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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 连续性：重塑中国当代话语权的前提 张西平
发表时间 : 2012.10.01
发表刊物 : 学术前沿
连续性：重塑中国当代话语的前提
2012-10-15 9:24:04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0月上作者：张西平
摘要 构建中国自己的当代文化体系和话语系统，首先要说明中国文化从古至今的历史统一性，回答西方，中国古代文化并不是博物馆的文化，它仍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次要告诉国人，鲜活的当代中国文化并未迷茫，它有着历史的根由;第三，应理直气壮地告诉西方与国内，说明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只有揭示出中国文化内在连续性和统一性，方能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 中国文化 连续性 统一性 话语体系
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崛起，近百年来中国人所追求的梦想即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三千年的历史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近四百年的艰苦探索使我们古老的文化涅槃再生，强大富饶的当代中国使我们感到自豪与骄傲。作为人类史上至今唯一延续下来的古代文化大国，作为一个有着超多人口、超大面积的大国，中国有理由对自己的成功做出理论与文化的说明，中国有资格对近四百年来的世界现代化理论做出自己的解释，中国应该建立一套既符合于人类文明价值，又有自己文化特色的话语体系。但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文化都是一个“断裂”的文化。古代文化已经“死亡”，革命文化不符合西方建立的话语体系，改革以来的文化鲜活但却混杂不清。只有揭示出中国文化内在连续性和统一性，我们方能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逻辑
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是一个有宗教性而非严格宗教的思想派别，因而它不像一些具有严格宗教信仰的文化，对其他外来文化具有排他性。中国文化具有伟大的包容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罕见吸收外来文化能力的母体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就是一个伟大的例证。正是佛教的传入，才激发出宋明理学这一儒家思想发展的最高峰;而佛教在中国经过六百多年的发展，也产生了自己的中国形态——禅宗;到明代时，中国的儒、释、道则实现了三教合一。
自晚明以来，中国正经历着它第二次最伟大的文化吸收和融合：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从而形成了它的现代文化。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晚明万历年间到乾隆年间。约三百年的历史，是对西方文化的最初接触和学习阶段。自晚明以来，中国文化和思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消化各类西方人所带来的西学。在明末清初之际，西学还是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在中文的话语环境中扩展影响，文人举子们也是以平和的态度看待西学。虽然期间文化的冲突迭起，但耶稣会“合儒”的传教路线，使士人在读这些“西儒”的书时，尚有自己本土文化的底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称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①以及为何许理和(Erich Zürcher，1928~2008)将其称为“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②在这个阶段，双方相互慕恋，中西方文化在一种平等状态下相互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开始了它的重要变迁。清初的“乾嘉学派”绝不能仅仅从清初的文字狱、满族人的文化压迫政策来解释，其产生的真正动力是来华的耶稣会所介绍的西学，西学才是清初汉学发生的真正原因。今天中国的学术仍受着乾嘉学派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从晚清到新中国诞生。这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的压迫与蹂躏下痛苦地学习西方的阶段，是一段西方作为“老师”不断欺压、侵略自己的“学生”——中国的历史。西方以殖民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使中国传统的文化从制度上瓦解。晚清时局巨变，中西文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美国中国学家任达(Douglas R.Reynolds)所说：“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根本性的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的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制度。”③这种重大的变化在学术上就是“援西入中”，以“六艺”、“四部”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和框架被解体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建构开始逐步形成。这个阶段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学习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独立，完全摆脱了西方的压迫，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第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尽管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赶走了殖民者，恢复了国家的版图，保证了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自觉，这是他永不可磨灭的功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不断反思和批判，是邓小平时代的思想和智慧的主要来源之一。对这段历史和思想作深刻而全面的批判、反思、消化，是当代中国思想健康的重要标志。不能正确地消化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就无法理解邓小平以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费正清认为：“毛确信，中国文化是一项伟大的，也许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历史成就，这种成就加强了他的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用渊源于民族传统的思想和价值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成为革命转变、并最终西方化的强有力的武器，而不是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取代它。”④
邓小平等人所开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青春。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新阶段。中国经济以每年8%的增长速度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成就之巨大令世界惊愕，其发展之快令世界刮目相看。伟大的成就必有伟大文化的支撑。西方少数人所鼓吹的“中国崩溃论”一再被历史所嘲笑。中国在西方一些人看来是文化的另类，其实，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逻辑，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非空中楼阁，中华文化是其伟大成就的思想支撑。
中国的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化并不是一个断裂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并未死亡，它以新的形态存活在当代文化中。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化西方文化的问题，总的来看，这个答卷是令人满意的。中国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不需要、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道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学习西方乃至世界各种先进和优秀的文化，为我所用，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近四百年的中国文化的演变大体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博物馆的文化，也不是发古人之幽思的死去的文化，它活着，它是发展的。中国文化从晚明以来的四百年历史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和思路：学习西方、走自己的路。这样的自觉性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了新生。
中国现代文化的问题意识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样一条独特的道路对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关于中国文化命运的讨论，从来就是和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只有认真从思想上梳理近百年的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文化命运的讨论，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当代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与现代化讨论的出发点，才能看清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中国当代文化的本质特点，从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对中国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创新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中留给了我们哪些问题呢?
