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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陆贾、叔孙通、贾谊为代表而形成的汉初儒学，上承先秦儒学，下启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 一、总结秦亡的教训是汉初儒家人物的思想出发点 汉初儒家人物无论是陆贾、叔孙通还是贾谊，皆是以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作为其思想出发点的。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但它也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短命的封建王朝之一，它只存在了十三年便被农民起义的风暴推翻了。威武强大的秦为什么这么快就灭亡了呢？代秦而起的汉怎样才能避免重蹈秦亡的覆辙呢？这些问题是汉初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所无可回避的问题。汉初的儒家人物便是从总结秦亡教训而提出其用儒学治国主张的。 陆贾认为，秦失天下主要是因为用刑太极、骄奢靡丽所致，因此汉家政权要传之久远，就必须反秦道而行之，即“行仁义、法先圣”、“重义而轻利”。 叔孙通认为，秦失天下主要是因为不知“逆取”而“顺守”的道理。在他看来，天下虽可用武力而夺得，但不可单靠武力来治理，要治理天下不可不用儒者，“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只有起用儒者制礼仪、别尊卑，社会才能安定，而“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 贾谊对秦亡教训的总结，较陆贾、叔孙通更为系统。一方面，他与陆贾一样，认为秦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同时他又认为秦“凡十三岁而社稷虚”是因为“灭四维（礼、义、廉、耻）而不张”。因此，他认为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就必须把陆贾的“行仁义”与叔孙通的“制礼仪”结合起来，“行仁义”是为了“爱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制礼仪”是为了尊君以限制诸侯王的权力并防止老百姓犯上作乱。 二、汉初儒学强调“因世而权行”，不固守先秦儒家的教条 汉初儒家人物强调“识时务”，不泥古，不固守先秦儒家的教条，注意结合汉初社会的实际以建立儒学思想体系。 陆贾一方面大讲“行仁义”，但同时又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并认为“去极刑”、“行仁义”、“重义轻利”便是“无为”，把道家“黄老之学”的基本政治主张——“无为”吸收到了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中而成了高于一切的为政原则。 叔孙通等齐鲁诸生，虽大肆鼓吹儒家的礼乐制度，但他们却不是那种“不知时变”的“鄙儒”。他们根本不理会儒家的“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兴”的教条，而是在“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情况下，便为高祖刘邦制仪作乐。 贾谊以“仁”与“礼”相结合，为汉朝提供了一个儒家式的治国蓝图，但他也未放弃法家的“权势法制”的思想，认为“仁义礼乐”与“权势法制”相辅相成，方可兴致太平。 三、鼓吹皇权至高无上是汉初儒学的重要思想内容 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但在西汉初期，由于“武力有功之臣”、外戚、郡王拥有强大的势力，皇权受到了很大限制。为了使“皇帝不去干预郡国的事务”，汉初的功臣、外戚、郡王大倡“黄老无为之术”。与此相反，汉初儒家人物则竭力鼓吹皇权至高无上。 叔孙通等人制定“朝仪”就是为了明君臣之别、申忠君之义以树立皇帝的威严。 而贾谊则公开反对“勿动为大”的道家“无为”思想，力倡“改正朔，易服色制度”以建立森严的等级秩序，并坚决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但是，由于当时支持道家“黄老”的人物尚拥有强大的势力，由于道家“黄老之学”更有利于恢复汉初残败的社会经济。 所以，对于以鼓吹君权神圣为己任的儒家人物，虽然当时的皇帝给予了或明或暗的保护与支持，但是，从总体而言，他们仍处于被道家排挤、压抑的地位上，直到汉武帝时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四、与先秦儒家“重人事、轻自然”不同，汉初儒学非常注意对形而上的“宇宙观”的探讨 先秦儒家，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对形而上的“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不太感兴趣。与先秦儒家的这种专注于形而下的社会政治伦理的探讨而不太注意形而上的宇宙、自然不同，汉初儒家人物已经开始积极主动地从道家、阴阳家那里吸取有用的思想资料为其形而下的政治伦理思想提供形而上的宇宙观的依据。 例如，陆贾在其天人学说中，为了约束君主胡作非为，便把阴阳家的“天人感应”说引入了进去；叔孙通等人为了赋予“礼”以崇高神圣的性质，也把“礼”与形而上的“大一”、“天地”、“阴阳”、“四时”联系在了一起；而贾谊在其《道德说》中则公开用道家《老子》的宇宙观作为其儒家道德论的依据。 汉初儒学的这些特点，开辟了儒学在汉代发展的方向，为董仲舒今文经学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参考、利用的思想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