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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友枝龙太郎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尊为“四书”始于宋代程朱学形成时，特别是朱子（1130-1200）《四书集注》的完成令“四书”的地位不可动摇，元明以降则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而成为士人的必读书。我国也在朱子学传来的同时，于镰仓、室町时代由五山僧众完成了朱子注的新释读。江户时代出现了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山崎闇斋（1618-1682）等人，朱子学大为倡行，重视“四书”的方向得以确立。此外，吸收了阳明学的中江藤树（1608-1648）、熊泽蕃山（1619-1691）对“四书”的援注也是朱、王混杂的，不过并未改变对“四书”本身的尊重。但是批判朱子学的伊藤仁斋（1627-1705）则摈斥《大学》，割舍部分《中庸》而特为尊崇《论语》、《孟子》，以此来提倡自己的古学。尔后荻生徂徕（1666-1728）接其踵而进一步摈斥《孟子》而专用《论语》与六经，且有别于伊藤仁斋地倡导起他自己的古文辞学。 然而，徂徕学派批判孟子的要点在何处？徂徕在《孟子识》中，将孟子定位为一种战国的游说之士[1]，孟子的立场是以言说为主，而非以践行为主，其“性善”、“养气”、“仁义”并称等一切后儒以为有功于圣门者都被判为“好辩之失”[2]；且他反击提倡古学的仁斋，认为仁斋把《孟子》视作羽翼《论语》的观点仍未脱宋儒樊篱。对于孟子以汤武放伐革命来说汤武是“圣人”或汤武的行为是顺应天人的“仁行”的观点，徂徕无疑是承认的；不过对孟子劝齐、梁之君“王天下”的王道论，由于无法判定孟子时代改换天命者究竟为谁，程子对这一章也没有说明，故徂徕对朱子《集注》所引的伊川之说表示存疑，且判定仁斋之说也不过是“回护之言”。由此可见，他是不完全认可孟子的言论的。徂徕表达过明确的立场：作为古代圣人的事迹，经书所示的汤武放伐是正确的，而作为游说之士的孟子向当时诸侯所游说的则与圣人之教的《论语》不合，因而是不对的。因此，徂徕主张将《孟子》同六经、《论语》区别开来。就汤武放伐问题，较之徂徕，仁斋《孟子古义》则高扬孟子之言为“万世不易之定论”，比如他将孟子劝齐、梁之君“王天下”解释为：“孟子所说的王，是从德性上讲的，未必居天子之位；齐、梁之君若行仁政，得天下民心，则虽为诸侯，亦堪称王者。”这就肯定了孟子的学说。这种解释虽被徂徕斥责为“回护之言”，但这里可以看出仁斋尊重孟子的立场。 要附带说明的是：朱子对于前者（汤、武），说“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3]，此为赞同汤武放伐；对于后者（齐、梁），朱子借用程伊川之论——“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故春秋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极。当是时，诸侯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4]意思是：孔孟之时势不同，圣贤根据各自时代的情况做出了妥善的应对。对于这个视天命之改否的问题，徂徕曾作出了反驳。但程朱之说适应彼国国情，相应地不失为一种立场。总之，在尊不尊孟子这一点上，朱子与仁斋相近，徂徕则与他们相远。 却说继承徂徕学说的太宰春台（1680-1747），他在《孟子论》、《圣学问答》中是拒斥孟子。春台例举了孟子的两个缺点：其一，为了形成自己的学说，持论牵强附会，此于与告子争论人性本质处尤见；其二，为了劝化对手，不惜取悦于当事人，此于肯定齐宣王好货好色处见之。春台之意与徂徕同，主张将《孟子》与六经、《论语》剥离开来。春台特别以上述两个缺陷来歪曲孟子的理论，令生龃龉。他认为《论语》全通，而《孟子》多不通，从这个立场来论难孟子的是《孟子论》。另外，他用和文写成的《圣学问答》则破斥了以孟子为中心的宋学。在此，可就君臣关系来探寻春台旨意：他认为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通论，而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为不通之论，理由是“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人臣者，不得以夷险渝其心，即使君主无礼，臣于此生愤则非臣”。春台引用的“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一句出于由他刊行的中国书《古文孝经?孔安国序》[5]，这与朱子学的合理主义不同。 虽然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引用过孟子所讲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韩退之（768-824）也曾作有歌咏被纣王所幽禁的文王是何种心境的《拘幽操》[6]。于君臣厚义，程、朱也都表达过赞赏之情。然阅读表彰《拘幽操》的闇斋跋文，闇斋注重君臣之分更过于程、朱而近于孔安国序。北宋李觏（1009-1059）的《常语》与司马光（1019-1086）的《疑孟》等都非难孟子的思想破坏了君臣关系的伦常秩序，然与此相反，为孟子辩护的是稍前于朱子的余允文《尊孟辩》，以及后来朱子本人的《读余氏尊孟辩》。翻开《朱子文集》第73卷，李觏、司马光与余允文、朱子的差别被鲜明地叙述出来。朱子的君臣论不象李觏、司马光那样严峻，比如朱子说：“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此齐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义，不得不然。夫子笔之于经，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非专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则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隐之以孟子之故，必谓孔子不尊周；又似诸公以孔子之故，必谓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时措之宜，则并得而不相悖矣。”［7］解释遵循君臣大义还是放伐革命以及是否应根据时势之变来作时宜时中，此中可以看出闇斋接受的朱子学和朱子学本身之间有一定的差异。 这里姑不过多讨论朱子学，单单就斥孟这一点而言，徂徕学派与司马光、李觏是近似的，仁斋与朱子是近似的。春台曾批评说：“仁斋虽不喜宋儒理学，然毕竟以心法之教为主故，但不知孟子之说异于孔子处而与孔子一同尊信，且云《孟子》一书为《论语》之义疏，此乃可悲之见。”又极赞徂徕：“至徂徕，求先王之道于六经，悟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孟子之言多悖于孔子。”春台对孟子批判是从徂徕那里承接过来的，而且这种批判更加详细具微。 对春台于孟子的“非议”，高濑学山（1668-1749）的《非圣学问答》和薮孤山（1735-1802）的《崇孟》，则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予以驳斥。另一方面，藤泽东畡（1794-1864）的《思问录》、伊东蓝田（1734-1809）的《汤武论》，则站在徂徕学派的立场上继续回驳。只是东畡、蓝田的否定汤武放伐论与藤田东湖（1806-1855）的《孟轲论》及吉田松阴（1830-1859）的《讲孟余话》中的君臣论有关，且东湖、松阴虽排斥孟子君臣论，却将浩然养气论作为主干内容加以接受。 以上以徂徕学派的孟子批判为中心，就他们如何看待君臣关系略作勾勒。在江户时代的社会组织中，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君臣关系——即藩主与家臣的关系，还有幕府与诸藩的关系或朝廷与诸藩的关系等——由于视角的不同，总会呈现出复杂之样相。