第一，“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始终是从文化层次来讨论中国出路问题。”⑤在罗荣渠先生看来，从文化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现代出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把中国现代化的后发性归结为中国文化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样很容易得出“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西洋的胜利自然亦是文化的胜利”⑥的结论，这种文化决定论的思路不仅完全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意义，而且在思考中国现代化道路时，很自然就会忽略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重大问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思想上的弱点，在毛泽东的晚年思考中充分表现出来，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因此，走出文化决定论，在更为广阔的角度思考中国现代化之路和中国文化之重建，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二，“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被动适应世界现代化挑战的过程。”这就是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沿着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中国也可以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但现代化运动又是和全球化运动相互为表里的综合运动，西方在这个进程中从后者变成了前者，资本的扩张本性促使着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扩张。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关过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⑦中国原有的自然成长的道路被西方所打断。从而，被动、急迫、短促构成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
另一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之路时，西方已经开始有了“后现代”的问题，即后现代的思潮，对现代化的批判与反思。马克思的思想就是立于这个基本点展开的社会理论。这样对中国来说，就是双重性问题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既然要走现代化之路，就要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和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克服农业社会的思想和观念;但当我们面对西方后现代思潮时，我们又要警惕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思想。对于在被西方侵略与凌辱的过程中开始现代化之路的中国来说，接受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其历史的根由的。中国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或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现代化的，从而主要是从一个批判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和历史的。学习西方，同时也会获得西方对自己的批判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仍是它的一个重要文化遗产。
这样两个不同的角度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认识西方的现代道路时产生了困惑，从而在理解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时就会比过去多了一个视角，但却更为彷徨乃至混乱。梁漱溟和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一些认识就是摇摆于二者之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根源也与这种双重问题的困扰有一定的联系。这样一个双重性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和中国文化命运的理解。如罗荣渠先生所说：“中国知识界还没有来得及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进步性取得较深入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已纷至沓来。……由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作为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缺少认识，也就很难对现代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具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中国现代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弱点。对于现代世界新文明，不论是西方人创造的还是东方人创造的，要想拿来并不那么轻松，必先认真学习，只有深入理解，才能吸收，只有融会贯通才能超越，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大概已成定论。”⑧
这样双重的矛盾和双重的使命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照搬西方的道路，从而开始有了文化觉醒。虽然这样的觉醒常常伴随着傍徨，在两种使命、两种任务面前常常使中国人对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看得不太清楚，常常出现摇摆和争论，但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中，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开始自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开始渐明。因此，西方在看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时，绝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符号，它是上面提到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双重矛盾的一个当代解决方案，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基，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
第三，“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这是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一般认为，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必然造成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传统文化愈深厚的国家，这种冲突就愈加持久。这样的观点从一般性看是正确的，但中国近代的历史证明，“中国的现实思想生活却正是沿着折衷的道路在走着，具体表现在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这说明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化或半殖民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⑨这样的描述既说明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认知的争论所形成的历史现实，也说明了如何处理现代化和传统文化这对矛盾是前辈留给我们的重大课题。
罗荣渠先生认为，前辈并未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答案。“自从中国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失落了自己天朝传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艰苦的历程，最后才达到朦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认识。……但什么是‘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国情’?到底也没有很好解决。要么是鼓吹中国事事不如人，而唯洋是崇;要么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而盲目排外。前者导致思想浮游无根，产生精神失重现象。后者导致闭关自满，甚至盲目至大。”⑩
百年探索，百年争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现代化道路，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变革面前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前所未有的彷徨，前所未有的分裂和矛盾。但这样的文化争论最终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和掌握政权而得以平息，自此以后，中国文化呈现出新的形态。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探索，对自身的不断反思和批判，特别是在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反思中，开拓出了新的道路，使中国文化呈现出新的气象、新的局面。
中华文化——我们的精神家园
