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颉刚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一生交游广阔，其交友范围除了中国学人之外，还有不少外国学人。本文利用《顾颉刚日记》和其他中英文资料探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顾颉刚与几位在北京进修的美国汉学家的交往。他们的交往见证了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发展，也成为顾颉刚著作向海外传播的开始。 一、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 恒慕义在北京进修期间（1924—1927）结识了顾颉刚，是最早接触古史辨运动的西方学者。译介《古史辨》成为他一生学术的起点。 古史辨运动导源于1920年胡适与顾颉刚关于整理历代辨伪著作的往返通信，最初公开发表的文字是1923 年顾颉刚与钱玄同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的一系列有关古史的讨论。此后刘掞藜、胡堇人、丁文江、柳诒徵、魏建功、容庚等纷纷加入了讨论，讨论内容于1926年由顾颉刚编辑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立刻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成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最引人瞩目的成果之一。 《古史辨》第一册刚一问世，就引起了当时正在北京进修的恒慕义的高度关注。《古史辨》第一册是 除了介绍，恒慕义还决心把《古史辨》第一册全书译成英文。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只翻译注释了顾颉刚的长篇自序，并于1931年作为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书系（Sinica Leidensia）的第一种在荷兰出版。在说起自己的动机时，恒慕义在“译者前言”中写道： 1926年6月，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出版时，我正在北京，因想将其《自序》译成英文。读了第一册使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学者的工作及态度最好的介绍，中国文化革新的各大问题，西洋科学方法的运用，及本国固有成绩的继续，无不叙述尽致。同年十月间，胡适博士做了一篇长评，说它“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见《现代评论》 顾颉刚的自序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从文体上来看也别具一格，特别是和西方的同类作品进行比较更是如此。恒慕义在“译者前言”中写道： 自序这一类的文章，英文没有相当的名词。自序就是作者自述其家世，教育及其知识之发展，使读者容易明白他思想的来源及其工作的缘由。诚然，我们的博士论文也附有关于作者个人生活的叙述，但是太正经简略了，一点儿没有生气。我们还有无数的日记自传，但是都不像中国人的自序，目的在说明作品产生的原因。[5] 胡适在评论《古史辨》第一册时也指出了顾颉刚自序的文学价值：“这篇六万多字的自序，是作者的自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自传。”[6]以前人写的自序，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充的《论衡·自纪篇》，还是刘知几的《史通·自叙》都比较短，不像顾颉刚的自序这样洋洋洒洒，内容丰富。著名汉学家J. K. Shryock在读了恒译后写下了这样的评论：“《自序》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作者的教育背景，如果一个美国人想要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这一部分必须仔细阅读。接下来的部分描述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在文化和价值观念急剧转型时期的思想斗争，引起斗争的原因有时也许很简单，但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真实而生动的。 恒慕义的翻译工作是1927年底返回美国后完成的，但想法则是在北京期间就早已形成了。在北京的三年中恒慕义和顾颉刚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从《顾颉刚日记》中我们能找到不少证据。除了日常的拜访、吃饭、闲谈之外，还有 不难想象，恒、顾两人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古史辨，关于自序的翻译，《顾颉刚日记》中有多处记载，值得全部转录： 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顾颉刚曾就《自序》的翻译给恒慕义写过信，但这些信件均没有收入已经出版的《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估计在多次动荡中已经丢失，这是十分可惜的，否则我们可以知道两人交往的更多细节。从上述抄录的日记中我们看到，顾颉刚在 二、卜德（Derk Bodde）[10] 替别人改文章是一件难事，更别说是为一个美国人改中文文章，所以即使是容庚、孙海波这样的国学专家也只好敬谢不敏。但会者不难，顾颉刚居然用一天时间就修改完毕，难怪他不无得意，他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写道：“我真不懂，别人的本领何其小，我的本领何其大？大约此无他，有胆量敢负责任否尔。”[12]如果没有顾颉刚的胆量和负责，卜德的这篇论文恐怕就无缘《燕京学报》了。 卜德在北京留学期间（1931—1937）曾写过几篇英文文章，但中文文章则只有《左传与国语》，就笔者所知这也是他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篇中文文章。 关于《左传》与《国语》的关系，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过一个大胆的看法：《左传》与《国语》本来是一本书，所谓《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晚清以来，支持这一观点的有梁启超、钱玄同等今文学者，反对者则有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者。