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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屠格涅夫的文学因缘*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王立业 摘要：巴金与屠格涅夫的文学关系为中外学者所共睹。在我国，以“巴金与屠格涅夫”为题的论文就有若干篇，进入专著论述的也时常有见。俄国等其他国别学者虽无专论文章，但巴金与屠格涅夫的文学亲缘关系常常见诸于一些汉学家的著书立说。本文依据留俄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以中外学者的学理与见解为本论题研究背景，试图对巴金与屠格涅夫的文学关系予以新的开掘与认知。 关键词：巴金：屠格涅夫研究家 屠格涅夫翻译家、屠格涅夫的艺术接受者 一 巴金与屠格涅夫的文学关系有隐蔽的，也有显见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久远的。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巴金，小小年纪就与哥哥姐姐争相阅读《新青年》等杂志，而刊登其中的屠格涅夫小说《阿霞》、《初恋》、《春潮》等作品不仅仅为巴金初识屠格涅夫提供了可能，而且正如巴金自己所说，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牢牢地记住了屠格涅夫这个名字，迷上了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及至成为作家后，于1931年在写长篇小说《家》的时候，多次借人物之口谈屠格涅夫，谈屠格涅夫的作品，援引屠格涅夫作品中人物的话[1]，为塑造自己的人物形象与揭示思想主题服务。 巴金的屠格涅夫研究活动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对1955年10月（8日）在奥廖尔举办的屠格涅夫学术例会的积极参与。在这次例会上，巴金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伟大而有力的影响》的书面报告，主要论述屠格涅夫的艺术创作对中国社会与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成为中国研究家中向俄罗斯同行介绍中国屠格涅夫学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我国学者中第一个直接参与俄罗斯屠格涅夫学术活动的人。可惜的是，巴金本人因忙于国内诸多事务没能亲自到会，特委托当时正在列宁格勒大学上学的余绍裔代为宣读。巴金的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学术反响，引起了俄罗斯屠格涅夫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巴金本人受到了很高的文学礼遇。奥廖尔真理报（1955年10月第202期）以整版篇幅报道了例会实况，同时刊载了巴金报告的主要内容（还有 敬爱的同志： 十一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敬悉一切。谢谢您的好意。您要把我那篇短文在博物馆刊物上发表我完全同意（Я вполне согласен, чтобы моя статья была напечатана в сборнике музея）。倘使您需要，我以后还可以把与屠格涅夫有关的中国方面的材料陆续寄给你们。谢谢您寄来的关于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猎人笔记》——作者）的书。 请接受我的敬意。 此致 敬礼 巴金 Ба Цзинь[2] 6,11, 55⒈ 巴金的简短回信同样受到奥廖尔人的高度珍视，并影印刊载于当年出版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52-1952） 文章与资料》一书中，短信原稿随即被收藏于奥廖尔市国家屠格涅夫文学博物馆，1994年总管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波尼亚托夫斯基将这封信的手稿赠送于屠格涅夫斯帕斯科耶-卢托维诺沃庄园图书馆，现今为卢托维诺沃屠格涅夫纪念馆与国家自然保护博物馆《稀有书籍》基金会珍藏），收藏号为N2577。 巴金的学术报告更名为《屠格涅夫创作在中国》，全文收录于1960年由奥廖尔图书出版社出版的《屠格涅夫（1818-1883-1958） 文章与资料》一书。巴金的报告一开始向俄罗斯同行汇报了屠格涅夫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以此证实屠格涅夫在中国享有巨大的文学声誉，并深受中国读者的爱戴，究其原因，巴金令人信服地指出：“是因他对创作严谨而又认真的态度，是因他'伟大而丰富的语言'，是因他无与伦比的写作技巧，是因他生花妙笔之中蕴含着的音乐性，尤其是因为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真理的追求”。[3] 巴金从屠格涅夫作品中看出了为俄罗斯文学所独具的“为人生”的文学，他的作品的时代意义与思想内涵，在他看来，“中国读者热爱屠格涅夫，就如同热爱俄罗斯十九世纪一切其它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他们看到了许多为他们所熟悉的人物。屠格涅夫非常了解和出色描绘了他所处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旧中国经常可以看到像罗亭、拉甫列茨基、阿尔卡狄、聂日达诺夫这样的人。屠格涅夫的高度概括力和他的描写天才常常让读者欣喜若狂”。 接下来，巴金一语道出了他本人与屠格涅夫的文学情缘，这种情缘构成了他翻译与艺术接受屠格涅夫的强大原动力。他坦言道：“多少年来我一直热爱着屠格涅夫，并且身不由己地置身于他的影响之下”。这影响莫过于心理描写与风景描写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语言描写与叙事艺术。巴金写道，屠格涅夫迷人之处在于“善于用极其简练的文笔描写人的深刻复杂的感情，用真诚的热爱之情描写俄罗斯祖国大自然的美丽，但他从不用多余的字句冗繁这种 描绘，也不分散笔力去描绘细枝末节，他擅长于用点墨之笔描画出他构思中所必不可少的风景，这种风景与人的内在情感时而相融相谐，时而对立反衬。屠格涅夫是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他的叙述自然紧凑动人。” 巴金以作家的视角感悟作家屠格涅夫，一步到位地点明了屠格涅夫艺术世界的奇丽与超拔，以及一个作家最可贵的艺术原则。在这里，巴金是用“心灵”在表述一个艺术家的真知灼见，远胜过日后“代言人”与“思想家”的巴金，远比用“理性”或“片断”来框定屠格涅夫的巴金来得真实、自然、可信。文至末尾，巴金欣慰地告知俄罗斯同行：中国有一批知名作家，亦即他的文学同辈，都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正是读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这一代中国作家在很多作品中学会了描绘典型形象。 