必须考虑到，我国当时的社会已不同于宋代中国社会，如脱藩就会被勒令剖腹的特有封建制度，无科举制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制等。这些问题，有俟于他日再来探讨。 （原载《日本思想大系月报》第21期第6-8页，岩波书店，东京，1972年3月） 校 注： [1]《孟子·滕文公下》记述彭更问孟子当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是否“不以泰乎”，此可见孟子的政治活动。 [2]《孟子·滕文公下》曰：“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玫。’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3] 朱熹注《孟子·梁惠王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曰：“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 [4] 朱熹注《孟子?梁惠王上》：“程子曰：孟子之论王道，不过如此，可谓实矣。又曰：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故春秋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极。当是时，诸侯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 [5]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3卷录有孔安国《古文孝经训传序》全文，此句见第197页（中华书局1958影印本），原句作：“……余谓不然。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若君父不敬，其为君父之道则臣子便可以忿之耶？此说不通矣！吾为传，皆弗之从焉也。”另，《旧唐书·韦凑传》、《新唐书·韦凑传》有“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句，意同孔安国。 [6] 《拘幽操》：琴曲名，相传周文王为崇侯虎所谗，被商纣囚于羑里，乃申愤而作此曲。《拘幽操》歌辞今见《乐府诗集》卷五十七，署周文王作，辞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闭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忧动勤兮。” 唐韩愈《琴操十首》诗中有《拘幽操》，以周文王的口吻而写，旨在将周文王塑造成忠臣的形象，《乐府诗集》卷五十七、《全唐诗》卷三三六皆载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余读《琴操》所称记舜、禹、孔子诗，咸浅易不足道。《拘幽》，文王在系也，而曰‘殷道溷溷，浸浊烦；朱紫相合，不别分；迷乱声色，信谗言’，即无论其词已，内文明，外柔顺，蒙难者固如是乎？”清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到家〉：“援琴欲鼓拘幽操，月在中天天四垂。” 《乐府诗集》卷五十七〈琴曲歌辞〉：“目掩掩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全唐诗》卷三三六〈琴操十首〉：“（文王羑里作。古琴操云：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闭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忧动勤兮。）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乐府诗集》卷五十七〈拘幽操》宋郭茂倩题解曰：“一曰《文王哀羑里》。《琴操》曰：《拘幽操》， 文王拘于羑里而作也。文王修德，百姓亲附。崇侯虎疾之，谮于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中子旦，皆圣人也。三圣合谋，君其虑之。乃囚文王于羑里，将杀之。于是文王四臣散宜生之徒得美女、大贝、白马、朱鬣以献于纣，纣遂出西伯。文王在羑里，演《易》八卦以为六十四，作郁厄之辞曰‘困于石、据于蒺藜’，乃申愤而作歌云。” 汉蔡邕《琴操》卷上：“《拘幽操》者，文王拘于羑里而作也。文王备修道德，百姓亲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圣。是时崇侯虎与文王列为诸侯，德不能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谮文王于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中子旦，皆圣人也。三圣合谋，将不利于君，君其虑之。纣用其言，乃囚文王于羑里，择日欲杀之。于是文王四臣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徒往见文王。文王为反目者，纣之好色也；桴其腹者，言欲得奇宝也；蹀躞其足者，使疾迅也。于是乃周流海内，经历风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贝、白马朱鬣，以献于纣。陈于中庭，纣见之，仰天而叹曰：嘻哉，此谁宝？散宜生趋而进曰：是西伯之宝，以赎刑罪。纣曰：于寡人何其厚也！立出西伯。纣谓宜生：谮岐侯者，长鼻决耳也。宜生还，以状告文王，乃知崇侯谮之。文王在羑里时，演八卦以为六十四卦，作郁厄之辞‘困于石、据于蒺藜’，乃申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无辜桎梏，谁所宣兮。幽闭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忧动勤兮。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仓皇迄命，遗后昆兮。作此象变，兆在昌兮。钦承祖命，天下不丧兮。遂临下土，在圣明兮。讨暴除乱，诛逆王兮。’” [7] 1986年中华书局据正谊堂全书排印的10册本《朱子文集》仅18卷且收朱子《辨李氏常语》一文，然未见该段朱子文辞。校者未查得达73卷以上的《朱子文集》，然见《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常语辩〉引朱子该语，今据之将日文引文直接兑换为汉文。 黄宗羲原着、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的中华书局1986年版《《宋元学案》之《高平学案》（全氏补本）之《说书李盱江先生觏》录有《常语》及《常语辩》二文： 常 语 或问：「伊尹废太甲，有诸？」曰：「是何言欤！君何可废也？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殁，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忧，固其常也。不宫于亳而宫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儆之之意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则太甲之为君，何尝一日废矣哉！」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厌然，周公屏成王而国有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势；管、蔡，其至亲也，易以生怨。以怨济疑，理固然也。」「敢问太甲不能终允德，成王不见金滕之书，则伊尹奈何？」曰：「太甲贤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贤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贤邪，则汤、武不以托伊、周，伊、周亦不受之于汤、武。」 或曰：「知人盖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有缓有急。