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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张西平 潘青 论文题目 : 魏理的中国古代诗人传记研究——以《李白的生平与诗歌》为中心 发表时间 : 2013.05.01 发表刊物 : 中外文化与文论 [摘要]魏理是20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最重要的 翻译家，本文从他的李白传记研究入手，分析了他对李白的看法， 在肯定其研究的成果同时，也从跨文化角度指出他的误读及其背后的文化原因。文章通过对魏理个人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典 籍外译应以西方汉学家为主体，而不是以中国学者为主 [关键词]魏理 李白 汉学 一、魏理的汉学传记创作 亚瑟•魏理（Arthur Waley, 1899—1966)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东方学家之一，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研究在西方思想文化界和汉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 化经典的翻译上，成为理雅各之后西方汉学界的一座高峰。他的汉 学成果丰富，汉学研究涉猎广泛，在文学、哲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尤为突出。魏理的汉学研究成就总 的来说可分为三个方面：中国古典文学（诗歌、小说）翻译、中国 古代哲学思想的译介与研究以及中国诗人传记。由于魏理在典籍译介上取得巨大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的喜爱和重视，对中国 古典文学与哲学在域外传播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魏理与一般汉学家的重要区别在于他的译著不仅仅在汉学专业 的领域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在英国文学和思想界也有着广泛的 影响，他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被纳人了英国当代优秀诗歌的行列，这是很多专业汉学家的中国古代诗歌翻译作品所完全达不到的。当 代英国诗人兼翻译家科恩认为，魏理的英译汉诗选本《中国诗选》 (Chinese Poems)应可名列当代最杰出的集中诗集之一而无愧；早在1927年，魏理的《来自中国的诗》就已编入《盛世英语诗歌丛 书》第2辑第7本。这本译诗集实际上是魏理已经发表的英译汉诗的选本，1930年曾经重印一次。当代英国诗人沃尔夫（Humbert Wolfe)在 该书前言中称：“应该把魏理的英译汉诗‘看成是一个二十世纪的英国人创作 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点来评判它们。 1913年，魏理进人大英博物馆东方版画与绘画部工作，并开始接触汉语 和中国诗歌。在魏理涉足中国诗人传记创作之前，几乎没有一部专门介绍中国诗人生平的书籍。1919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 年）著成《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书 中对中国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家作了简要介绍。可以说，在魏理之前，汉学 涉猎者们并没有树立为英国读者介绍中国文人的自觉。而痴迷于中国古典诗歌的魏理在翻译诗歌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对诗人生平的梳理的重要意义， 他从1917年开始搜罗中国文人的传记材料，为其汉学传记的创作做准备。 魏理共著有三部汉学传记，分别为：《白居易的生平及时代》(The Life and Time of Po Chu~I 771 -846 A. D.，1949),《李白的生平及诗歌》(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701 — 762 A. D.，1950)，《十八世纪中国诗人袁枚》(Yuan Mei 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 1956)。选择这三位中 国诗人，魏理有自己的理由。 魏理对白居易诗歌的偏好是有目共睹的。在他所译中国古典诗歌中，以 白诗译作最盛，影响最大。他先后译出白居易各体诗歌108首，收入他所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各种选集里，并在再版时反复修订。白诗构成了他译介的中 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专门方面。