任何一个越南人,不管他怎样反对儒教,也都不可能摆脱儒教的影响。”(1998:209)可以说,儒学在越南传播之久远,影响之深广,在东方各国都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儒学在与越南文化的融合过程中,经过整合和重构,融入了许多本土文化因素,已不再是原来的中国儒家文化。 一、儒学在越南传播概述 儒学传入越南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至于具体于何时传入越南今已不可确考。学界认为儒学是在越南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郡县时从中国传入越南的。儒学在越南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首先,从秦汉时期到公元10世纪前,由于中国封建王朝直接在越南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政策,儒学逐渐深入越南。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并在今越南北部、中部北区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从此越南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郡县,史称“北属时期”或“郡县时期”。而此时,儒学在中国处于“独尊”的地位,流传越南是必然的。 这一时期,儒学传播的主要途径有四种。第一,任职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封建官吏大力推广儒学。汉朝派去的官吏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交趾、九真的两位太守锡光和任延任职期间,大力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致力于教育事业,教民以礼仪。到了东汉末年,士燮出任交趾太守,大力提倡诗、书、礼、乐。《大越史记全书·卷3》曰:“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吴士连,1986:133)第二,南迁的中原士大夫与在中原学成后返乡做官的交趾人积极地弘扬儒学。中原战乱期间,不少中原文人学士、封建士大夫为逃避战乱纷纷迁往越南。如经学家刘熙、程秉、薛综等都曾到过越南。再者,交趾人主动到中原求学,如汉朝时交趾人张重、以一及唐朝时爱州日南人姜公辅、姜公复等。这些人,特别是学成后返乡做官者很自然地会在当地传播儒学。(雷慧萃,2003:60)这些南来北往的士大夫都对儒学在越南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三,移居交趾的中原百姓和当地民众的密切交往间接起到了传播儒学的作用。如“宋度宗咸凉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元军攻占襄阳,全局大震,宋人海船30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浮海前来安南……。不久宋亡,宋人南走安南者愈多”。(郭廷以,1956:25)在与当地民众的日常交往中,移居交趾的中原百姓的言谈和处世间接地传播了儒家文化,使“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观念成为家喻户晓的伦理道德。第四,作为汉文化载体的汉字也同时输入越南,从而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但是,“郡县时期”儒学的传播还不够深广,只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 其次,越南的吴朝、丁朝和前黎朝是封建王朝的草创时期,新兴政权不稳,重武轻文,封建统治者用佛教来束缚人们的精神,将佛教尊为国教、僧侣领袖尊为国师的政策极大地抑制了儒学在越南的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佛学盛于儒学。 再次,越南李朝时虽然同样尊崇佛教,甚至达到了鼎盛期。但是,封建阶级要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必须宣扬“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因而开始重视儒学并着手培养精通儒学的人才,于1075年首次开科取士,倡导士子尊儒。这一时期是儒释道并尊,儒学作为政治思想理论,用来确定朝制和社会制度,维持君臣关系和统治秩序,而佛教则作为麻痹人民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宗教(李未醉等,2005:40),地位高于儒教。陈朝统治的前期以佛教为主,后期以儒学为主,儒学处于上升阶段,地位日益提高。但是总体而言,也还是儒释道并举。后黎朝时儒学独尊,达到了鼎盛期,开始全面实行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与文化教育政策;又将科举考试制度化,并定乡试之法,改革会试,皇帝亲自主持廷试。阮朝时儒学继续昌盛,统治者大力兴办儒学教育,重视社会教化,取士制度也一如既往,但是伴随着19世纪下半叶法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制度的灭亡,儒学逐渐走向衰弱。 越南独立建国后,儒学的传播主要依靠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表现为兴办儒学教育,开科取士,甚至翻刻儒家经典,并利用朝贡的机会到中国索要和购买经书。另外,中越学者的交流和华人华侨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等,都对儒学南传越南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儒学在越南传播的碰撞 在北属时期的一千多年中,由于儒学是在中国封建官吏的倡导下进行传播的,当时越南正处于荒蛮时期,进展相对比较顺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公元939年越南建立独立封建王朝之后,并没有割断与汉文化的联系,尤其是与儒家文化的联系,而是随着封建政权的建立和逐步稳固,统治阶级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儒家学说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更加自觉全面地接受儒家文化,这在客观上保证了儒学传播的连续性。然而,如果只看到儒家文化在越南被吸收、融合而看不到其间发生的碰撞,只看到相同而看不到变异,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综观儒学在越南传播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越南自主建国以后,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儒学的传播经历了两个较为明显的碰撞期。 