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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的北京——读《城门开》手记 朱涛 2001年底，诗人北岛得到一次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他赫然发现那城市已“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从那时起，北岛开始酝酿一项重建工程。他要用文字重建这个城市，恢复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经验、记忆和想象的北京。经过几年的写作，这项工程终于竣工，交付使用了——这就是今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三联出版的《城门开》。 该书不是一部严格按线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的“完整”回忆录， 而是由一系列主题性叙事片段组成的散文集。每篇散文既可独立成章，像一座座独立的四合院，又相互勾连、重叠，汇成一整座城池。我在初读时，感觉各篇散文的片段感很强。进入其中任一篇，扑面而来的是各种生动的细节描述。从一篇踱步到另一篇，则有一种步移景异的游园般感受。读完一遍后，拉开焦距整体观察，犹如逛完紫禁城，爬到景山向下俯瞰。我发现，作者其实颇为精心地规划了整本书(城)的结构。为方便起见，这里姑且总结为起、承、转、合四部分。 起：感官之城 (《光与影》、《味儿》、《声音》) 城门一打开，北岛首先将游客引入三种与个人感官紧密相连的北京记忆：“光与影”——视觉记忆的北京，“味儿”——嗅觉和味觉记忆的北京，“声音”——听觉记忆的北京。通过这三座感官之城，北岛展示出他独特的“城市现象学”：他的北京，与那些旅游画册和明信片上反复宣传，几近陈词滥调的“官方图像”完全无关，而与他非常个人化、具体的细节记忆和感受紧密相连。更进一步，为帮助游客们充分“张开”感官，北岛还特地强化了各种效果描绘，就像我们为了让图像更醒目，在软件Photoshop中滑动阀门，加大图片的色彩饱和度、明暗对比度和变形程度一样。 在《味儿》中，北岛说关于北京，首先让他想到的是随季节变化的各种气味儿。换句话说，人，有点像狗，对城市、空间的最深刻感知，并不在视觉上，而是在嗅觉和味觉上。北岛这八页文字，弥漫开的首先是各种嗅觉的(气)味儿——儿时北岛“嗅”出的北京城市空间：冬天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煤烟味儿、灰尘味儿和大雪的云中薄荷味儿、春天令人昏睡的杏花梨花水仙花香、夏天游泳池中的福尔马林加漂白粉混合着尿骚味儿、秋天浸泡在雨水中的树叶霉烂味儿等等。然后是各种味觉的味(道)儿——儿时北岛(偷)吃出的北京记忆：鱼肝油味儿、“大白兔”奶糖味儿、味精味儿、桂皮味儿、臭豆腐味儿等等。 在《声音》中，北岛“绘声绘色”地写了他小时候各种人声、动物声、器械声交汇成的声环境。我尤其喜欢少年鼓手赵振开(北岛本名)那一段，展示出北岛在声音和图像之间制造“通感”的高超技巧。理想中军乐队鼓手的鼓点应是“复杂多变而清脆利索，像匹骏马奔驰”——这里，“骏马”是一个多么革命浪漫主义的意象!而现实中的少年赵振开苦练几个礼拜，敲出的鼓点却不过是两头瘸驴。它们先是各自拉磨，然后磕磕碰碰的离开磨盘。最后虽合二为一，小跑起来，但总达不到奔马的境界。在正式队列仪式那天，鼓手赵振开紧张得心跳如鼓，上台时腰间小鼓不慎砰然落地，惹得全场大笑——一个鼓手的命运就这样滑稽地结束。紧接下来，北岛笔锋一跃到六十年代中期，音频骤然加高、音速加快，纺织机的噪音和高音喇叭中的革命口号充斥在空气中心。 承：玩物之城 (《玩具与游戏》、《家具》 、《唱片》、《钓鱼》、《游泳》、《养兔子》) 这部分集中回忆北岛童年少年的玩耍，以及接触到的各种物件和动物。