监武庚之国，其任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譬诸日月，犹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谋嗣焉，其用心奚若？尧不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或曰：「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惟其所自称耳。帝亦称皇，《书》曰『皇帝清问下民』是也。王亦称帝，《易》曰『帝乙归妹』是也。如其优劣之云，则文王、武王劣于帝乙者乎？霸，诸侯号也。霸之为言伯也，所以长诸侯也。岂天子之所得为哉！道有粹有驳，其人之号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见古之王者粹，则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见古之霸者驳，则天子而驳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由此也。人固有父为士、子为农者矣，谓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谓天下之农者曰行子道，可乎？父虽为农，不失其为父也；子虽为士，不失其为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犹是矣。若夫所谓父道则有之矣，慈也；所谓子道则有之矣，孝也。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非粹与驳之谓也。」 或曰：「诗人以后稷、先公致王业之艰难，其非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诗人其世世修德，始于后稷、公刘，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尔也。当商之未丧，谁有此言乎？如使纣能悔过，武王不得天下，则文王之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驳者也。三代王而粹，汉、唐王而驳者也。」 或问：「鲁用王礼，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勋劳，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周公尊矣，故祢文王、郊后稷，皆仿王礼而不备焉。周公而上，王礼可也。《鲁颂》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牺，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岂有非礼而颂之云乎？周公而下，则僭矣。隐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公问于众仲，始用诸侯礼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诸？」曰：「信也。」「然则孟子何言乎俭于百里也？」曰：「《閟宫》颂僖公复周公之宇，而曰『公车千乘，朱英录滕』。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不与焉，其何俭于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尔矣。诸侯之于天子，非若敌国然也，大国贡半，次国三之一，小国四之一。诸侯有其地，天子食其税，譬之一郡而已矣。鲁七百里，开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问：「圣人之道，固不容杂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万物也？养人者不一物，阙一则病矣。圣人之道，譬诸朝廷。朝廷也者，岂一种人哉？处之有礼，故能一也。女子在内，男子在外；贵者在上，贱者在下；亲者在先，疏者在后。府史胥徒，工贾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乱也。夫所以谓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则闤闠耳，终日纷纷而无有定次也。夫所以谓之杂也。世俗患其杂，则拘于一，是欲以一物养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则人皆缟素矣，何足以观之哉？其归于诸子而已矣。」「圣人无高行，何谓也？」曰：「圣人之行必以礼也。礼则无高矣。夫其高者，出于礼也，异于人也，故能赫赫如彼也。孔子事亲无异称，居丧无异闻，立朝无异节，何也？安礼也。出于礼者，非圣人也，矫世者之为之也。」「敢问圣人有过欤？」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夫岂无过哉！」或曰：「孔子谦也。」曰：「仲虺之美成汤改过不吝，岂成汤之谦也哉？世俗之说者则谓圣人无过，颜子不贰，犹或为之辞，徒使人君之耻过也而不欲闻之也。」 孔子之为司寇也，不闻其改法度也，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马牛者不豫贾，必早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说者不曰正其身，徒嚣嚣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称焉！颜渊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仰之弥高也，则吾以为极星，考之正之，舍是则无四方矣。钻之弥坚也，则吾以为磐石，据之依之，舍是则无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则吾以为鬼神，生之敛之，舍是则无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无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须臾去也。不闻之，是无耳也；不见之，是无目也；不言之，是无口也；不学之不思之，是无心无精爽也。尚可以为人乎哉？吾于斯道，夜而讽之矣，昼而读之矣，发班班而不知其疲矣，终没吾世而已矣。 （中华书局1986年版《宋元学案》第159-162页） 常 语 辩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尔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鸣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 余隐之曰：孟子说列国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义，而救民于水火尔。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如此。彼五霸者，假仁义而行，阳尊周室而阴欲以兵强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鬭战，遂以王者仁义之道诏之。使当时之君不行仁义而得天下，孟子亦恶之矣，岂复劝诸侯为天子哉！ 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劝诸侯为天子，正为不知时措之宜。隐之之辩已得之，但少发明时措之意。」又所云「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如此」，语亦未尽善。不若云：「行仁义而天下归之，乃理势之必然，虽欲辞之而不可得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而孟子谓：「以齐王，犹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呜呼，是犹见人之鬭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杀之，货可得也。」