此外，他还补叙了白居易生平的一些重要事件 与细节。1949年，魏理以《旧唐书》、《白居易传》中的相关事实为纲，完成了《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时代》，这在西方汉学界白居易研究史上尚属首次。这 部书只是白氏生平的概括介绍，不是全传。书中选用的白氏作品，诗文各占 一半。此书附录的资料有李商隐撰《墓碑铭》、白居易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铭》之译文，以及白居易世系谱。 魏理关注较多的第二位诗人是李白。1918年11月21日，魏理在伦敦大 学东方学院举办的“中国社会”专题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诗人李白》（The Poet Li Po)。1919年，该论文结集成册，由伦敦东西方出版公司（East and West Ltd.)出版。该论文对李白生平及其影响进行介绍，并有李白诗译作25 首。1950年，魏理完成了他的第二部汉学传记《李白的生平与诗歌》。该书按 写作时间先后选译李白的诗作，同时介绍李白的生平。魏理在书中首次较详 ①程章灿：《东方古典以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比较文学》, 2007年第1期。 细地介绍了唐代的社会以及与李白同时期的不少著名诗人的情况，所选译的 李白诗多为第一次新译，是魏理早期《诗人李白》一书中未曾译过的。 袁枚在魏理那里并没有获得与前两位传主同样的待遇。魏理在《170首中 国诗歌》的序言中如此介绍袁枚：“十八世纪，袁枚完成《随园诗话》，该书语言风趣，但劣质诗作较多，多为其友人所作。他自己的诗风则多模仿白居 易和苏东坡。”®可见他对袁枚并没有较高的认同。1956年，魏理出版了他的 第三本汉学传记《十八世纪的中国诗人袁枚》。写此书的初衷是为了破除英国读者的成见，即认为只有在中国的古典时代才有出色的诗歌作品。魏理之选 中袁枚，当然还跟后者在当时诗坛盛行干巴巴的“格律诗”，鼓吹写诗必效盛 唐的背景下，大张“性灵”旗帜有关。 二、《李白的生平与诗歌》介绍 在魏理之前，关于中国诗人李白的生平和诗作较为详细的记述当属英国 汉学家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它是海外汉学界对中国文学史作历史性梳理的首次尝试。该书也成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教科书，对英语世界中 国文学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翟理斯的文学史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粗略地罗列出中国文学的主要成果， 其中在介绍唐代文学时，他如此介绍李白：“通常人们认为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他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在宫廷中快乐而放荡的经历、流放乃至悲剧 的结局作为系列主题成就了他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滔滔江水奔涌而 来。”®翟理斯接下来介绍了李白远游、任职宫廷、被放逐几件大事，篇幅简略，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及经过都未提及，且有的事件与史实相左，有的细 节描述言过其实，所译诗歌的创作年代也出现错误。 魏理对李白的诗歌翻译和对李白传记的研究是同时进行的。1918年，29 岁的魏理第一次公开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汉诗翻译集《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这本诗集是由伦敦 Constable &• Company Ltd.出版的，出版后各方反映很好，同年就修订再版了。在这一年 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国学讨论会上，魏理宣读了他研究李白传记的论文 ① Arthur Waley，‘.Introduction’，，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18, p. 18. ② Herbert Allen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23, p. 151. 《诗人李白》（The Poet LiPo)。® 1950年他又发表了自己对李白生平的进一步研究成果《李白的生平及诗歌》。 魏理的李白研究在翟理斯的李白研究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但他也接 受了翟理斯的一些对李白诗歌和人生的评价观点。例如，他沿用了翟理斯所使用的“波西米亚”（bohemian) —词来形容李白的漫游人生。