第一次主要在李朝和陈朝前期,集中体现为儒佛并重,以佛为主。李朝时佛教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对越南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大越史记全书·卷2》曾这样描述:“李太祖即帝位,甫及二年,宗庙未建,社稷未立,先于天德府创立八寺,又重修诸路寺观,而度京师千余人为僧,则土木财力之费,不可胜言也。……立削石之寺柱,佛宫壮丽,倍于宸居,下皆化之,至有毁形易服,破产逃亲,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其源岂无所自哉!”(吴士连,1986:208-209)李朝的9位皇帝中,有4位是由冠以“国师”称号的僧人辅政的,如万行佐李太祖、草堂佐李圣宗、枯头佐李仁宗、阮明空佐李神宗。在崇佛的风气之下,僧道在李朝对于政治就有极大的参与机会。如“李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辰(时)未有科举,虽聪敏之士,亦有释道简知。”(潘清简,1956:785)又,《大越史记全书·卷3》宋元祐三年(1088年)条载:“春,正月,封僧枯头为国师。或云赐之节鉞,与宰臣并立殿上,处断天下事务,词讼未必有也。蓋以是时仁宗崇佛,封为国师,询以国事,如黎大行之于吴匡越尔。”(吴士连,1986:251)皇帝仰仗佛教的支持得以执政,形成“帝与僧共天下”的局面。尽管如此,李朝和陈朝前期儒教和儒生阶层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比如开科取士、建文庙等,但是,总的来说,李朝和陈朝前期推行的是“儒释道并尊”的政策,以佛为主。 历史和现实造就了李朝和陈朝前期“儒释道并尊”的局面,其原因如下: 第一,北属时期,儒教的传播主要表现为封建官吏教化于民,即使开办学校也不过是教其民封建礼教,讲解儒家经典,教百姓制作工具和应用先进耕种技术,改变他们荒蛮愚昧的生活陋习,使他们懂得穿戴和嫁娶的文明,并没有开科取士,也就没有儒士和儒生阶层。吴朝、丁朝、前黎朝时期,统治者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加之享国日浅,戎马倥偬,未遑施文教,故儒学发展无大起色。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只有佛家的僧人和道家的道士,为了便于统治,只好用僧人来协助治理国家,因而僧人们在封建制度和整个上层建筑的建设中发挥了作用。李朝和陈朝前期,虽然也有开科取士,但考试的内容儒释道并有,三教并行发展,因而儒学的发展较为缓慢。统治者实行三教并用的方针,尤其重视佛教,僧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手中握有较大权力,形成了帝王和僧家共治的局面。 第二,封建统治者为显示其不同于中国而有意所为。如李朝时期的另一种现象就是“将符谶、佛教信仰与帝王天人交应的信仰,相互交织成沛然莫之能御的社会现象,李朝君王运用‘天人感应’的种种符应现象,使得一般社会百姓产生归属感,对于李朝王室在越南历史中正统地位的建立有相当的助益,也逐渐加强了越南国家意识的建立。”(耿慧玲,2004:299)可以说,李朝崇佛的风气是李朝皇帝蓄意提倡与原有民间信仰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大越史记全书·卷7》载:“绍庆元年(1370年11月),(陈艺宗)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称义皇,凡一应事务,并依开泰年间(1324—1329)例。帝尝曰:‘先朝立国,自有法度,不遵宋制,盖以南北各帝其国,不相袭也。大治年间(1358—1369),白面书生用事,不达立法,微意乃举祖宗旧法,恰向北俗上安排,若衣服乐章之类,不可枚举,故初政一尊开泰年间例。’”(吴士连,1986:439)这里所说的“不遵宋制”,就是不遵照宋朝的礼制,其用意是欲独树一帜,显示不同,实质就是一种碰撞。此类事例在李陈时期并不罕见,后黎和阮朝时期就不多见了。 由于上述原因,儒学在传播过程中的碰撞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时期的碰撞形成了儒释道并尊的越南文化。儒、释、道尽管是三种不同的思想,但是当它们传入越南后,便互相渗透融合为一,很难划清界限。(杨焕英,1987:44)由此,儒学的等级尊卑观念与佛、道的思想就很容易融合了。 第二次从19世纪中叶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尤其是1885年,中法两国签订了《越南条约》,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越南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断裂,越南儒学才逐渐衰落。这一时期出现碰撞,其原因有二: 第一,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法国殖民者意识到,越南长期奉中国为宗主国,并且一直通过汉字来学习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因此试图割断汉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割断越南与中国的联系并使之亲近法国。为此,法国对越南实行殖民政策,使越南在政治上丧失独立性,经济上遭受剥削。在意识形态领域,法国殖民者极力设法摧毁越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文化。于是,他们把矛头指向在越南传播两千年之久、已成为越南传统民族意识的儒家思想,把研究儒学的人视为亲华派,多方进行压制。就连在越南通行了千余年的汉字和以汉字为基础而创造的喃字也被废除,代之以拉丁化的文字。(杨焕英,1987:76)切断了汉文化传播的载体,为越南的儒学传播和研究制造了文字上的障碍,从而导致越南社会结构、文教制度、文化载体以至传播方式等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正如西贡亚洲文化协会成立宣言中所说:“越南民族向受中印文化精神沾染,和欧美接触仅系最近两三世纪的事情,尤其是在法属时代的一世纪。在这一世纪中,我们实际已直接和欧洲文化接触,但同时我们却跟我们传统的亚洲文化精神间断了。因一个民族在失去了政治主权的时候,同时也失去了其自由发展国粹的主权。”(杨焕英,1987:77) 第二,越南爱国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而推行维新变革,也是一大要因。长期以来,越南形成了很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独立观念,经过了80年的抗法战争,越南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反封建、反知识垄断的要求,认为越南民族需要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他们感到罗马字简单好学,是教育民众的好工具,因而积极主张采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而创制的文字来作为国语字,透过国语字来教育民众,以对抗法国殖民统治。 