在对儿童玩耍的生动描绘上，这组散文让我想起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但两者有重大不同：鲁迅笔下的儿童游戏是对枯燥书塾生活的反叛，是孩童“真善美”天性的自然流露;而在北岛笔下，儿童游戏本身是复杂的。貌似纯洁的游戏，时时会从内部泛出一些晦暗之色。这暗色要么体现为儿童在游戏中所体验到的无能或挫败感，要么来源于成人冷酷世界对孩童世界的渗透和侵蚀，要么直接反映出孩子们 “天生的恶意”——也许那就是人性之恶。 《养兔子》讲的是北岛在五十年代末，“自己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惶惶不可终日”时养宠物的故事。继小鸡和蚕死于非命后，小北岛养了一对饭量惊人的兔子，日益挑战本已相当贫瘠的食物资源，让雄踞地球食物链最高端的人深感不安。终于一天，北岛家的“最高行政长官”父亲决定“杀兔果腹，以解后顾之忧”。小北岛一大早就躲出去——“顺后海河沿，上银锭桥，穿烟袋斜街，经钟鼓楼，迷失在纵横如织的胡同网中。”这里作者没有费一点笔墨直接书写小北岛的心情，但一系列空间穿梭和最后的迷失已经把他的失魂落魄表达得活灵活现。更妙的是，下面作者的镜头蓦地一转，让我们从迷失的小北岛眼中，看到一幅玛格丽特式的超现实画面： 其实兔子眺望时站立的姿态很像人。我恍惚了，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玩具与游戏》是这部分分量最重的一篇，读来让我觉得既好玩，又心中发怵，有时甚至感到有戈尔丁的《蝇王》和哈内克的电影《白丝带》般的阴影袭来。北岛着重写了男孩游戏中的“暴力倾向和冒险精神”——他和玩伴们对武器的热爱，对玩飞刀、放鞭炮和打仗的热衷。他清楚地记得1959年春节下午，两拨男孩儿，依靠假山和楼门口形成攻守之势，利用弹弓、鞭炮和簸箕为攻守武器，发动了一场战役 ——“霎时间，硝烟弥漫，有如一场古老的攻城战，直到天色暗下来，直到父母们的声声呼唤 ……” 正当那个阳光灿烂的小北岛在撅着屁股，忙着玩打仗时，目光冷峻的老北岛紧接着在下一段——全文的最后一段走出来了。在老北岛眼中，小北岛(们)沉浸其中的游戏，不过就是对他们即将进入的残酷成人游戏的一种模拟或彩排罢了。以他特有的悲天悯人，北岛这样结束全文： ……文化革命爆发的那天，我想起那草纸的呛人烟味，以及它正点燃的第一个鞭炮。而文化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包括血腥的暴力)，正来自那些男孩和女孩。他们似乎一夜长大成人，卸掉伪装，把玩具与游戏远远抛在身后。 转：人与事 (《三不老胡同一号》、《钱阿姨》、《读书》、《去上海》、 《小学》、《北京十三中》、《北京四中》、《大串联》) 在空间版图上，这组散文组成一个放射状结构。中心点是北岛自八岁起一直住在里面，长达二十多年的“三不老胡同一号”。这是一栋外面弥漫着烤白薯味道，从四楼阳台可俯瞰北京的排浪般四合院瓦顶的红砖楼房。围绕着这个根据地，各种人与事得以紧密交织，或偶尔放射出去——包括北岛的小学、中学经历，八岁时第一次远行去上海，十七岁时首次离开父母，“大串联”到西部和南方，最后回到北京。 《读书》讲儿时北岛在各种小人书和阁楼“禁书”中的精神游历，《去上海》则回忆他在八岁时(1957年)的首次城际旅行。与北京相比，上海是另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上海提供了一个空间参照系，使得北岛首次拉开距离，重新辨认他的故乡，得以量出北京的“天地、界限及可能的外延”。 我认为不妨对北岛以后的人生做一种空间的读解：童年青少年时的空间环境——北京城对北岛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他的一切远行，都是他的北京的向外延展。或换句话说，长大后“满世界近乎疯狂的奔走”的北岛，实际上是在朝着各种方向，试图企及对他儿时北京的回归。 接下来的几篇，《小学》、《北京十三中》、《北京四中》、《大串联》，显然是按作者的成长历程一字排列。读起来让人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加速度贯穿其间：时间在加速，空间在急剧扩张和重叠，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强。