虽然，他人之鬭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了非之，柰何！ 余隐之曰：孔子谓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言仲有攘却夷狄之功也。至谓其小器、奢僭、不知礼，言仲之不能图大致远也。夫奢僭不知礼之人，岂得为仁乎？其所以九合诸侯者，假仁而行，以济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为也。昔成汤以七十里为小国之诸侯，伊尹相之，以王于天下。齐以千里之国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专，行国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称之，况大贤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为也。管仲急于图霸，藉周室以为之资尔。谓桓公、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节亦谓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与论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当时王者不作，中国衰，夷狄横，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许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语学者立心致道之际，则其规模宏远，自有定论，岂曰若管仲而休邪？曾西之耻而不为，盖亦有说矣。李氏又有救鬭之说。愚以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鬭而私其财，以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虽小振，而齐亦寖强矣，夫岂诚心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与管仲，或以是尔。隐之以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天下，恐不然。齐桓之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为也。孟子言「以齐王犹反手」，自谓当年事势，且言己志，非为管仲发也。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无二王。削吴、楚之葬，辟其僭号也。讳贸戎之战，言莫敢敌也。微孔子，则《春秋》不作；微《春秋》，则京师不尊。为人臣子，不当如是哉！呜呼，孟子其亦闻之也哉？首止之会，殊会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复举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诸侯之上，贵王命也。美哉齐桓，其深知君臣之礼如此。夫使孟子谋之，则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为亡人之不暇，执与诸侯相先后哉！ 余隐之曰：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见诸侯。当是时，徒拥其虚位尔。孔子历聘七十二君，未尝说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圣人知几也。呜呼，知几其神矣乎！苟惟说诸侯使之尊周，诸侯不得自肆，而强者必生变，则是速其灭周也。先见之几，岂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齐、晋尊周，非欤？」曰：齐、晋志在霸业，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时又百有余岁，则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为，孔子为之矣。孔子不为，孟子安得为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乱臣贼子知所惧。孟子以王者仁义之道说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窃篡弑之祸，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学者有所未究尔。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尝不欲当时之君尚德而不尚力，岂复使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齐桓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任贤之专，固无愧于汤、武。惜乎桓公无王者量，管仲无王佐才，徒相与谋托周室以号天下，而成霸者之业尔！为君而内乱丑恶，为臣而亡礼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会，尊王世子，复举诸侯而不敢与盟，洮之盟，序王人于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礼固尽矣，其志在于图霸，不得不尔。「盗亦有道」，其是之谓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此齐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义，不得不然。夫子笔之于经，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非专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则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隐之以孟子之故，必谓孔子不尊周，又似诸公以孔子之故，必谓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时措之宜，则并得而不相悖矣。 或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为？」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卫风》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谲』，《鲁论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呜呼，霸者岂易与哉？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焉！《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盖圣人之意也。」 余隐之曰：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乎天下，诸侯擅相侵伐，强陵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吾夫子忧之，乃因鲁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赏罚，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观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会者无国无之，惟齐之会以尊王室为辞，夫子屡书之。攘戎狄而封卫，卫人思之，作《木瓜》之诗，夫子取之。伐楚，责包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复，夫子有「正而不谲」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时无能尊王室，故进之尔。