《屠格涅夫（1818-1883-1958） 文章与资料》一书由苏联著名东方学研究家，院士米哈依尔·阿列克谢耶夫主编。这本书共分三个专题，第二专题为《屠格涅夫与东西方民族文学》（第一专题为：屠格涅夫生平与创作历史资料，第三专题为屠格涅夫与奥廖尔地区），该专题收录了来自美国、中国、荷兰、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朝鲜等各国代表的文章，令我们惊喜的不仅仅是巴金的文章被列为头篇，而且主编阿列克谢耶夫亲自执笔，单另为巴金一个人的文章写了一篇很长的编者按，同时还在巴金文章的末尾留下以注代跋的若干文字。 《编者按》中阿列克谢耶夫对巴金的生平与创作作了详尽介绍，对巴金的文学地位及其各个时期的创作都予以了论述，称巴金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大作家，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小说家之一，苏联人民的老朋友，同时认定，给巴金“带来广泛文学声誉，使他跻身于中国经典文学大师之行列的是他的另一部三部曲《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在这位研究家看来，就社会意义和艺术质量而言，这三部曲不仅在他的创作中，而且在当时整个中国文坛占据了很高的文学地位。如果说，在巴金的早期作品中以巨大的热情描写中国年轻人的生活，那么在他的《激流三部曲》中，则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画面，旧礼教桎梏下的中国家庭发生的故事，这个家庭的封建礼教基石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轰然坍塌。批评家用极富联想性的文字将巴金的此部小说与屠格涅夫的创作含蓄地挂连在了一起：“小说真实描写了'父与子'的斗争，讲述革命前夕旧式高氏家族中年轻一代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编者按》向俄罗斯读者介绍了巴金对俄罗斯文学，尤其对屠格涅夫作品的热情而又优质的翻译，并介绍了巴金作品在俄罗斯的翻译出版以及读者群情况。《编者按》数次援引巴金研究家彼得罗夫的观点，客观论证巴金创作风格的形成“不仅得益于中国经典文学，也得益于俄罗斯文学经典的有力影响，最主要的是得益于屠格涅夫的强有力影响。”在向人们介绍巴金是屠格涅夫的伟大翻译家的同时，阿列克谢耶夫用彼得罗夫的话说，“巴金对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有着持久不衰的兴趣，展现这些人物对中国青年精神世界的觉醒所产生的作用”，正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家》为这方面提供了鲜明的范例。在这部小说中描绘了“高氏家族中的第一位叛逆者的形象”，即第一个意识到“行将死亡的旧式家族的内部腐朽与崩溃”的年轻人觉慧形象，并奋力挣脱，“将自己的命运与争取未来幸福的革命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力求开辟一条通往光明与自由，为自己和兄弟谋得知识的道路。”阿列克谢耶夫用作品的艺术实例来论证巴金对屠格涅夫创作的艺术接受，他以《家》中觉慧对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的小说的沉迷为例，得出结论，正是这些俄罗斯文学大师的作品，帮助他确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批评家推出《家》第十二章，俄文译本第120-121页， 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即觉慧手捧屠格涅夫的小说并大声念道：“爱，是一件伟大的事业”等，说，正是屠格涅夫小说的这一页“给觉慧灌注了新的力量和为人的权利而斗争的信念……” 阿列克谢耶夫用彼得罗夫的话来表明，“巴金的主人公为理想而斗争着，常常和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主人公达到了共鸣”，同时引用了巴金翻译的，1950年出版于上海的屠格涅夫小说《处女地》（跋）中的精彩词句：“……名著终究是名著，甚至是我的笨拙译笔都遮挡不住屠格涅夫笔下放射出的灿烂光芒。尽管有人说，屠格涅夫的书在这个时代不适合广泛阅读，因为里面充满了一种让人悲伤难过的调子，但我由衷地建议大家多读一读屠格涅夫的小说，尤其是这部小说，它给了我们看到希望的可能”，强调说，这番话对于理解巴金对他如此爱戴的屠格涅夫的借鉴与吸收的全部特征同样适用。 编者按结尾重申了巴金这篇文章的学术意义，并号召俄罗斯屠学界好好读一读这篇短文，将其视为一个作家的坦诚自白。 就巴金报告中最后一句谦词，即目前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才刚刚开始以及随文所附的中国作协短信所言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还面临着诸多困难等，阿列克谢耶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充分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翻译家、作家与批评家在研读屠格涅夫方面所营造出的良好态势，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的屠格涅夫研究与接受予以高度评价，同时这位院士欣喜地告诉读者，巴金诚然是第一位向俄罗斯读者介绍中国屠格涅夫学的研究家，但在俄罗斯，与巴金一同从事此项研究的则是马利诺夫斯卡娅与她的文章《<猎人笔记>在中国》。 二 诚如上文所说，巴金对屠格涅夫的翻译是从他的散文诗开始的，先是《门槛》，而后是《俄罗斯语言》，继而对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决定把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全部翻译出来，但因忙碌而未能实现，只译了十几首就搁了下来，只是后来又有了继续。如果说，巴金对《门槛》的情结表现于对作品女革命者的无畏与不屈精神的崇戴，那么，作家在译《俄罗斯语言》时则获得了游子乡思即爱国情怀的巨大同感，引起了巴金对屠格涅夫不懈的精神追随。巴金回忆道：“1935年我在日本东京非常想念祖国，感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我翻译了屠格涅夫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讲’俄罗斯语言’ ,我想的是’中国话’,散文诗的最后一句：’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决不能叫人相信’。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想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一直想着我们伟大而善良的人民”。