卜德是第一个对此发表见解的美国学者，他的观点是认为《左传》与《国语》是两本书。 在这篇文章中，卜德首先从语言层面分析了两书的一个明显差异。他指出，“《左传》最喜欢引《书经》和《诗经》，《书》，它引过四十六次；《诗》，引过二百零七次。但是那部比了《左传》分量约少一半的《国语》，所引《诗》、《书》并不止减少一半，它只引了十二次《书》，二十六次《诗》。这实在太少了！尤其是《诗》的比例，只有八分之一。况且《国语》引《诗》不但只有二十六次，而在这二十六次之中，有十四次都在一篇里。所以，除了这一篇之外，其余十分之九的书里，只引了十二次《诗经》而已。”对于这个大不相同的情形，卜德认为只有两种解释：“一、《左传》和《国语》所根据的材料不同；二、《国语》的作者对于《诗》学没有深研，或者他对于引《诗》的癖好及不上《左传》的作者。”除此之外，卜德又指出另外一个语言上的差异：“《左传》和《国语》中提到的‘天’字，真是多不胜数。然而‘帝’或‘上帝’两个名词（用作‘天’解，不作‘皇帝’解），在《左传》中只有八次，而在分量少了一半的《国语》里却已说到十次。‘上帝’不单称‘帝’，《左传》中只有四次，而在《国语》的十次之中，只有一次单言‘帝’，余俱为‘上帝’。”[13]这样的大差别，显然不是偶然的。在分析完语言上的差异后，卜德又分析了两书内容上的差异。 十多年后，顾颉刚仍然没有忘记卜德和他的这篇论文。1947年顾颉刚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在论述古书年代考订的一节中他写道：“除了《尚书》以外，比较地为中外学者所深切注意的，便是《左传》和《国语》的著作时代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为晚清今文家所提出而没有解决的。国外学者对于这问题有研究的要算高本汉了，他著有《左传真伪考》，从文法上证明《左传》非鲁人作，而《左传》与《国语》确为用同一方言人所作，但决非一人之作品。此外卜德著有《左传与国语》一文，由二书的引《诗》多寡上及用‘帝’与‘上帝’的多寡上，证明二书原非一物。国内学者对此问题作考论的很多， 顾颉刚在上文中提到的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创造性地使用纯粹语言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古籍的校释、考证和年代等问题。他的《左传真伪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一文最初发表于1926年的《哥德堡大学年刊》上，1927年由陆侃如翻译成中文于该年10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适曾专门为该译本撰写序言——《〈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可见中国学者对此文以及高本汉研究方法的重视。卜德在语言层面对《左传》和《国语》的比较并指出两者的差异显然是受到了高本汉的启发，并继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除了 三、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6] 作为哈佛燕京社派遣的留学生，顾立雅在北京期间（1932—1936）和燕京大学的不少学者都有交往，其中与顾颉刚的关系尤为密切。《顾颉刚日记》中多次提到顾立雅： 从日记中可以得知，顾立雅的《释天》一文是经过顾颉刚审阅后发表于《燕京学报》18期（1935年12月）的。另外，顾颉刚曾推荐顾立雅夫妇去天津任教，但未果，主要原因应该是顾立雅1935年下半年正忙于写作《中国之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8]一书。 顾立雅在北京期间亲身感受到了古史辨派的巨大影响，作为该派领袖的顾颉刚成为他经常引用的对象。如在《原道字与彝字之哲学意义》（载1933年《学衡》第79期）中，他一开始就引用了顾颉刚关于《尚书》28篇中只有13篇幅可信的观点，这个观点见诸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一文（《古史辨》第一册第47篇），顾颉刚将《尚书》28篇分为三组，认为只有第一组13篇“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这13篇是：《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19]后来顾颉刚的观点又发生变化，顾立雅有幸亲耳聆听，并记在《释天》一文中：“《古史辨》第一集 关于顾立雅和顾颉刚的交往，海伦·斯诺（斯诺夫人）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记录：“顾立雅……对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我记得有一天，我请他和顾颉刚一块吃午饭，因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顾对研究古代的学术工作毫无敬意。顾颉刚这个批判性的学者是我们在中国结交的最有吸引力的朋友之一，他的思想诚实正直进步——这在中国尤其罕见。”[21]可见顾立雅和顾颉刚之间也有争论，但学术观点上的争论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 除了以上三位外，和顾颉刚有过交往的美国汉学家还有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和孙念礼（Nancy Lee Swann）。[22]富路特在北京进修期间（1930—1932）曾得到顾颉刚的指点。1938年富路特将顾颉刚《明代文字狱祸考略》翻译成英文出版。顾颉刚的原文发表于《东方杂志》32卷14期（1935年7月），译文则刊登在1938年12月出版的《哈佛亚洲学报》3、4期合刊上。富路特在译文第一个注释中说，他感到“遗憾的是不能将翻译的全文给作者过目，否则他一定会指出不少错误来。”[23]孙念礼在北京留学期间（1925—1928）曾就自己的博士论文《班昭传》（Pan Chao, the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后于1932年出版）向顾颉刚请教。顾颉刚在1926年5月—7月的日记中多次提及孙念礼。[24] 恒慕义、卜德、顾立雅等人是美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他们都曾在1920—1930年代在北京留学，回国后则一起开创了美国汉学的新纪元。[25]他们留学的年代正是中国学术的繁荣时代，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学者汇聚在北京，其中不少人都曾给予这批美国留学生以指点和帮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专业汉学的产生。