然以权诈有余而仁义不足，功止于霸，此夫子之徒所以无道之也。儗人必于其伦。谓「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过矣！ 朱子曰：《春秋》序桓绩，盖所谓彼善于此。《论语》论桓、文之事，犹曰：「师也过，商也不及」，使当时无端木氏之问，则今之说者必有优劣之分矣。《诗》录《木瓜》，即《春秋》序绩之意，亦以善卫人之情也，岂以齐桓之事为尽可法哉？李氏诋孟子，而甚长齐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颠倒如此。良由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于功利之浅尔。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忤也？」曰：「纣一人恶邪？众人恶邪？众皆善而纣独恶，则去纣久矣，不待周也。夫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同之者可遽数邪？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数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故荀卿曰杀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则商人之不拒周，审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异也！孔子非吾师乎？众言驩驩，千径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其谁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断《六经》矣。呜呼，信孟子而不信经，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隐之曰：《鲁语》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之意可见矣。客有问陶弘景注《易》与《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误，不至杀人。注《本草》误，则有不得其死者。」世以为知言。唐子西尝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经。注《本草》误，其祸疾而小。注《六经》误，其祸迟而大。」前世儒臣引经误国，其祸至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辞。当时倒戈攻后，杀伤固多，非止一处，岂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虑战国之君以此藉口，故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谓血流漂杵未足为多，岂示训之意哉？经注之祸，正此类也。反以孟子为畔经，是亦惑矣。谓《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诗》非孔子之删乎？《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则是周无遗民也。请以此说为证。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矣，诸侯皆欲自雄，苟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尔。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隐之曰：汤居亳，小国也。伊尹相汤，使之伐夏救民。桀虽无道，天子也，君也。汤有道，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说汤率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来，至于五就，观时察变，盖已熟矣。不得已为伐夏之举，致汤于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后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义，顺天应人故也。自非伊尹之圣，安能任其责哉？文王在丰，亦小国也。文王之于纣，与汤之于桀，事体均也。其所以异者，时焉而已。观其得太公而师事之，伐崇遏莒戡黎，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历数未归，得以尽其臣节。至武王，则赫然有翦商之志。又况商纣罪恶贯盈，又过于桀，而此十乱之贤为之辅相，虽欲率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纣，莫可得矣。此所以兴牧野之师而建王业也。孟子之于列国，说之以行仁政者，不过言治岐之事而已；说之使为汤、武者，不过以德行仁而已；说之以行王道者，不过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而已；未尝说之使伐某国、诛某人、开疆拓土、大统天下而为王也。若孟子者，真圣人之徒欤！识通变之道，达时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寻。柰何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仁义之道不获见于施设以济斯民，所以不免后世纷纷之议。呜呼，说其君使为汤、武，以为不仁，乃以桓公、管仲为仁，乘缪如是，安得有道之士与之正曲直哉？朱子曰：辩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此三句当略与之辩。愚谓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相传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由孔子而下，下而为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汤、武适遭桀、纣，故不幸而有征诛之事。若生尧、舜之时，则岂将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其在九宫群后之列，济济而和，可知矣。如此，则人人为汤、武，又何不可之有？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凡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今之学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说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应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则何必纣之失之也？何忧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贤人之辅？尺地一民皆纣之有，何害诸侯之行王道哉？」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亲无将，不容纤芥于其间，而学者纷纷强为之辞！」 余隐之曰：不谈王道，樵夫犹能笑之，孰谓学而为士，反不知道乎？谓之王道者，即仁义也。君行王道者，以仁义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诈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说其君以仁义，不犹愈于说其君尚诈力欤？且天下不可以诈力得也，尚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义而行，民心且不可得，况能王天下乎？