[4] 在这本书的另一篇文章《还魂草》里，在后来发表的《自由与快乐的笑了》一文中，巴金不惜文墨，几度重温那段与《俄罗斯语言》“相依为命”的艰难时光：“我坐下来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又借用它来激励自己，安慰自己。我想到了我们的语言，我的勇气恢复了，信心加强了。我也想说：’在疑惑不安的日子了，在痛苦地担心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我也想说：’要是没有你，那么谁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伤绝望呢？’我也想说：’然而这样一种语言不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决不能叫人相信！’”[5] 这两段回忆文字可分解为“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中国作家巴金”，“法国与俄罗斯——东京与中国”，“俄罗斯语言——中国话”三大话由，把两国文豪的身处异国、心系祖国，忧国忧民的赤子之情同样而又均等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接通了两国文豪心灵世界的桥梁，告示巴金与屠格涅夫因爱国情怀的一致，由此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两位艺术家思想与艺术航向的平行不悖。如果说，郁达夫的国外乡愁体现于对祖国的恨铁不成钢的忧怨情怀，巴金的思念则一如屠格涅夫，充满了对伟大民族必将复兴的坚定信念和希望祖国及早富强的忧国忧民之情。遗憾的是，巴金的这种爱国情怀似乎较少被纳入中外学者的研究视野。目前见到的相关文章只有俄罗斯学者热洛霍夫采夫的《爱国作家巴金》，但整篇文章却没有作家的一个生平实例或理论阐述来论证巴金的爱国。这篇专论巴金爱国思想抑或爱国情结的文章，写足了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崇拜，写尽了巴金的欧化，却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巴金爱国的一个字眼，最终也没看出评论家该写的巴金爱国情结。论文始终盘旋游弋，最终也不奔主题，让人一头雾水，表露出了论文作者对巴金生平与思想的陌生，以及云山雾罩不得要领 的文风。 令巴金骄傲的是他对屠格涅夫的作品译得最多。其原因是，“译者喜欢译屠格涅夫的著作，也曾为它们花过一些功夫……”。[6]有数据统计，巴金一生翻译过两部长篇小说，就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处女地》，译过三个中篇，其中两个出自屠格涅夫之手（《木木》、《普宁与巴布尔》），译有散文诗58篇，其中51篇是屠格涅夫的作品，此外还译过俄罗斯著名学者伊·巴甫洛夫的传记作品《回忆屠格涅夫》。巴金的屠格涅夫翻译里程是坎坷艰辛的，无论是国难当头，还是身家不幸，他都没有动摇对屠格涅夫执着的爱，从没忘记计划或着手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十年动乱中，巴金完全被剥夺写作权利，被批斗，被抄家，被下放至干校劳动，经历着妻子萧珊的病逝，但他用自己翻译过的屠格涅夫作品中民粹派来慰藉自己伤痕累累的精神，坚挺过这段艰难时光。1973年7月，巴金接到通知，对他“敌我矛盾作人民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巴金随即便开始改译屠格涅夫描写民粹派历史的长篇小说《处女地》，同时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两项工作一并进行，在巴金看来，屠格涅夫与赫尔岑是紧紧相连的一体，巴金运用屠格涅夫对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评价：“这一切全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来一并评说两位大作家的作品，以此觅得情感与精神的共鸣。 笔者在莫斯科大学撰写有关屠格涅夫小说心理描写的副博士论文时，曾经翻看了国内不同的屠格涅夫作品翻译版本，最深切的感受是，巴金的译笔清爽，悦目，译本与屠格涅夫原作风格最为接近，即逼真再现了屠格涅夫的真切自然的叙述，平顺雅致的文笔气质，以及用纯净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蓄含深处的激情。 国内对巴金的屠格涅夫翻译研究得不多。难能可贵的是复旦大学的 特征与原文本意“隔”得越发的远。相比之下，倒是巴金翻译得恰如其分，准确到位，不仅仅译文堪为顺达，作者的用意也把握得非常准确，较好托出阿尔卡狄的真诚朴实，以及对父亲的爱。究其原因，应该是因 巴金是一位成功的屠格涅夫翻译家这个定论毋庸置疑，他的屠氏翻译成就有目共睹，他的屠氏翻译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喜爱。巴金的译笔常常是惊人的形神兼备，这不能不唤起人深思。笔者看来，巴金的成功一是取决于对屠格涅夫的热爱，二是在于翻译态度端正，翻译动机正确。在巴金看来，翻译不仅仅是学习语言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与思想家对话，找寻出路，向文学家学习，用圣哲大师之口“讲自己的心里话”，宣泄自己情感的岩浆，三是翻译技巧高明，这种高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家译作家所独有的艺术共通，二是得益于他优美的文字表达，正如高莽研究所识，“巴金对翻译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要准确，也要用文学来表达情感，表现原著的韵味，不能完全死抠字句。”[11] 就巴金的翻译的成功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巴金对翻译对象的成功选择，是翻译家对作家的成功匹配起了特定的作用。 巴金翻译文学作品有一把价值尺度，用 巴金的屠格涅夫翻译说明一个道理。翻译家翻译作品，首要的是选择，适合译屠格涅夫的翻译家未必能译得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一个理性的，感情漠然的学究是无法忠实传达屠格涅夫的艺术真谛的，但同时，即便是理性抽象的人面对屠格涅夫也常常是诗情迸发，即便是冷静与理性的梅列日柯夫斯基读了屠格涅夫也会变成时而激情奔涌时而柔情缱绻的诗人；由此可以说，翻译乃至研究屠格涅夫，不宜一味板着面孔，冷漠对号，不要无端地把他往学术高度上拔，更不要强加于他以学术目的，要小心翼翼地尊重作家的艺术本相，正如俄罗斯学者库尔良茨卡娅指出，屠格涅夫的作品是经不起研究家冷静肢解的，它必须先交付读者，让他们去感觉，去回味，去创造，去补充，去圆满，就这层意思而言，译者应该做好作者的第一位读者，应用感情的炽焰让艺术本真出炉，以赢得读者。 萨弗利在《翻译与艺术》中提出了优秀译者三要素，即“同感、知觉、勤勉与责任感”。