国家独立、民族自觉是中国文化百年变更的一个最重要成果，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文化的再生，有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在逻辑。西方国家不少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史，指责中国的现实。这既有知识上的不足，也有西方文化的傲慢的原因。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告诫西方人：“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在他看来，“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当代的形式，是一个基本上独立的进化过程的最终产品，它可以与希腊—罗马的犹太—基督教的西方相比，但绝不是一样的。”11按照费正清的理解，文化民族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国家独立与民族存亡的思想，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所有这些构成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政权的重要原因。不管你是否完全认可费正清的结论，但有一点任何人无法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近代的发展中出现了断裂和裂变，但这种断裂和裂变只是在外在的文化形式上，其内核仍然以新的形态在当代延续了下来。新中国的成立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现实，并成为今日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尽管经过“文革”后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文化走过了它的“萌芽、成长、高涨和泡沫化的全过程”，12但作为社会主义的遗产，它仍是我们今天在重建中国文化时所要不断解构和消化的内容，无论是对它的批判反思，还是吸收与转化。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现代化历史最为壮观、最为复杂、也最为深刻的一段历史序幕。中国在短短三十年内几乎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道路。“中国现在不仅发生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也发生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人类历史上即使发生过，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1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在如此众多的人口条件下所发生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中国取得这样的伟大成就而感到自豪。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迅速的结合，这些都使发展中的中国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奔向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大规模的进步与发展，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矛盾与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一下子涌到了中国人的面前。这给中国人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无论是喜悦还是苦恼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在中国社会这艘快速前进的列车上有些眩晕。思想从未像现在这样活跃，观念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元。但这正是伟大创造的开始，这正是古老文明再生的开始。中国文化从未中断，它今天仍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仍然是中国人应对复杂世界的智慧来源。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和成就，同时，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发展。
那种认为中国当下思想的混乱和争论是传统文化彻底死亡后的表症，是现代中国失去文化根基后的表现的看法，是肤浅的。思想的混乱和思想的彷徨是有的，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再生前的阵痛;对“文化大革命”中教条的、极左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后所造成的思想迷失是有的，但这正是形成新的有中国自己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前奏。
一些西方的思想家们完全不知道中华文化在今天存在的方式，也不知道这种思想活跃所带来的思想新生的力量。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着伟大的文化作支撑。我们从不粉饰我们在寻求真理道路上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正是在对自己的错误的反思中成长和进步的;在这点上，中国要比那些把自己在全球化初期所犯下的血淋淋罪恶加以掩饰的一些西方思想家和政客们真诚得多。在西方文化面前，我们从不自卑，我们不仅有着令全世界羡慕的人类唯一保留下来的古代文化，同时，中华民族以其极大的创造力，在发展着这个文化，使其更加灿烂辉煌。在世界多民族的文化中，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它杰出的贡献。
今天，发展中的中国以更大的包容性吸收着各种外来文化。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它的底色，为现代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智慧和思想，而近现代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也成为我们今天创造新文化的出发点。正像经过六百年的消化和吸收，中国彻底完成了对佛教的吸收一样。四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改造为今天中华文化的涅槃再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特有的古代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的再生历程，可以向当代世界展示其文化的独特魅力，可以为今天的世界提供一种古代与现代融为一体的智慧与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近代和当代的洗礼，以新的形态存活在中国人的心中。经过近现代西方文化洗礼后的中华文化，仍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矛盾与苦恼时时缠绕着我们，但是，在探索中行进的中国人并未迷路，在困顿中创新的中国人并未停止探索。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崭新的。在向世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观念开始开阔;在消化外来文化之时，我们开始自觉。在发展中我们获得新生，在伟大的历史成就面前，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中国近三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完全可以与人类史上任何一段最辉煌的历史相比，我们有理由将自己的精神价值和三千年来的思想积淀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分享中国的智慧。
注释
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640～641页。
2 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
3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4 [美]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
5 以下的几个问题均引自罗荣渠先生的“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一文，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
6 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7 [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70页。
8 9 10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38～39、39、42页。
11 [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革命的中国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14页。
12 13 玛雅编：《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43、25～26页。
Continuity: The Premise for Reshap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
Zhang Xip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contemporary China’s own culture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we need to, firstly, describe the continuity of Chinese culture in history from the ancient times and let Western countries know that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is not just those harbored in museums, but rather, 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secondly, tell Chinese people that living cul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not lost, but has its historical sources; thirdly, tell all people in a self-confident way that China’s revolutionary culture since the modern times has its inherent rationality. Only by disclosing the internal continuity and unity of Chinese cultures can we reestablish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continuity, unity, discour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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