仁义之道，万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谓「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为非，果何理邪？观其应学者之言，皆增损其词，而非议孟子，君子无取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鲁自文公废朝享之礼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后世见其羊犹能识其礼。羊亡，礼亦亡矣。孟子欲勿毁明堂，其意亦犹是也。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诸侯之所。适在齐也，非齐之建立也。存之不为僭，亦可以见王政之大端。如以为诸侯不用而毁之，则后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将谓后世不可复行矣，此孟子所以劝齐勿毁之也。而谓孟子劝齐宣居明堂，取王位，抑可烛理不明，而厚诬孟子欤？朱子曰：李氏此段之意，不谓天子庶人不可并行王道，但谓孟子所论文王与纣之事为不然尔。当辩之曰：「孟子之时，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势与文王不同，非谓文王计欲取纣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辩于前，但孟子时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时措之不同，又不可执一而论。隐之之辩，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学者又谓：「孟子权以诱诸侯，使进于仁义。仁义达，则尊君亲亲，周室自复矣。」应之曰：「言仁义而不言王道，彼说之而行仁义，固知尊周矣。言仁义可以王，彼说之，则假仁义以图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顾哉！呜呼，今之学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吾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尔。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学者之迷惑，聊复有言。」 余隐之曰：泰伯曰：「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说邪？使其说行，害理伤教也大矣。余请易之曰：「无《六经》则不可，而孟子尤不可无。无天子则不可，而王道尤不可无。」尝试言之：《易》、《诗》、《书》、《礼》、《乐》、《春秋》之六经，所以载帝王之道，为致治之成法，固不可无也。孟子则辟杨、墨，距詖行，放淫辞，使邪说者不得作，然后异端以息，正道以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业不坠，此孟子所以为尤不可无也。经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极，其可无之乎？夫所谓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经》之所载，孟子之所说者是也，孰谓其可无哉？无王道，则三纲沦，九法斁，人伦废而天理灭矣。世之学者，稍有识见，不为此言。岂好事者假设淫辞，托贤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学者宜谨思之！ 朱子曰：李氏难学者谓「孟子以权诱诸侯」之说，孟子本无此意，是李氏设问之过，当略明辩之。「天下可无孟子，不可无《六经》；可无王道，不可无天子」，隐之之辩已得之。愚又谓有孟子而后《六经》之用明，有王道而后天子之位定。有《六经》而无孟子，则杨、墨之仁义所以流也；有天子而无王道，则桀、纣之残贼所以祸也。故尝譬之：《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运舟之人；天子犹长民之吏，而王道犹吏师之法。今曰《六经》可以无孟子，天子可以无王道，则是舟无人，吏无法，将焉用之矣？李氏自以为悼学者之迷惑而为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中华书局1986年版《宋元学案》第162-171页） 附一： 孟子身后的遭遇 ／黄朴民 孟子作为“孔家店”的二掌柜，其地位不可谓不尊，其声誉不可谓不隆。可是，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在历史上，孟子的际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他身后的处境其实相当尴尬，一方面作为儒学道统的重要人物之一备受后世儒林的尊崇；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默默忍受诸多反对者的诋毁。应该说，这种既被抬举又遭贬损的处境，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透过它，我们可以对孟子及其学说有更为清醒、全面的认识。 孟子身后一步步走向“亚圣”宝座的历史人所共知，我们不妨来看看他在历史上遭贬斥、受窝囊气的一面。早在汉代，孟子就成了不少人嘲讽的对象，王充作《论衡》，专辟《刺孟》篇，声称“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说孟子同俗儒乃是一路货色，没有什么可值得敬重的。盐铁会议上，孟子更被桑弘羊等人视为“迂腐”的典型。到唐代，孟子的境况也没有好到那里去。《贞观政要·崇儒学》记载唐太宗尊崇儒学，大办学校，尊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崇卜、子夏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庙，可是在一长串名单里，孟子却不与其中。 到了宋代，孟子似乎更是霉运临头，很多人居然以骂孟子为时尚。何涉的《删孟》、司马光的《疑孟》、李觏的《常语》、苏轼的《与孟子辩》、陈次公的《述常语》、刘原父的《明舜》等，充斥着贬斥孟子、诋毁孟学的内容；而《艺圃折衷》、《邵氏闻见后录》、《习学记言序目》等宋人笔记中，也不乏诅咒孟子的言辞或故事。李觏等人的非孟言行，甚至被时人编为街谈巷议的材料。如无名氏的《清山道话》记录了李觏讨厌孟子的一件典型趣事。说是李觏对孟子不感兴趣，生平最乐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喝酒骂孟子。有一次他得到一位达官赠送的美酒数斗，自己家中酿制的酒也恰好香熟。这一情况让某位读书人知道了，于是便投其所好，专门写了几首咒骂孟子的诗歌，前往李觏府上混饭吃。当李觏读到“完廪捐阶未可知，孟子深信还可痴，丈人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人杀之”这样的诗句时，不禁大喜过望，浑身舒坦，马上将此人引为同道，挽留他住下，奉为上宾，一边举杯痛饮，一边切磋骂孟心得，“流连数日，所谈无非骂孟子也”。靠骂孟子能够混吃骗喝，确也算得上奇事一桩了。 明清两代，贬毁孟子的现象同样史不绝书。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孟子所采取的态度。这位心胸狭窄、顾盼自雄的专制皇帝，对孟子恨之入骨，曾一度将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对《孟子》一书大加删削，把书中带有民主性色彩的内容一一抹去，编出一本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孟子节文》来哄骗士子。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孟子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人呢？说白了，就是孟子的思想中多有不合封建专制时宜的内涵，如提倡建立较为合理的君臣关系，主张民贵君轻，强调限制君权，鼓吹人本意识等等。