[13][2] 如果“作家译作家”是巴金文学成功翻译屠格涅夫的要素之一，使他具备了得天独厚的艺术知觉，高超的艺术技巧与相通的审美品味，那么崇高的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则是巴金翻译成功的最终保证。洋为中用，引进世界文学精品，让其服务于本国文学，丰富与推动本国文学健康发展，是巴金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纵观翻译家巴金的一生，他是不幸的，政治风雨与人生坎坷夺走了他许多宝贵时光，同时他又是幸运的，社会总体环境为他静心创作和精心唯美创造了条件，他可以不为社会浮躁而心动，不为功禄利名等去抢干急活；他坐得住冷板凳，吃得了苦，埋头奋战，精益求精，为架构世界化交流的桥梁万难不辞，奋斗至老，这一点在当下是多么可贵，是多么值得我们肃然起敬！ 三 巴金一再表示，他从事翻译是为了学习，为了从大师们那里学到人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思想，反封建斗志，学习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同情以及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斗争，作为作家巴金，最主要的还有他是为了学习如何“把感情化为文字”。 巴金与屠格涅夫同为贵族出身，类似的家庭背景以及相似的追求自由的经历与愿望， 铸就了巴金与屠格涅夫对所处社会环境与制度的一样的不满，凝结成两个国度作家的文字与感情类同的“汉尼拔誓言”。巴金如是说：“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制度，它们大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永远忠实地守着我的阵营，并且没有作过片刻的妥协”[14]，屠格涅夫则道：“这敌人就是农奴制度。我把一切东西都收集并归纳在这个名称下面，我下定决心与这一切战斗到底，我发誓永不与之妥协”[15]，正因为有感于“看见地主的专横和农奴生活的惨苦”[16]，两位作家都爱憎分明地描写了封建制（巴金笔下）与农奴制（屠格涅夫作品中）时期的被统治者与统治者，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与矛盾，共同表达了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者的同情（屠格涅夫《木木》中的家奴盖拉希姆与巴金《家》中的婢女鸣凤）和对剥削者的憎恶乃至仇恨（屠格涅夫《木木》中的女庄园主和巴金《家》中的以高老太爷为首的“父辈”）。 追求自由与民主是两位大作家共有的前行目标。屠格涅夫擅长用对立的手法写两代人的矛盾与斗争，即平民民主主义者和贵族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冲突。如果说，屠格涅夫的思想情绪集中体现在小说《父与子》中，那么巴金的这种爱憎分明的情感则表现于反映“父”与“子”，即有着民主激进思想与封建卫道士，新旧两代人的势不两立的小说《家》（《激流三部曲》）中。两部作品都获得了高度的社会概括意义。正如彼得罗夫所说，巴金以一个“小小家庭的生活就反映出了社会发展的矛盾，主要是反映出了呼唤中国前进的新生力量与拖着中国倒退的饱受旧势力之间的冲突”[17]，而“屠格涅夫想通过主人公的形象把迅速嬗替中的俄罗斯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加以典型化的艺术概括”，[18] 再现“俄国历史发展新阶段出现的两代人——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结束与新人（平民知识分子）的出现——之间的矛盾和斗争”[19]。1978年巴金为自己译本新版作序，与其说在论述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不如说在为自己的《家》作诠释。序中写道：“…… 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新人巴扎罗夫早已归于尘土，可是小说中新旧两代的斗争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 旧的要衰去，要死亡，新的要发展，要壮大；旧的要让位给新的，进步的要赶走落后的——这是无可改变的真理。…… 重读屠格涅夫的这部小说，我感到精神振奋，我对这个真理的信念加强了。”[20] 正因为作家巴金对屠格涅夫小说的独特理解以及不可抗拒地置身于屠格涅夫的影响之下，父辈与子辈的这种冲突和斗争，是巴金在创作《激流三部曲》过程中清醒地牢牢抓住的思想主题，它常常变幻成“新”与“旧”的交锋极富寓意性地贯串小说《家》始终。小说一开头： 一阵风把他（觉慧——作者）手里的伞吹得旋转起来，他连忙闭上嘴，用力捏紧伞柄。这一阵风马上就过去了。路中间已经堆积了落下来未融化的雪，望过去，白皑皑的，上面留着重重叠叠的新旧脚印，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新的掩盖了旧的。[21] 但由于两部小说的社会背景不完全相同，国情与体制有别，以及作家本身的世界观各异，表现在两部作品中的“父”与“子”,“新”与“旧”的关系常常又显得不可类比。如果说，巴金的“父与子”时代有血缘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父与子的斗争，而在屠格涅夫那里已经没 有血缘的外壳，两代人的斗争已经越出家庭的范围，其次，正如孙乃修研究指出，巴金笔下的“子辈”的斗争要比屠格涅夫笔下的“子辈”艰难得多，所承受的重压不仅仅是封建社会 的，而且还有宗法制家庭的。在旧中国，三纲五常为人基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囚笼般的“家”里，父辈对子辈具有绝对的专治权和支配权，他们任意地压制子辈，残害子辈。他们自己“男盗女娼”，却硬性规定“子辈”做他们理解中的虚伪的“正人君子”，甚至恣意践踏与掐灭他们的感情与爱情。在巴金的《家》里，“子”与“父”绝对不可正面交锋，更无法探讨问题，一切父辈说了算，所以子辈常常是忍耐屈从（觉新）或以泪洗面（淑贞，婉儿），听凭青春与生命消损。作者在《秋》中借人物之口控诉道：“这不是斗争，是暴虐”。同时子辈要想获得尊严与人格，必须挣脱“家”的篱藩，抑或自杀抗议，抑或离家出走。可喜的是，这个家庭的子辈中最终出现了一个像觉慧这样的无畏战士，他的反抗尽管如彼得罗夫所说，是“消极的，只为了自卫，还没有转为对旧势力主动进攻”，但在那种社会，那种家庭，他的出走已经是向父辈发出的最坚决的挑战，“是走向为争取青年的权利进行真正斗争的第一步”，[22] 同时也为整个“子辈”开辟了一条通往自由与光明的道路。而屠格涅夫笔下的“子辈”和“父辈”则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不仅仅可以和“父辈”唇枪舌战地辩论，而且还可以公开决斗。由此促成了两部作品总体情调的不同，小说《家》整个情调是悲怆、感伤的，而结尾因了觉慧的觉悟小说的悲苦凄凉揉进一丝昂扬敞亮。颇有意味的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却与巴金《家》小说的结尾却掉了个个儿。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前半截阳刚、英气。