在这部分，《北京四中》在篇幅、时空跨度和强度上，可说是与前面《三不老胡同一号》相对称的一篇。相对而言，《三不老胡同一号》像一出话剧，在较为稳定的空间平台上，一幕幕地上演各家庭、人物在时代冲击下的聚散离合;而《北京四中》则更像一部电影。虽然绝大部分故事都集中在一个空间环境——中学校园里，作者的叙事也基本按线性时间顺序展开，但是由于作者的叙述节奏越来越快，事件更替越来越让人目不暇接，人与人、代与代、阶层与阶层、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碰撞越来越“白热化”，全篇读完后，我居然有一种看了一部充满蒙太奇剪切、时空倒错的电影的感觉。 在这部“电影”中，充当配角的是几位老师和工作人员。他们在出场时个个生龙活虎，但很快到了“文革”，或被批斗，被学生拳打脚踢，或跳河、割喉自尽，匆忙退场。担任主角的是北岛和他的同学们。他们“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他们当时的天真胡闹、真诚探索，以及残酷的派系斗争，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今日中国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基础。 北岛回忆道，1965年，十七岁的他初进校园时的感受：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第二年，“文革”爆发了。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贫民学校。这种内在分裂起初被刻意掩盖起来，在“文革”中被“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学生们按不同出身和家庭背景分化成不同派系组织，学校很快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学生派别中有带有先天出身优越感，自认为掌握权力和国家未来的“四四派”(“老兵”)，也有提倡“打碎特权阶层”的“四三派”。两派不但通过大字报和自办报纸进行思想论战，还在四中校园里展开血腥的武斗。在最后，“文革”草率收场时： 在两派冲突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北京四中是北岛人生的转折点。他和他那一代人，匆匆告别耽于幻想的儿童世界，投入到充满争斗的成人现实。这剧变制造出多重历史悲剧。其中一重是：反观二十年后，甚至四十年后的今日中国现状，或许真的证明当年那些“老兵”是确有“远见”的。另一重悲剧更在于：很多和北岛同龄的热血青年甚至都没机会等到二十年后，他们的生命就早早陨落了。例如著名的遇罗克因写作《出身论》，于1968年被捕，于1970年被处死，年仅二十七岁。高二(2)班的学生张育海，为躲避工宣队的审查，先逃到云南农场，后参加缅共人民军，于1969年在战斗中身亡，年仅二十一岁。 合：父亲 北岛的父亲曾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写书或造城也是个“接送”。在以感官开启城市，以玩物承接城市，以人与事铺展开城市后，北岛最终要用一篇文章，合拢和告别整项工程——他的北京重建和他的心路历程。他选择了以“父亲”结尾。 1972年，北岛和他一帮“先锋派”朋友在家中的频繁聚会和他们展示的作品，开始严重挑战父亲的权威性和安全感。当北岛给父亲看他的《你好，百花山》一诗的初稿，父亲被“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这样的句子所惊骇，责令北岛马上将诗稿烧掉。北岛的朋友彭刚以赭灰色的基调和表现主义手法临摹的列维坦的油画《湖》，挂在北岛的床铺上方，触发了另一场父子冲突：每次争吵，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他打开大门叫喊：“这不是你的家，给我滚出去!”