而这正是专制君主和他们的忠实走狗所无法容忍的。在他们看来，君权至高无上，纲常名教不可动摇。孟子触犯了这个忌讳，自然是封建伦常的叛徒，必须严加声讨。李觏对孟子的申斥，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阴暗心理。在《常语》一书中，李觏列举了孟子的十七条罪状。主要的观点是：孟子名为孔门传人，实为孔门叛逆：“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孟子所提倡的仁义，同兵家、纵横家的歪理邪说一样，都是扰乱天下的祸首，“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孟子在周天子尚存的情况下，居然劝进诸侯行天子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让这些封建专制的卫道士尤其感到恼火的是，孟子处处打着“仁义礼乐”的招牌，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其资博，其性慧，其行轻，其说如流，其应如响”（《艺圃折衷》）。在他们眼里，孟子是在“能以诗礼”的幌子下，做“诵仁义，卖仁义”的事情，往往能让普通民众“受骗上当”，忘却“君臣大义”。这种内部敌人，比外部异端如商鞅、韩非、申不害、李斯、张仪、苏秦之流更为危险。所以，对孟子不能不骂，并且不能不往死里骂，这大概是历朝历代咒骂孟子之声不绝于耳的重要原因。 替孟子感到庆幸的是，他运气不错，生活在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思想言论比较自由的战国时代。死后虽被人骂，但不管怎么骂，他都听不见了。尽管专制皇帝朱元璋等对他恨得牙根痒痒，说什么“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明史·太祖纪》），但终究也只是说说而已，实则无可奈何。倒是孟子的在天之灵看着专制君王如此气急败坏、却又寻找不到报复发泄的机会的狼狈模样，可以偷着乐了。 ——《光明日报》2005年4月26日第7版 附二： 疑 孟 ／季惟斋 吾国轻视古人之风，盖战国诸子之流弊也。刑名纵横，视天地为杀机，睥道德为糟粕，固不足论矣，而醇正若儒家流，此风亦炽烈可畏。后之号为正学者，咸皆无免乎此刚峻之偏也。孟子轻齐桓管仲，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而子为我愿之乎。荀子仲尼第七亦反复论之。言齐侯以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齐伯管晏之功，儒门非不知也，春秋论语言齐桓管仲之功亦显矣。虽有微辞焉，其大者自昭昭于宣圣之心。而时至季世，孟荀经权，每以弘言谠说周旋于诸侯间，则曰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以轻之。其王霸之论固高明矣，然辞气不逊，于五伯管晏未免未公也。孟子动辙言以齐王由反手也。伐言煌辞，而未见其实，曷若管晏之行迹具在也。孟子文辩，高明刚峻，故有此流弊而不自知。后世敦重笃健者多有疑之者，司马温公之有疑孟之篇，良有由也。温公有言，“陈仲子诚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为，孟子绝之过甚。”又言，“夫仁，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尔。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孟子言王霸为假，亦失矣。”观宋元学案所引余隐之尊孟辨及朱子评语，固亦圆通，而温公之疑，终未可冰释若无有。以涑水公之博厚明辨，学通天人，岂为无见。洛闽之学，尊孟为经，其于孟子之诸子习气，或隐讳焉。是以异乎温公之直也。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收诸儒或非或疑或辩或黜之说甚备，如温公之疑孟，李泰伯之常语，刘原父之明舜等，多发人深省者。邵氏虽曰大贤如孟子，其可议予不敢知，然亦明言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永嘉薛季宣尝言，“孟氏于孔氏之门为有功，其气豪而辞辩，无声无臭，岂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胜言者。读其书而知其旨，能内参诸其心，仰观圣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识其真伪，从而为取舍焉，不随波于末流，真好学者也。”叶水心总述讲学大旨亦尝言，“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迹。”皆殊有见识，异乎时儒。而此轻视古人之风气，亦以宋儒为猛厉。如程伊川言汉儒董仲舒见道不甚分明，杨雄规模窄狭，王弼注易元不见道，尧舜之事如太虚浮云，唐太宗魏徵为恶，东汉士人尚名节只为不明理，又言汉儒经权之论为非，权只是经，自汉以来，无人识权字。诸说之义实皆未安，伊川之独断，或非公论。朱晦翁尤有刚性，猛利健爽，时有偏躁气象，此亦朱子所自知者也。涑水门人晁景迂说之有言曰，“惟通人有蔽，夫三先生者，亦岂无蔽哉。明道取人太吝，横渠轻视先儒，伊川时出奇说，亦不可不知也。”理学诸子之偏者，时之明达笃厚者岂无辨之者耶。而时之激者，尤推王荆公。其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古今骇异之言，盖无甚于此者也。或谓荆公文似孟子，岂亦有由于是者耶。钱竹汀十驾斋养新录亦尝云，“安石心术不正，即在好非议古人。”审矣。又云，“大抵好诋毁人者，必非忠信笃敬之士，于古人且不能容，况能容同时之善士乎。”是宋人党争所以为烈者也。盖洛蜀新诸党，皆好诋毁人也。明季清初，学术大异。陆象山王阳明受诋于时人，犹为轻也。重者如颜习斋一流，则又直视数百年道学为祸害，濂洛关闽为异端矣。然犹未止乎此。乾嘉朴学诸儒，则又斥宋明儒性命血脉之学为无根肤谈，而视先儒为土苴。犹未止乎此。民国新学兴，则皇帝圣贤孔孟程朱，皆坠舆论之渊薮。数十年后，华夏方正气类，几沦灰烬。呜呼，轻视古人之弊以至于斯哉。极矣。圣教主以中正和平，温柔敦厚，而习者每自染于诸子风气而不自知，是吾所以忧乎今者也。今不揣颛蒙，辨其渊流于孟子，其为自警亦足矣。叶水心尝言，“以孟子能嗣孔子，未为过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则于本统离矣。”岂不可为诫哉。 ——季惟斋《庸经堂笔记初编》卷一 附三： 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 （永乐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隐文，建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是书，卷数与今本合。朱彝尊《经义考》仅云附载《朱子全集》中，而条下注“阙”字。盖自明中叶以后，已无完本矣。今考《永乐大典》所载，凡辨司马光《疑孟》者十一条，附《史剡》一条，辨李觏《常语》者十七条，郑厚叔《艺圃折衷》者十条。《续辨》则辨王充《论衡·刺孟》者十条，辨苏轼《论语说》者八条。此后又有《原孟》三篇，总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续辨》、《别录》之名，亦厘然具有条理，盖犹完书。今约略篇页，以《尊孟辨》为三卷，《续辨》为二巷，《别录》为一卷。冠原《序》于前，而系朱子《读余氏尊孟辨说》于后。首尾完具，复还旧观，亦可谓久湮复显之秘帙矣。考朱子集中有《与刘共父书》，称允文干预宋家产业，出言不逊，恐引惹方氏复来生事，令陈、吴二妇作状经府告之。则允文盖武断于乡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杂识》载，晁说之着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以《孟子》发挥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则允文此书，其亦窥伺意旨，迎合风气而作，非真能辟邪卫道者欤？