然而正当觉慧充满热望与期待奔向新生时，屠格涅夫的子辈却走向了终亡，痛惨发出俄罗斯“明明不需要我”的绝望的控诉，最终倒在荒郊孤坟，不甘地注目坟外的世界，作品的结尾由此蒙上凄凉与感伤；《家》临近结尾，代表“父辈”的高老太爷终于寿终正寝，面对着这具僵尸，觉慧感慨良多：“觉慧把祖父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突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他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代表。他知道他们祖孙两代永远不能够互相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似乎有许多东西沉重地挤压在他的年轻的肩上。他抖动着身子，想对一切表示反抗”。小说第33章，作者点睛了屠格涅夫式的主题：“他相信，所谓的父与子之间的斗争是快要结束了，…… 胜利是确定的，谁的力量也不能够把这胜利给他们夺去了”。[23] 而小说《父与子》的结尾，“父辈”以及父辈的继承人却无一例外地有了一个兴旺的归宿，惟独“子辈”的代表民主主义战士巴扎罗夫不甘地躺在孤坟里，陪伴他的只有衰老孤单的爹娘。屠格涅夫本人挑起了父与子，亦即先进青年的思想和保守贵族思想不可调和的锋争，却以被他赋予极大同情的“子辈”死亡，被他以讽刺的笔锋去挞伐的“父辈”兴旺而落下帷幕。出现这样的矛盾，我们似乎只能从屠格涅夫本人的世界观上找答案。屠格涅夫本人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因此他对巴扎罗夫这样的平民知识分子抱着既同情又批评的矛盾态度。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看到自下而上的“虚无”带来时代的变革，巴扎罗夫对社会、对艺术、对爱情的全盘否定是没有根基也是没有出路的，他充其量担负着“扫清地面”的作用，所以他只能定格于“新人”而不能转化为革命者，只能在革命的“门槛”边结束其使命。 巴金对屠格涅夫的评论与创作吸收，最常见的有两点，除了描写新旧两代人的斗中外，便是爱情，或革命环境中的爱情，或徜徉在情感世界中少年少女的纯洁理想的爱情，准确一 点说，爱情事件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众所周知，屠格涅夫是描写女性形象的高手，是“理 想女性的爱情歌唱家”（杜勃罗留波夫语）。他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沉着矜持高贵优雅，“有着完备教养和东方特色的俄罗斯女性的优美形象”。她们比男性更清醒，更积极主动，更善于行动。她们常常是为理想之爱而存在，同时她们的爱常常是男性情感与道德意志的试金石。对此，巴金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写道：“我以前喜欢读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他的女主人公总是比男主人公强，她们有勇气，有毅力，而他们却能说不能行，没有胆量，没有决心”。[24] 为此，他在创作中塑造出了一批中国式的“屠格涅夫家的女人”和与之构成反衬的“屠格涅夫家的男人”。巴金《海之梦》中的女主人公，出身于贵族家庭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使人不由得想起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叶莲娜，还有李佩珠（爱情三部曲），琴, 高淑英这些与封建礼教作斗争，努力奔向自由，投身理想的新女性与“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们”都有诸多相同的地方。但同时，我们从《雾》中的周如水身上分明见到罗亭的影子，对心爱的姑娘（张若兰）不敢爱，又像拉夫列茨基一样，对自己不爱的妻子不敢抛，最后屈从于传统道德，去履行自己的义务而重过那墓地般的生活。正是面对昔日恋人梅的依恋和妻子瑞珏的真情，觉新表现出一种软弱与犹豫。让人感佩的是，巴金笔下的女性为争得自由与爱情要付出数倍于“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们”的努力与奋争，因为巴金小说事件多发生在封建礼教社会。子辈中的男性们已经处于被宰割与残害的地位，那么封建礼教下的女人们则生活在底层的底层，她们的社会地位要比男人低得多，她们没有任何自由，没有丝毫主宰自己感情与命运的权利，相比之下，“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们”都受过极好的教育，在爱情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她们的婚姻固然有父母的参与，但十有八九都是当事的姑娘们最后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当她们目标锁定，便可以大胆出击，尽情表白，这时候的她们，对爱情追求表现得执著而坚定，热烈且忘我，即便是“飞蛾扑灯”也在所不辞，舍却个性也心甘情愿，她们给人的感觉是非他不嫁，绝对地爱到地老天荒，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光灿绚烂爱情确如多采夺目的肥皂泡，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随即破灭。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们实际上经不起任何感情上的挫败，只要不如意，她们随即舍却爱情本身，她们此前积攒的深挚爱情甚至不足以给他们的心上人提供一个解释、道歉，乃至懊悔的机会，要么决绝离开（阿霞，丽莎），要么神秘失踪，再无消息（阿霞），或者是很快另觅得感情栖所——另嫁他人，甚至不惜嫁给庸人俗流（娜塔莉亚、齐娜伊达、杰玛），要么神秘死去（克拉拉，薇拉），死后也不得让男人安宁（克拉拉·米利奇）。与女人们相比，屠格涅夫的男人们却背负沉重的道德负担。孙乃修分类，屠格涅夫笔下，一类是以坚强的道德意识羁勒自己的情欲（恩，罗亭，拉弗列茨基），一类则是被情欲冲动所操纵而失足迷途（萨宁，利特维诺夫）。但无论是哪一类，爱情错失后他们都是全力补救（恩），懊悔终身（恩，萨宁，阿拉托夫），而后身陷永久的孤苦零丁之中，大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悲壮情怀，似乎唯有此才能惩罚自己的过错，以一生的独守来祭奠自己的初恋。恩先生错失阿霞后，悲不自控，对自己责怨交迭，风华正茂的他，从此无心他恋：“我认识了别的一些女人，但是在我的心里被阿霞所唤起的那些感情，那些热烈的，那些温柔的，那些深沉的感情，我再也不能感觉得到了。不！没有别的眼睛可以代替那一双曾几何时满含爱情望着我的眼睛，没有别一颗心曾经偎在我的胸前，是我的心感受到那么的欢乐，那么甜蜜的陶醉！我被处罚在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孤独生活里度着沉闷的岁月，然而我像保存着神圣纪念品似地保存着那些短简，那枝枯了的天竺花——就是她有一次从窗口丢给我的那枝花。