…… 北岛就真的“滚出去”，在外面晃悠一段日子。每次要靠母亲出面调停，才能把游子劝回家。读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人生真是“环环相扣”!北岛这个“逆子”，从三十多年前被一次次逐出家门，直到二十多年前被逐出国门——这时再没一个调停的“母亲”，他可能今生无法再“回家”——是不是正是这高昂的人生代价，才驱使今天的北岛宁愿忍受痛苦，也要追问“父-子”问题，探究“父亲”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角色?北岛似乎逐渐看清了一个骇人的场景：正是一个超尺度的“父亲”角色，从端坐在紫禁城太和殿中央的君王，到无数个端坐在四合院堂屋里的“家庭最高行政长官”，贯穿着“国-家”所有权力层次和单元，组织起一个无边无际，但又高度一体化的空间迷宫。 更可怕的是，北岛发现，这“国-家”迷宫是四维的——它能随时间推移继续繁衍。不管“后代”多么离经叛道，不管“后人”的城市和居住空间格局发生多大变化， “君王-父亲”这个角色始终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代、每一个中国男人——包括他自己——心中：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这也是为什么，在本文开头，北岛引用了他《给父亲》的诗句：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在《父亲》结尾，儿子因种种原因，无法与父亲通过坦诚交流，达致爱的和解。父亲即将去世，儿子也不得不离开故乡北京。儿子最后能做的，惟有在飞机里，“向北京城，向父亲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这结局，也影射着今天的我们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种种纠葛与无奈。北岛如同一个目送文明逝去的守夜人。他悲切地发现那暴风骤雨般的“历史进步”，在短短几十年间毁掉了他童年青少年的北京城，在物质、空间层面上将关于北京的感官、玩物和人与事的记忆悉数抹除。而今惟有书本和文字，才能起到一点微薄的记录和凭吊作用，或许还能帮助唤醒一些后人对历史记忆和生存环境的感知。就在这“默默祈祷”中，北岛合拢了他的《城门开》。 (本文原刊于东方早报) 北岛讲述的北京往事 潘采夫 这本《城门开》，竟然是我读的第一本北岛散文集，读了之后，除了赞叹文字真好，也并不觉得共鸣。我不是读他的诗长大的，也不会陪着他的散文慢慢变老。 散文仿佛成了一种古老的文体，写的人越来越少了。散文很难写好，汪曾祺式散文的时代我没赶上，现在读士大夫味道的散文，多了一些隔膜。我一向觉得，写散文最好的不是散文家，是诗人、画家、摄影师、音乐家，都是非专业选手。他们写散文或有音律感，铿铿锵锵，错落有韵，或有画面感，讲究布局、构图、色彩、味道，或遣词造句编排段落都要讲一个诗意，最简单的句子背后，是一大团浓得化不开的意思。这可能跟偏好有关，总觉得散文别太抽象，也别太思想，散文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玩意。 北岛的散文到了极高的段位，《城门开》前几章的题目是“光与影”“味儿”“声音”，分别描写了他少年时的北京，他的散文也是这样的，有声，有影，有味儿。北岛写诗还算偏思想范儿的，但诗毕竟讲究形象，所以他写起散文来，都是一个个形象，就如你寒冬夜行，黑暗之中一座小铺子，门前挂着昏黄的白炽灯泡，老板在灯影下做活，店里卖的是老铜器，还有铜片做的风铃。 当然还有诗意，“随着下课的铃声，春天到了。房檐吸附过多的水分，由白变黑;天空弯下来，被无数枝头染绿;蜜蜂牵动着阳光，嗡嗡作响;女孩奔跑中的影子如风筝，谁也抓不住那线头……” 每每读到这些地方，我都有点抓耳挠腮，百爪挠心，想跪在北岛面前，流着泪哀求他，请他告诉我文字里的秘密。 