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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恂诚 家族企业并非中国特产，西方也有。但西方资本主义的早期，除了家族企业外，合伙制也是非常普遍的，很难说家族企业就是西方早期民间企业制度的主流。马克斯·韦伯说，西方的新教徒打破了氏族（血缘）的纽带。而中国家族企业的覆盖面之广和延续时间之长，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这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人首先把血缘关系放在第一位，至于非血缘的人，则先入为主地抱有不信任和怀疑的心态。这种对异姓不信任的文化，应该是源于中国长期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分散的小农经济以及缺乏信仰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熏陶。 上海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虽然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但实际上都应该算是家族企业，先施公司由华侨马应彪家族控制，永安公司由华侨郭乐家族控制，新新公司由李敏周、刘锡基两个家族控制，大新公司由蔡兴蔡昌两兄弟的蔡氏家族控制。棉纺织业和面粉业的领军人物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鉴于先前在无锡创办股份有限公司的棉纺厂，在董事会处处被人掣肘的教训，他们创办申新、福新、茂新系列企业时，都采用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方便由他们弟兄俩全权打理。 而与家族企业不同的是，建立企业制度本来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试想一家机器纺织厂，如果每个人还是像过去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时代那样，分别独立地在自己家里工作，然后将产品拿到市场交易，那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信息的汇总或交流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企业建立以后，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这类成本。但是，如果企业的几个创办人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和争斗，那么企业的管理成本会大大提高，业务也会大受影响。民营企业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由道德背景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上涨问题。 一个社会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或尚不完善的条件下，由道德背景很容易诱发各种交易成本上涨的事件。由道德背景诱发交易成本上涨，既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也可以发生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大隆机器厂两个创始人严裕棠和褚小毛之间的争斗，荣氏兄弟在无锡振新纱厂的时候与他人的争斗，刘鸿生与他的合作伙伴泰兴煤号老板杜家坤之间的争斗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凡是出现严重争斗，企业就不能赚钱。道德背景会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在一些情况下，某某人的道德优劣是明明白白的，他们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也许并不存在真凭实据，只是出于对他人道德品行的怀疑，便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而爆发诡计大战、损人大战，各方都陷入背离道德的泥潭，并都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由于道德背景同交易成本紧密相关，民间商人在创办企业时，就会去寻找一种企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道德背景刺激交易成本上涨的机会最小。人们找到了家族企业这种企业制度。 民国时期涌现出来的大量民营企业，延续了一直以来的特征，就是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即使是在当时企业规模比较大的行业中，如棉纺织业、大型百货商店等，企业即使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企业的社会化程度仍然不高，股份常由发起人的亲友承购，而不是在股票市场的公开平台上发行，所以仍会有一个或几个家族对企业实施实际控制。 过去搞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人都会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精英人物都是批孔的，“打倒孔家店”是当时的思想潮流。其实，这一判断是片面的，并不能概括二元社会思想的复杂性。在经济生活层面，企业家是中国当时的精英，而企业家无一不是尊孔的。于是，中国的精英分子在思想文化界的批孔和在经济企业界的尊孔恰成鲜明的对照。 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学是秩序学，讲究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不能乱；所以，凡是要打破一种秩序的人，他必然是批孔的，而凡是要建立和完善一种秩序的，他又必然会尊孔。企业家想要建立和完善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所以他们尊孔是很自然的。 周学熙（编注：中国近代实业家）的思想很能说明为什么开风气之先的中国企业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回过头去尊孔。周学熙的孙子说：“吾祖盛年当风俗蔽塞之时，创新政，办实业，以开风气之先。及老而睹新思潮之澎湃，旧道德已沦亡，新道德未树立，遂又作复古之想。盖不欲以水济水，以火济火，所谓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圣之时者也。”这种“复古之想”，并不是要完全恢复古代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秩序，实际上那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他只是“不欲以水济水，以火济火”，值道德沦亡之秋，主张弘扬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以为补救罢了。企业家们说发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都不是要回到旧时代，整体地恢复旧伦理，而只是想 从当时的现实需要出发，吸取传统伦理中的合理部分以“正人心，励风俗”。这种呼吁和探索，是与他们在其他层面积极地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并举的。 许多有作为的企业家都很注意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标准来陶冶自己的人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以作族中子侄及属下员工的表率。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对上海十里洋场的“道德沦亡”感慨系之。他说他自己“平居省俭如在乡村”，而“看得洋场习气，奢靡成风，教育无方，殊非久传之道。历观富贵之家，无传二三代者，十年三反复，于今尤甚”。他把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上升到企业成败、家道延续的高度来认识，把一些家族“上代好，下代未必能守”的缘由归之于“奢靡成风，教育无方”。1942年荣德生的三儿子被奸人为谋利而诬告至日本宪兵队，险遭毒手。此事使他对当时“人心大变，江河日下”的世风感触极深。他惊呼：“若不挽救，道德沦丧，势将无法收拾。”为此，他曾印行《人道须知》，“旨在重振旧道德，原期振聋发聩，启迪人心”。荣德生崇儒，尤其敬奉王阳明。他认为，办企业同治国之道一样，伦理至要，道德领先。他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惟利是图，小人在位，则虽有王阳明，亦何补哉！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他把企业家的“正心修身”看作是立业的根本。在这里，儒家经典传统显示了至高的影响。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