然当群疑蜂起之日，能别白是非而定一尊，于经籍不为无功。但就其书而观，固卓然不磨之论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五 附四： 赵氏题辞曰：孟子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作者也。秦焚经籍，其书号为诸子，得不泯绝。孝文时《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按前史《艺文志》俱以《论语》入经类，《孟子》入儒家类，直斋陈氏《书录解题》始以《语》、《孟》同入经类。其说曰：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扬以降所可同日语也。 今国家设科，《语》、《孟》并列于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合为一类。今从之。 《汉志》：《孟子》十一篇。 《隋志》：三家，二十八卷（亡书九卷）。 《唐志》：六家，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家，二十七卷。 《宋四朝志》：九家，九十二卷。 《宋中兴志》：二十二部，二百八十五卷。 ※赵岐注《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岐字台卿，后汉人。为章指，析为十四篇。其序云：轲，战国时以儒术干诸侯，不用，退与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着书七篇，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书，以其书号诸子，故得不泯绝。又为《外书》四篇，其书不能弘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韩愈以此书为弟子所会集，与岐之言不同。今考其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无恙时所见诸侯，不应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轲始见惠王，目之曰叟，必巳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后人追为之明矣，则岐之言非也。《荀子》载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弟子问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扬子》载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今书皆无之，则知散轶也多矣。岐谓秦焚书，得不泯绝，亦非也。或曰：“岂见于《外书》邪？”若尔，则岐又不当谓其不能弘深也。 ※《四注孟子》 《中兴艺文志》：题扬雄、韩愈、李翱、熙时子四家注。旨意浅近，盖依者。 ※《陆善经注孟子》七卷 《崇文总目》：善经，唐人。以轲书初为七篇，因删去赵岐章指与其注之繁重者，复为七篇云。 ※《孟子音义》、《正义》共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孙等采唐张镒、丁公着所撰，参附益其阙。古今注《孟子》者，赵氏之外有陆善经。撰《正义》，以赵《注》为本，其不同者，时时兼取善经。如谓“子莫执中”为“子等无执中”之类。大中祥符中书成，上于朝。 陈氏曰：旧有张镒、丁公着为之音，俱未精当。方奉诏校定，撰集《正义》，遂讨论音释，疏其疑滞，备其阙遗。 ※《石经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于成都学宫，云伪蜀时刻《六经》于石，而独无《孟子经》，为未备。夫经大成于孔氏，岂有阙耶？其论既缪，又多误字，如以“频”“<戚页>”为“类”不可胜纪。 ※《五臣解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吴安诗、丰稷、吕希哲元中同在经筵所进讲义。贯穿史籍，虽文辞微涉丰褥，然观者诚知劝讲自有体也。 ※伊川《孟子解》十四卷 晁氏曰：程正叔撰。 ※横渠《孟子解》二十四卷 晁氏曰：张子载撰。并《孟子统说》附于后。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晁氏曰：集古今诸儒自皮日休至强至、贾同百馀家解《孟子》成一编。 ※王安石、王、许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 晁氏曰：介甫素喜《孟子》，自为之解。其子与其门人许允成皆有注释。 崇、观间，场屋举子宗之。 ※颖滨《孟子解》一卷 陈氏曰：其少年时所作，凡二十四章。 ※王逢原《孟子解》五卷 陈氏曰：所讲才尽二篇，其第三篇尽二章而止。 ※尹氏《孟子解》十四卷 陈氏曰：尹彦明所着。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张无垢《孟子解》十四卷 ※张南轩《孟子说》十七卷 ※晦庵《孟子集注》、《或问》各十四卷 ※石鼓《孟子答问》三卷 ※陈寿老《孟子纪蒙》十四卷 说并见《论语》条下。 ※《续孟子》二卷 《崇文总目》：林慎思撰。慎思以为《孟子》七篇非轲着书，而弟子共记其言，不能尽轲意，因传其说，演而续之。 ※《删孟》二篇 晁氏曰：皇朝冯休撰。休观孟轲书时有叛违经者，疑轲没后门人妄有附益，删去之，着书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轲者荀卿，刺轲者王充；后乎休而疑轲者温公，与轲辩者苏东坡，然不若休之详也。 ※《疑孟》一卷 晁氏曰：皇朝司马光君实撰。光疑《孟子》书有非轲之言者，着论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论性不以轲道性善为然。 ※《翼孟》 朝奉大夫临川陆筠嘉材撰。周平园序曰：嘉材平生笃志《孟子》，着《翼孟音解》九十一条，择《春秋左氏传》、《庄》、《列》、《楚辞》、《西汉书》、《说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书。如以“折枝”为“磬折腰肢”，读“乐”酒若“乐”山、“乐”水，角“招”为“韶”，“眸”子为“牟”，“杀”三苗本作“杀”，二女“果”作“果”之类，皆粲若白黑。至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视汉儒所记《檀弓》苍梧之语，孰近孰远，孰信孰疑，此古今学议论所未及也。且舜居河东，历山、雷泽各有其地，而越人别指历山舜井、象田，仍以馀姚、上虞名县，《风土记》曲为之辞，人不谓然。盖异端之作，其来也久。于舜平居，附会巳类此，况身后乎！所谓九嶷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黄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国解《书》，以“陟方”训“升遐”，其说尤拘。 《书》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迩”，“陟”岂专训“升”乎？然退之近舍《孟子》而远引《竹书纪年》，何也？予每叹恨不得质疑于韩门，而喜嘉材嗜古着书，有益后觉，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叔先志，请题卷首，始为推而广之。昔唐彭城刘轲慕《孟子》而命名，着《翼孟》三卷，白乐天记其事，赖以不朽。嘉材视刘何愧，特予非乐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 ※《尊孟辩》七篇 陈氏曰：建安虞允文隐之撰。以司马公有《疑孟》，及李遘泰伯《常语》、郑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辩之，为五卷。后二卷则王充《论衡·刺孟》及东坡《论语说》中与《孟子》异者，亦辩焉。 △右《孟子》———《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四·经籍考十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