顾颉刚与这批留学生的交往无疑是最好的例证。此外，这批美国汉学家关于他们北京留学生活的记录很少，顾颉刚的日记（可惜书信均丢失）恰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中外学者的密切交往也是民国时期北京（中国）学术繁荣的一个显著特点。 注释 ＊本文为北京市支持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近代外国人与北京文化”（编号： [1]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创建人和首任主任（1928—1954）。曾担任1940—1941年度美国东方学会主席，1948年远东学会（后改名为亚洲学会）成立后担任首任主席。 [2] Arthur W. Hummel, “Ku Shih Pien(Discussions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Volume On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Vol. V., No. 5 (Nov, 1926), pp.247-249.此文后收入《古史辨》第2册，第364-369页。 [3] Arthur W. Hummel, “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4, No. 4 (Jul., 1929), pp. 715-724.该文的中译文题为《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王师韫译），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9集第101期（ [4] Arthur W. Hummel, “Introductio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Being the Preface to a Symposium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E. J. Brill,1931), p. v. 该“译者前言”由顾颉刚在燕京大学的学生郑德坤译成中文，题为《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载《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第147-161页。本文引用参考了郑德坤译文。 [5] Arthur W. Hummel, “Introductio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p. vi. [6]《古史辨》第二册，北平朴社1930年版，第335页。 [7] J. K. Shryock, “Review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52, No. 1 (Mar., 1932), p. 100. [8]《顾颉刚日记》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67页。此文后刊载于三个刊物：《孔德旬刊》第34期（ [9]详见《顾颉刚日记》卷一第768页；卷二第128、130、699页；卷三第155页。 [10]卜德（Derk Bodde，1909—2003），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研究创始人，长期担任该校教授（1938—1975）。曾当选1968—1969年度美国东方学会主席，1985年获得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 [11]《顾颉刚日记》卷三，第247-248页。 [12]《顾颉刚日记》卷三，第248页。 [13]卜德《左传与国语》，《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第162-163页。 [1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23-124页。 [15]《顾颉刚日记》卷三，第13、190、414、480、482、484、623、647、648、655页。 [16]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美国芝加哥大学汉学研究创始人，曾长期担任该校教授（1936—1973）。曾任1955—1956年度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7]《顾颉刚日记》卷三，第167、190、294、312、350、356、366、396、397、400、407、412页。 [18]《中国之诞生》于1936年正式出版，是西方第一部利用甲骨文和金文对商周史进行综合描述的著作 [19]《古史辨》第一册，北平朴社1926年版，第201页。 [20]顾立雅《释天》，《燕京学报》第18期（1935年），第63页。 [21]海伦·斯诺《旅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22]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研究创始人，长期担任该校教授（1927—1961）。曾担任1946—1947年度美国东方学会主席，1956—1957年度美国亚洲学会主席。孙念礼（Nancy Lee Swann，1881—1966）是美国第一位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女学者，长期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1928—1948）。 [23]Ku Chieh-Kang and L.Carrington Goodrich, “A Study of Literary Persecution During The 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 No. 3/4 (Dec., 1938), p. 254. [24]详见《顾颉刚日记》卷一，第745、748、767页。 [25]详见拙文《第一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读书》2010年4期，第96-101页。 本文原载于《国际汉学》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