北岛的青春和王朔是一样的，同样一个北京，但王朔的更血腥，北岛的更温情。这本书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但在北岛，批斗、饥饿、恐惧只是一个模糊的底色，北岛写的是经记忆涂抹过的少年生活，透着暖色的调子，王朔的是浓烈的大色块，向日葵的灿烂黄色，和鲜血的残酷红色。北岛和他的朋友们，拉上窗帘在家里洗照片，听交响乐，打家具，聊《动物农庄》，聊俄罗斯文学，跟父亲看阿根廷电影。 他们俩只有一个地方的描述一模一样，“我得承认，我的性启蒙老师首推冯德英，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和《迎春花》是最早的性启蒙读物，那些带有暴力、变态甚至乱伦的部分，看得我心惊肉跳，欲罢不能。”除此之外，你不觉得俩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北岛的北京像一个田园，王朔的北京是个战场。 北岛是个贵族，他描写的北京，我想是不真实的，他的北京太民国。或许他在时间的河边，只捡取了一个年代悠远，纹路美丽的断片。那个年代的北京，固然平房没有拆掉，天空还是蓝色，河里还有小鱼，但它依然是座地狱。但少年的眼光是不在乎这些的，大人们大炼钢铁，小孩子只觉得大人比他们会玩儿，五七年大人们死去活来，北岛说成人世界很危险，光天化日下捉秘藏，竟玩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多少年过去了，北岛老了。回忆总是很美的，他说：“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但是北岛啊，你曾经游过清澈见底的运河，我住进了污浊岸边的英才白领小区，你听过鸽哨看过青天的胡同，我正坐在拆掉它们建起的写字楼，你身在故乡为异客，我反认他乡是故乡。 你看北京多妩媚，料北京看你也如是。 (本文原发于《新京报》) 《城门开》：为老北京画像 涂涂 《城门开》的封面封底，是两扇朱红色的城门，虎头门环上不见肃杀之色，反倒有一种哀伤之意：它们守护在这书里面的过往，不但早已消失无踪，再过一些年，只怕连能再拾起记忆的人都没有了。所以，北岛要趁着记忆还鲜活的时候，为童年招魂。 作为私人记忆，《城门开》记录下来的，当然是北岛一个人的北京。虽然我们翻开书页，很容易找到些“阳光灿烂的日子”之类的意象，虽然书中那些声光味影，我们也觉得似曾相识，至少在诸如《七十年代》这样的大型集体回忆之中，肯定透露过一星半点，不过北岛真正要做的，并不是给消逝的童年或者消逝的时代画像。所谓记忆中的北京，只是背景罢了，北岛的用力之处，是他自己，他要与往事、与记忆，做一个真正的了断。所以在《父亲》那一节里，他透露父亲曾经在“文革”期间定期与谢冰心谈话然后立刻整理抄录向组织汇报时，我们在文字之中，能感受到一种释然的气息：那些往事，终于都说出来了。 说是说出来了，不过时过境迁，往事正变得无足轻重。想想看，北岛成长时代的那个北京，那个还有城门，还有胡同，还有吆喝，还有蝉鸣的北京，如今荡然无存，剩下的，是一道道的环路，一座座的立交桥而已，那些古老的地名，已变成不再有任何活力的历史化石。城犹如此，人何以堪，幸运如北岛，没有亲眼目睹这个城市剧烈变化的20年，还能有力量从记忆中为老北京画像，而这城市里的大多数居民，在灰蒙蒙的城市里挣扎多年之后，连记忆都已经变得奢侈，至于那些往事，除了添加一点谈资，一点感慨，已经不能为这世界带来一点涟漪。 当然，不知不觉中已经61岁的北岛，已经勉强可以算是老年人的北岛，也快到对外物岿然不动的境界了吧?虽然豪言要重新建构自己一个人的北京，但诗人的文字其实是内敛而节制的，不仔细品咂，我们很容易就错过书页之间的淡然气韵，即便是当年惊心动魄的大事，在北岛的笔下，也不过是“闲坐说玄宗”而已，既悠然又无奈。所以，即便往事已经不再有人听，即便故城已经不再有人来，北岛大概也不会在意了，只是偶尔孤单之时，他大概会想和地道的北京人飙飙京片子吧? 但在外来人口已经占据半壁城市的北京，飙京片子，也快变成一个梦想了…… (本文原发于广州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