“波西米亚”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用来指代那些与传统迥异的生活、艺术风格等，他们不受社 会规则的约束。这一点倒与李白之于其身处的社会颇为契合。历史上的李白，性格特征主要为狂放不羁、豪情万丈、爽朗刚直。魏理的李白传记也抓住了李 白这一性格特点，根据其在该性格指引下的生活发展逻辑来建构和取舍材料。 魏理写作李白传记的参考资料主要有《新唐书》、《旧唐书》、《李翰林集 序》、《全唐诗》、《全唐文》、《唐会要》和《太平广记》。其中，前三部为传记资料，《唐会要》是唐代典章制度的文集，其余下为作品。魏理的传记脉络主 要是依据《新唐书•列传•文艺》中第二一五卷《李白传》来展开的。该传 围绕李白生平始末，重点讲述其家世、远游、隐居、长安人仕、漫游、安史之乱及永王璘、流放病故几件大事。这一逻辑是历代李白传记研究者所遵循 的常用逻辑。早在唐代魏颖的《李翰林集序》及唐代范传正所著的《唐左拾 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依据的就是这种传记逻辑。魏理的李白传记延续了传统对李白的书写逻辑，可分为少年诗才、远游及隐居、长安人仕、漫 游及创作、安史之乱、永王璘事件、流放病故七部分，并于各个时期穿插了 李白的代表诗作，使得生平介绍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传主李白的生平和诗歌创作的关系。魏理十分注重李白的诗人身份， 这使得他所作的传记不同于中国将传主放在历史环境中进行评述的传记传统， 而是以李白的《明堂赋》，即据史料可确定的李白的第一篇作品为传记的起点。一部传记应当包括传主的一生，而传主的一生主要分为初始期、学习期、 活跃期、退隐期四大阶段。传记在创作时可以有所侧重，但这四个时期都不 应当忽略，将传主每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接触的重要人物及其对传主的影响介绍清楚，读者对传主就会有一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魏理的李白传记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他对李白诗作传达出的中国古代 传统文化信息十分重视。在他的笔下常常会出现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篇幅的描述，如对于作为祭祀和皇权象征的明堂的由来以及武则天时期大肆修建 明堂的记述等，这些记述对于传记来说颇有“偏题”的嫌疑。魏理对李白诗 ①程章灿：《阿瑟•魏理年谱简编》，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11辑），大象出版社. 2004 年。 作中的佛道文化、酒文化及侠文化很感兴趣。魏理还据李白的《安州般若寺 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义》一诗推论出李白曾花大量时间精心修佛一事，并援引《赠僧崖公》中：“昔在朗陵东，学禅白眉空。大地了镜彻，回旋寄轮 风”两句为证。李白一生以云游为乐，虽曾学习佛学，但对道教情有独钟， 魏理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李白在诗中用暗指和比喻的手法祈求他的和尚朋友融合道与佛，和他一起去蓬莱仙岛游玩。魏理所说的是诗尾“何日更携手, 乘杯向蓬瀛” 一句。关于李白与佛道文化关系的阐述，是魏理研究所侧重的， 也是其学术价值的重要体现。 三、汉学传记：文化与误读 传记承载着许多的文化信息，无论是被记述的传主，还是进行创作的传 记作家，他们都生活于一定的文化结构和历史情境之中，不可能超越文化的制约。将传记看作一种文化，不仅可以对传记有更深入的认识，且可以透析 这其中所蕴涵的微妙的文化互动。汉学传记与传记作者和传主来自同一文化 背景的普通传记有很大的不同。汉学传记具有深厚的跨文化特点，传记作家需借助另一种语言的材料，以其异域的视角来看待和选择这些材料，从而构 建自己所认识的传主形象。虽然与小说家不同，传记作家必须遵守自己的职 业道德，遵守传记必须与事实相符的传统规范，不能以自己的好恶去歪曲或篡改历史，但是传记作家拥有书写这一工具，如何组织语言，如何使用这具 有霸权意义的符号去描述自己所认知的传主，这些都是传记作家被天然赋予 的权力。传记作家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也会借传主的故事体现自己的文化诉求。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对传记事实的取舍上。魏理在李白传中采用的叙事 策略就是例证。他没有按照中国文学传统的叙事方法和叙事策略来建构作品， 而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来选用材料。 魏理虽精通汉语，有很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造诣，然而他终究是一个带 着深深的英国文化印迹的异域者。囿于英国传统、保守的价值标准，魏理对兼具辉煌艺术创造力和复杂人格现象的李白的解读，发生了惊人的偏颇和错 位。