在内外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作为儒学传播载体的文字发生了变化,儒学的传播受到了严重影响,从这一时期儒学开始衰弱。 这一时期是越南社会思想大变动的时期,也是李绍辉论儒学在越南传播过程中的碰撞及对越南文化的影响越南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文化交流的性质来看,这种交流既是强迫性的,又是自愿接受的。越南人民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强加给他们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开放的胸怀将对自己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吸收进来。第二次碰撞带来的结果是儒学逐渐衰弱。 三、碰撞所带来的越南文化新特点 碰撞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扬弃的过程,也是推陈出新的过程。上述两次不同时期的碰撞,形成了越南文化的新特点。 第一,越南儒学发生了不同于中国儒家理论的变异。如在中国和越南的传统文化中,对“忠”的理解就不尽相同,中国封建社会所说的“忠”是忠君,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都必须“忠”,其实是一种愚忠,是儒家学说“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的体现。而越南人所讲的“忠”除了忠君的含义之外,还有忠于国的意思,他们认为国重于君,皇帝只是治理国家的人。从这一点看,他们对于“忠”的理解似乎比我们有更高的境界。(孙衍锋,2005:116)又如,儒学在越南的传播过程中,越南的儒学家将儒家思想应用到本国时,注入了爱国主义的内容,使用了民族化的语言(梁志明,1995:30),喃字的创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喃字”是以汉字为基础,为记录越语而创制的一种方块文字。喃字本身即是汉文化在越南传播、整合的产物,它的形成既包含着对汉字的继承和发展,也隐含着与汉文化的碰撞。再如,为了提倡儒学,陈朝自艺宗开始便以越儒从祀文庙。《大越史记全书·卷7》载:公元1370年(陈艺宗绍庆元年,明洪武三年),“国子监司业朱安卒,赠文贞公,赐从祀文庙”(吴士连,1986:440),此为越儒从祀文庙之始。 第二,越南文化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越南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充分吸收了西方工业文明,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形式。除国语字外,越南语还借用了一批法语和英语词汇,补充了自身文字表意不足的缺陷,大大丰富了越南语词汇。越南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在越南人民一方面反抗殖民主义,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为己所用的环境中进行交流的。(黎巧平,2002:40) 经过两次碰撞,儒学在越南已经本土化。越南在文化和政治上虽难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但在全面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已开始积极构建本民族文化。(朱靖,2007:97)喃字的创制、《洪德法典》的制定,《大越史记全书》的撰写,《金银翘传》、《纪协历》的编定,都促进了儒学本土化的发展。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民族意识和国家独立观念日益增强。在第二次碰撞中,法国殖民者强制推行越南语拉丁字母化,这是外因,而正是越南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反封建、反知识垄断的需求这一内因,才出现了今天的越南文字,这些都是碰撞中融合和创新的体现。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发展是开放和包容的,不管是对东方文化中的亚文化,还是对不同于东方文化的西方文化,都能兼收并蓄。在坚持封建宗法主义这一思想核心的基础上,儒家文化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不断发展变化,并不断自我完善。儒学传入越南后,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它被越南人民接受和改造的过程。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融合,又有碰撞,但总体来说儒学在越南封建社会的发展是连续的。“连续”维系了文化传统,“碰撞”带来了变化与发展,两者共同造就了当今越南文化的风貌。 四、余论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革新开放,越南经济发展,对外交往扩大,正在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笔者认为越南文化在保持传统性的同时,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第一,随着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发展,越南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正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文化。这些西方文化正在改变着越南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引起新一轮越南传统文化的变化和创新。这一次的变化,将是一次多方位、多层面的融合。第二,在革新开放的新时代,儒学虽然不再对政治、文化起主导作用,但是儒学中的一些观念仍对当今越南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随着革新开放和经济的发展,正出现一种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法则相结合的“现代东方商业文化”(张亚群,1997:53)。同时,在越南社会生活中,儒学也正成为人们修身养性、传递人伦孝悌的精神营养,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 （作者简介：李绍辉，男，山东淄博人，洛阳理工学院外语系讲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耿慧玲.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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