那枝花至今还留着淡淡的芬芳，可是那枝掷花给我的手，那知我知有一次能够紧紧地按在我嘴唇行的手也许早已在坟墓里腐烂了……”萨宁（《春潮》）身处孤独暮年仍对初恋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与坚守，其景其情，不仅感动了杰玛，甚至感动了作家本人，让他重又回到初恋恋人身边，远赴国外（美国），去寻找未知的爱情“新 大陆”。面对自己痛爱的主人公，屠格涅夫不惜把自己的情感命运分流给了这个萨宁，就此更改了作品的情节。屠格涅夫事后给出的理由是，舍不得让萨宁太凄惶，因为他毕竟忠实于自己的初恋。更有甚者，当阿拉托夫（《死后》）意识到克拉拉的死与自己有关时，他从此便苦熬在生与死的边界，不断地懊悔与自责，最后完成了“生不能同室，死也要同穴”，“爱大于死”的人生壮烈一幕。就此，我们有理由觉得在情感的王国里，屠格涅夫家的男人们强于女人们，更能唤起人的惋惜与同情。他们比女人忠贞，他们诚实，毫不作假自己的感情，至死恪守自己那份无声的爱的承诺或以一生的代价弥补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过错”。巴金笔下的女主人公与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们不同之处在于，她们一旦认准了自己的感情寄托所在，便会勇敢地越过千难万苦，而不移志，将这份感情珍惜至死。如果爱情不成，她们宁愿死去，也不愿被高老太爷当人情将自己送进残灭感情，让人生不如死的活棺材。同时，在巴金笔下我们还看到另类有别于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们的女性，梅表姐与觉新分手后，即便已经另嫁，依旧暗恋着已经成为别人丈夫的觉新，直至抑郁而死，而屠格涅夫的丽莎（贵族之家）对感情的抉择则是，若不全有，宁愿全无，而绝不做婚外情人。另外，与屠格涅夫笔下的男人相比，因了巴金作品中固有的男性中心意识，巴金笔下的男主人公与其说是在封建宗法制家规家法的强控下，倒不如说是因自身的软弱，常常让对他们产生感情的女性以守难和死亡的方式，为他们的反抗承担起替死鬼和控诉物，抑或清醒剂的作用，即便他们心爱的女主人公（鸣凤、梅、瑞珏）为情而亡，唤起的只能是男主人公有限的悲悯，由此派生两种情形，一是为了“家”的繁衍和责任，他们只能忘掉相爱女子对他们的感情，而去经营他们以传宗接代作载体的“家”，去经营新的感情（觉新），二是女人（鸣凤）的死成全了男人（觉慧）的新生，不过是促使他与旧家庭决裂走向反叛之路的力量与起点。用学者李玲的话说，巴金的男人们充其量将“放弃”视为“只是自我的软弱，而不是自我的罪恶”。[25] 巴金对屠格涅夫的长篇只译了两篇，为长篇小说家屠格涅夫写下的文字却很多，并将这种人物塑造模式运用到（哪怕是局部）自己的创作中去。其实巴金或与妻子萧珊一起，对屠格涅夫中小体裁作品翻译甚多，但却为此留下文字很少，尽管他在艺术手法上同样不停地借鉴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的手法。这就是说，巴金的着眼点更多投注在长篇小说家屠格涅夫身上，对中短篇小说家屠格涅夫却无暇顾及。这应该说与时代局限有关。当时人们都是在极力寻找与放大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而其中的审美功能却一概视为“小资情调”，人们硬是从艺术家屠格涅夫身上挤出个思想家屠格涅夫来，强化他的社会思想意义，而对代表着屠格涅夫艺术成就高峰的一大批中短篇小说长期置若罔闻。如果巴金对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同样予以精心研读的话，依笔者看来，他就不会如此简单而绝对地这么评说屠格涅夫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了。况且就连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中女主人公在爱情上也并非总是比男主人公强，反之，这些女人依旧避免不了她们固有的弱势，常常是既不坚定也不坚强，在爱情初萌时，常常显得目标不明确，自信心不足，心智不成熟，表现为情感的弱者。“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们”总想找个领袖式的男子汉，为她们指引目标，明确方向，常常是两次往还，便将爱情直接逼近男主人公，便不停地问她们的意中人：“告诉我，我该做些什么？”“我该怎么办？”“我的翅膀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该往哪儿飞……告诉我……”。其实在那个混浊，近乎黑暗的年代，那些优秀的男主人公尽管在奋力寻找理想的彼岸，但他们自己也同样不知道路在何方，也就是说，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儿飞，她们的急切询问也只能是无异于问道于盲。于是悲剧出现了，就因为恩先生没有说出在阿霞看来该说的三个字便决然离去；克拉拉 对阿拉托夫一见钟情，就因为男主人公没反应过来，便服毒自杀，如果说，巴金笔下的爱情的夭亡源自罪恶的旧礼教，那么屠格涅夫笔下的爱情悲剧则汇聚着浓厚的屠格涅夫本人的主观情感——爱情的宿命与失望。 巴金写了那么多的爱情，以至于美国研究家李欧梵得出结论：“巴金和屠格涅夫一样， 他们小说的主题是爱情而不是政治”[26]， 有人说得更确切，说，在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里“从头至尾只看见爱情”[27]，而巴金本人则认为这本书“从头到尾就不是在写爱情”，而是写“信仰”与“信仰的力量”。但巴金的作品同样不是另一位美国学者内森·K·茅 波士顿所说，是“对读者的政治演说”。[28] 对此，巴金用屠格涅夫为自己的爱情描写作注：“据说屠格涅夫用爱情骗过了俄国检察官的眼睛，因此它的六本类似的连续的长篇至今还被某一些人误看作爱情小说。我也许受到了他的影响……我也是来从爱情这个关系上观察一个人的性格“。[29]显而易见，巴金写爱情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和屠格涅夫的描写动机如出一辙，“爱情是检验人物的生命力和意志力的试金石”[30]。巴金的观点是：“把一个典型人物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楚的并不是他的每日工作，也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件”[31]。正因为如此，巴金写了一桩桩爱情故事，同时也塑造出了历史激变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并与革命这一概念捆绑在一起，写出了“革命加爱情”的新型情感理念。有意思的是，依旧是内森·K·茅 波士顿，对巴金写了那么多爱情故事发出了疑问，说巴金作品只写了爱情，没写情欲，认为“性的魔力未被研究”是巴金作品的一大缺陷。[32] 无独有偶。屠格涅夫的爱情作品也一直遭到与此同样的诟病，以至于勃留索夫说，屠格涅夫是写情的高手，写性的低能，梅列日科夫斯基竟将此上升为忠实于普希金传统的屠格涅夫爱情描写的性的缺乏表明着俄罗斯文化的短缺。更有甚者，一位叫斯塔索夫的人，直接找到屠格涅夫，问：“你写了那么多爱情，却为什么总也看不到性的描写”。对此，屠格涅夫含蓄作答：“各人有各人的写法，这个嘛，你问普希金去吧”一听就明白，屠格涅夫这么写爱情，是继承了普希金的描写传统。