魏理在此传记的结语部分这样评价李白：“如果我们作为讲道德的人来衡 量他（李白），那很明显，会有许多人出来声明，反对他的道德品行。在他的作品里，李白表现得自夸自负，冷漠无情，挥霍放荡，不负责任和不诚实。 ① Arthur Waley»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尸o , 701—762 九 D..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1950, p. 102. 文化上的逆差，使李白背上了 “不道德”的恶名。显然，魏理更多地接受了 维多利亚时期遗留下来的道德标准和英国人特有的保守的伦理观念。 魏理认为，李白是唐代少有的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他行为散漫， 追求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他说：“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与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都参加了考试，而他却没参加，我们大概可以断定因为他 认为自己几乎没有通过考试的可能。”①魏理认为李白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 科举考试所要求的严谨的文章作法是李白难以达到的，且李白生活糜烂，酒醉难醒，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魏理过于强调李白的波西米亚式 生活方式，从而忽略了李白所处时代入仕的具体情况。在唐代，荐举仍然是 文人得以人仕的一个重要步骤，文人投靠名门将相，请求其向中央朝廷举荐自己是当时十分普遍的现象。从李白的年谱可知，自公元715年（开元三 年），李白便以投送文章的方式开始拜谒活动，旨在仕进。李白的《明堂赋》 就是向时任益州长史的苏颞进献的。李白一生干谒无数，但一直未能如愿人仕。他在诗中多次表达自己求职人仕的心愿。李白一生一直努力寻求兼济天 下之机缘。唐初至武则天时代，重武轻文，李白为此学习剑术，渴望以此寻 求人仕之门。玄宗登基后，在宰相张九龄的建议下，文学取士的范围逐渐扩大，文人登科的几率大大增加。李林甫为相后，抑文的倾向又有所反复，这 也是李白不参加科举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唐代为官，紧承隋朝门萌的制度， 并对门萌入仕有严格的规定，皇室宗亲，五品之上官员的后代等都可直接为官。这种封官制大大限制了出生寒门的下层文人人仕的机会。李白虽自称与 唐王室为同宗，但据现代学者考证，此说不可信。为此，李白无缘一官半职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在魏理的叙述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李白作为“饮中八仙”之一， 好酒却成了一大过错。在写李白作《大鹏赋》一节，魏理仔细介绍了《大鹏赋》的内容，文中李白提大鹏而多于希有鸟的细节使得魏理认为李白对司马 承袖不够尊敬。他猜测，司马承祯因规劝李白戒酒而“惹恼” 了李白，因而 李白对希有鸟（象征司马承祯）所提甚少，而对代表自己的大鹏笔墨颇多。在节译李白的长诗《梦游天姥吟留别》时，魏理忽略了该诗就是因为对微醺 状态下精神遨游的描写而成为千古绝唱这一事实。魏理还指责李白因饮酒弄 得不像大丈夫，且无法担任官职。魏理对“好酒”的敏感甚至波及与李白交好的诗人，他认为孟浩然也是因好饮酒而耽误了入仕前途。 ① Arthur Waley,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701 —762 A. D.. London: George Allen 8^ Unwin Ltd , 1950，p. 98. 魏理以李白嗜酒为由，断定李白是个不负责任的人。理由是李白隐居安 陆期间，曾有诗《赠内》言：“三百六十日，日日如醉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李白借典表达自己对妻子的负疚之情，虽也表现出嗜酒如命的生活 习性，但“不负责任”的定性也未免有失偏颇。至于“冷漠无情”的“罪 名”，书中收录的李白在安史之乱时期写的乐府诗《豫章行》，就表现了诗人对战争过程的关心，对广大劳动人民悲苦命运的同情，足以证明他并非“冷 漠无情”。 魏理之所以这样评价李白，恰恰说明了他英译汉诗的跨文化性质，我们 应从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分析他的这种诗评的文化根源。 魏理不是一般的钻在故纸堆中的汉学家，他与当时的英国文化精英有着 密切的交往，这就是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 or Bloomsbury Set)。这并非一个有着严格文化观念的文人团体，而是一群在文 化趣味和思想倾向上较为接近的松散的文人圈子，甚至成员们在文化趣味上也未必一致，但却有着交往的愿望，是一个文化名人的闲谈的圈子。