文学在这里拉起了连环扣，巴金让问屠格涅夫，屠格涅夫让问普希金，历史惊人的相似，却也反映了文学接力传承的一个事实，国别文学的天然交汇。读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写足了塔吉亚娜的怀春之梦，写尽了梦中一对青年男女的耳鬓厮磨，然而普希金却就此收笔，转向另一个话题，不再继续在一些人看来应该有的性的赤裸描写。屠格涅夫在《春潮》中写了萨宁于波洛佐娃得更房情事，要是换作个自然主义作家，该是多么充分的肉欲描写，可是屠格涅夫偏偏是一笔带过，不作任何直接的场景描绘。正如孙乃修研究指出：“…… 巴金笔下的女性虽然也有着新型的恋爱观和道德观，但又不像茅盾笔下的女性那样有着明显的性解放味道、肉欲的追求、甚至带有放荡不羁的劲头儿，巴金笔下的女性大都有着相当浓厚的东方式的温柔、娴雅、内向的气质，很有些屠格涅夫笔下女性的那种风度，即体现出时代的崭新道德观、恋爱观与源远流长的民族女性心理素质和文化教养的富有魅力的完美统一”。[33] 屠格涅夫继承了普希金，同时巴金继承了屠格涅夫，他们描写的不是男女的肉体之欲，更多描写的是精神之爱。所以，这一派文学的爱情描写都很“卫生”，“干净”，像一泓秋水，清澈纯净，净化着人的心灵。 不少评论家，如俄罗斯的彼得罗夫，谢里亚波利亚科夫，我国学者孙乃修等，提及巴金小说的心理描写众口一词地说他继承了屠格涅夫“隐蔽心理学”的心理描写原则，这也难怪，巴金本人在盛赞屠格涅夫心理描写诗意化手段时同时强调自己多年来身不由己地置身于屠格涅夫的影响之下。的确，巴金笔下的人物心理活动过程不是单靠作家详尽描述的，往往借 助于人物的外在动作与极具心理内涵的行为表现来传达，与此同时还有景物的烘托与反衬。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巴金在心理描写方面对屠格涅夫确有诸多借鉴，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巴金是在中国文化土壤成长起来的作家，他自幼受到中国文学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戏剧人物的手眼身法步无一不淋漓尽致地传达着人物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心理，正是靠人的外在表现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并展示人物的心理流程，另外人物的各色面具与场景道具已构成了人物心理的固定符号。巴金自小就迷恋中国戏剧，长期的浸染与影响，他学会运用隐蔽法写心理当属顺理成章之事。至于借助风景写人的心理，更有中国的唐诗宋词为世界文学作了先前与表率。倒是巴金笔下的大自然温文女气，的确透露着屠格涅夫的优雅婉丽幽静之美，同时散发着屠格涅夫式的“迷人的忧郁”，从而把人物的柔肠与内心矛盾烘托得浓烈，反衬得鲜明。 的确，就人生的思考而言，或是就主题的选取，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两位作家确有许多共同之处。碍于篇幅有限，巴金与屠格涅夫还有许多话题无法一一展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巴金凭借自身中国文化底蕴，描写了众多典型的东方女性形象和散发着中国民族情韵的大自然画图。一如屠格涅夫，以普希金、果戈里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吸纳了西欧文学的营养，同时还有自身创作个性的存留，巴金，作为一个“中国的屠格涅夫”，自身固有的文化心理定势，东方文化的保持，西方文化的接纳，汇聚成了融多种个性于一体的作家巴金的宏大个性，当然，这种个性绝对离不开屠格涅夫的思想艺术浸染。 参考书目： 1、 Ба Цзинь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Тургенева в Китае. – Кн.: И.С.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1958) 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Орлов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60. С.388. 2、 Ван Лие Ба Цзинь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Проблемы литератур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Пб. 2004 3、 Ван Лие Тургенев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классик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ХХ века. // Научный журнал: Балтийски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урьер. № 4. 2004г. 4、 Восприятие творчества И.С.Тургенева китайскими писателями. // Виноград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и те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фольклора. М.,2004. 5、 Петров В.В. Творчество Ба Цзиня.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к книге «Трилогия любви, рассказы» -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57. 6、 Петров В.В.. Творчество Ба Цзиня и его роман “Семья”.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роману «Семья» -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56. 7、 Серебряков Е.А. Ба Цзинь, роль писател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 Проблемы литератур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Пб. 2004 8、 彼得罗夫 《念巴金》[N]《苏联妇女》（中文版）。莫斯科。1984年第7期。 9、 《巴金 新世纪的阐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10、 花建. 《巴金和屠格涅夫》[J]社会科学 , 1981,(06) . [4] 11、 高莽 《巴金与俄罗斯文学情结》[N]。《中华读书报》 12、 朱金顺. 《巴金和屠格涅夫》[J]《俄罗斯文艺》。 1983,(05) . [3] 13、 黎舟. 《巴金与屠格涅夫》[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04) . 14、 罗季奥诺夫 《巴金研究在俄罗斯》[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6期 15、 孙乃修. 《巴金与屠格涅夫》[J]《外国文学》 , 1986,(11) 16、 方汉文 《屠格涅夫与巴金创作风格论》[J]。《国外文学》1086年第2期。 17、 孙乃修 《屠格涅夫与中国》[M]。学林出版社。1988年。 18、 戈宝权 《屠格涅夫与中国》[C]//《中外文学因缘》。北京出版社。1992年7月。 19、 戴耘 《屠格涅夫与中国》[C] // 《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智量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72-119页。 20、 吴颖 , 张德让 《天人合一自觉选择——通过对屠格涅夫作品的译介看巴金的翻译选材观》[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年03期 21、 乌云塔娜 《浅谈巴金和屠格涅夫的创作风格和特点》[J]。内蒙古集宁师专 2005年第6期。 22、 《巴金研究在国外》[C]。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 *本文为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俄罗斯20世纪中国作家的翻译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0YJA751077 [1] 参见《巴金全集》26卷本第24卷。指的是在作家巴金在他于1931年写成的长篇小说《家》中反复引用屠格涅夫《前夜》中的话—— “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2] 信中俄语全为巴金本人所写。 [3]Ба Цзинь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Тургенева в Китае. – Кн.: И.С.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1958) 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Орлов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60. С.388. 本文第一部分未注标识的引文均出自本书。 [4]巴金：《关于<火>》，见《创作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5] 《巴金文集》）第277-288页。 [6] 《巴金序跋集》第375页。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7]见书：《巴金 新世纪的阐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248-265 [8]王友贵 《巴金文学翻译初探》。见书《新世纪的阐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256页。 [9]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页。 [10]王友贵 《巴金文学翻译初探》。见书《新世纪的阐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259页。 [11]转引自郑业：《用文学和真话涤荡心灵垃圾》。人民网。2003年。 [12]高莽 《巴金与俄罗斯文学情结》。《中华读书报》 [13]转引自《巴金 新世纪的阐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263页。 [14]巴金 《写作生活底回顾》。《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开明书店1936年2月初版。 [15]转引自孙乃修《屠格涅夫与中国》。学林出版社。1988年。 [16]巴金 《〈蒲宁与巴布林〉译后记》。见《巴金序跋集》。364页。2002年。 [17]彼得罗夫《巴金的创作和他的长篇小说〈家〉》。苏联国家出版社。1956年。 [18] 《巴金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477-478页。 [19]孙乃修《屠格涅夫与中国》。学林出版社。1988年。 [20] 《巴金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477-478页 [21]巴金 《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2]彼得罗夫《巴金的创作和他的长篇小说<家>》。 《家》。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 [23]巴金：《家》。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9）。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78页。 [24]巴金：《在门槛上——回忆录之一》。《水性》第2卷第3期。 [25]李玲 《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见文集《巴金 新世纪的阐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26]李欧梵 《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一代》。坎布里奇，1913年。273页。 [27]李欧梵 《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一代》。坎布里奇，1913年。273页。 [28]转引自 热洛霍夫采夫《爱国作家巴金》。《远东问题》1983年第4期。 [29]《巴金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538页。 [30]彼得罗夫 《巴金的创作和他的长篇小说<家>》。《家》。苏联国家出版社。1956 [31] 《巴金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38页。 [32]转引自 热洛霍夫采夫《爱国作家巴金》。《远东问题》1983年第4期。 [33]孙乃修 《屠格涅夫与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12月。第30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