这个圈 子里有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庞德、叶芝，哲学家罗素等。尽管魏理自己从 不承认自己是这个圈子的成员，但他实际上是经常参加文化圈每周四的聚会，并与艾略特、叶芝等人有着交往。所以，魏理的女友坚持认为，魏理应该属 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这些诗人、艺术家、编辑、剧作家、经济学家在一 起，相互的影响是必然的。 魏理既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又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 者。他不仅是汉语和日语文学的翻译大师，而且是汉学和日本学研 究的专家，在中日历史文化以及艺术研究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西方古典学、文学、艺术、语言等诸方面，他也拥有良好的修养和 高雅的趣味。渊博的学识和多样的兴趣，使他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 圈诸多成员之间，无论是诗人、艺术家，还是作家、学者，都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保持密切的交往。同时，他为人温和谦虚，容易与 人相处，为人接受。事实上……魏理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之 间的交游关系是密切、广泛而且持久的。® 正是在这种与英国文化名人的交往中，魏理的诗歌开始进入英国文化， 走出狭小的汉学圈子。同时，这也说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对他的诗歌创作并不仅仅是从东方学的角度来看的，而是从英国诗歌本身的演进来看待的， ①程章灿：《魏理与卜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交游考》，《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在这个圈子的诗人眼中，魏理的英译汉诗首先是英国的诗歌。这恰巧说明了 魏理的文化身份，也说明了魏理在评价李白诗歌和人格的所持态度的文化根源。“在二十世纪初，英国文学的特点是保守，比十九世纪都保守。”®魏理所 介绍的中国诗歌在形式上具有独特性，所以，他的第一本诗集只是送给朋友， 因为在当时的英国诗坛，大家认为魏理这样的诗是卖不出去的。魏理认为李白“自夸自负，冷漠无情，挥霍放荡，不负责任和不诚实”，这是他在思想上 仍保留着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痕迹的表现。但实际上李白的放荡不羁， 同时又被作为反抗那种守旧的维多利亚道德的表现。李白在其他诗人那里又被认为是一种浪漫主义、异国的形象。宾纳在1947年的集子《拿走黑暗》中 的《致李白》写道：“我像你一样慢饮时，理解你，哪怕皇上有召也不必理。” 庞德的一首关于李白的诗，也有“李白也醉酒而死。他想拥抱黄河中的月亮”②这样的句子。 所以，李白无论被赋予哪种形象，从何种角度被解释，都是受到当时诗 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倾向的影响的。李白的诗一旦被外译，它就进人另一种文化，再不能从汉语诗歌本身来理解，而必须从译者的文化背景加以理解。 为何魏理的诗歌可以进入英国当代诗歌之中，而一些汉学家的汉诗英译却只 是在学术圈子中流传呢？这一现象这只能说明作为汉学家的魏理首先是一个英国的文人，一个英国的汉学家。魏理对李白的评价说明他在文化心理上依 然是英国的文化心态，尽管在诗歌形式上具有变革性。由于他身处的社会环 境和从小接受的保守的伦理观念，他对李白的认识发生偏颇是情有可原的。这也反映出“误读”在汉学传记中的普遍性。 汉学传记同普通传记不同，它所承载的文化含量和文化碰撞都远远地超 过了普通传记所具备的功能。汉学传记作家依靠外语材料和异域者的判断来进行传记创作，这不仅仅有文学和历史范畴的意义，更具备跨越异域文化的 汉学意义。汉学传记家以书写从创作中获取勾勒传主异域形象的权力，而伴 随着这种权力而来的通常是不可避免的误读和全新的理解。魏理的汉学传记虽仅有三部，但足以显示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和深厚的汉语学力。 作者简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潘青，中国邮电出版社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 ①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 ②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8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