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汉学的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中引人注目；汉学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变化，近年来汉学已成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关注的热点。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对海外汉学（又称中国学）的介绍和研究成为中国学术领域中引人注目的内容，汉学已成为中外学者学术文化交流中关注的热点。为此，这里就汉学历史，汉学研究的课题，汉学在中外学术发展史上的作用，美国、日本等国汉学研究的特点，国内汉学研究新进展及不足等等热点问题，邀请张西平教授、侯且岸教授、严绍璗教授做些分析探讨。 究竟应当如何给汉学或曰中国学进行学科定位呢；汉学作为一种学问始于何时? 主持人：汉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有哪些，汉学起于何时。 严绍璗（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构成一本独特的学问，经典名称为“Sinology”，国内学术界译名不一，有称为“汉学”，也有称为“中国学”。这一学科的形成，表明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以为，从总体上看，汉学是国外研究中国的学术总称，它们具有跨学科、跨文化之特征，反映着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变化，以及学术发展的趋势。具体来分析，汉学是指西方人从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经济等诸方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学问，也是东方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西方，主要是欧洲，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自16世纪中叶始，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遂形成了一股传教热。尽管这种宗教活动是同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与唐代景教和元代基督教罗马教派在中国的传教有所不同。这次传教客观上不仅促进了西学传入中国，而且增进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使他们初步建立起欧洲汉学研究的雏形。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教士垄断了欧洲的汉学研究。这种状况直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逐渐有所改观，汉学研究开始进入学院式研究的时代。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西方专业汉学也已走过了190年的历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如果把日本宋学作为日本汉学的独立形态，日本传统汉学当“形成于14至15世纪”（参见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它已有近600年的历史。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近现代汉学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学者与汉学家互动的产物；史学家陈垣说：“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主持人：正如中国汉学研究专家所说，海外汉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近现代西方汉学的发展，就是中国近现代学者与汉学家互动的结果。 张西平：这确为汉学发展史所证明。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往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伯希和与罗振玉、张元济，胡适与夏德、钢和泰……。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当年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or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这里胡适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十部的古音弄的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 当时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其实中国近代学术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 严绍璗：汉学是增进外国人了解中国，特别是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汉学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汉学及对汉学的研究，对中西方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汉学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发展，同时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影响。 近二十年来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概况及新进展 主持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海外汉学的介绍和研究是中国学术的重建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领域，也是学术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一个领域。请加以归纳分析。 张西平：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从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开始，开启这项工作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的孙越生先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海外汉学研究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出现了“汉学热”，涌现出一批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著作，如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直到今天仍是学者的案头必备书。刘东所主编的《海外中国学丛书》实质是美国中国学丛书。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书系》侧重汉学史，全部为西方汉学的奠基之作，在学术界的影响日见扩大。现在几乎在中国学术的任何一个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海外汉学的译作。 关于海外汉学学术发展史研究已经初步展开。李学勤先生认为研究海外汉学主要是做学术史研究，我们只有将其放入他们本国的学术传统中加以把握，才能真正摸清每个汉学家的学术路向。此言极是！ 有了学术史的视角，国内就有了一批学者专以海外汉学为其研究对象，从而使我们对这一学科的认识大大加深了。对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瑞典等国的汉学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美国汉学研究的特点及新转向 主持人：如果说欧洲的汉学研究的兴起还多少包含有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的兴起就完全是出于对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侯教授，根据您的研究和分析，在欧洲，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一般不研究现实问题，这种状况同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强调研究实用性的美国学术传统显然是不合拍的。这使得美国的汉学研究与欧洲的汉学研究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请就此加以分析。 侯且岸：在欧洲，汉学在传统上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Sinology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一般称之为ChineseStudies（中国研究）。由于时代的关系，美国的汉学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同美国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掠夺、扩张和文化渗透，以及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因而与欧洲的汉学研究是不同的。费正清在回顾美国的汉学史时曾经说过：在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是由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OrientalSociety）发起的，美国东方学会“在美国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的文学兴趣，这种兴趣曾对启蒙运动有独创贡献”，“但是，美国东方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为了适应战时国际斗争的需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分化，最终使中国研究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从古典研究规范中分离出来。应当说，这种分离是一个过程，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ofPacificRela鄄tions，简称IPR)的成立。太平洋学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学术转向标志的学术团体。由于它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 从学术史的过程着眼，美国的中国研究发生过一些重大变化：其一，哈佛燕京学社和太平洋学会的建立，标志着传统汉学与中国学的初步分立。其二，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与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确立。其三，战后新一代学者对现代中国的关注与研究。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的深刻反思与后现代主义对整个中国研究的影响。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的汉学研究、中国研究进入了反思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初，费正清逝世，标志着美国中国研究的“哈佛时代”的终结。这一时期，美国华裔学者更加活跃，以黄宗智（PhilipC.C.Huang）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对中国研究做出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罗-柯文（PaulCohen）则从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中国中心观”，揭开了对费正清学派的批评。 20世纪日本中国学是门性质十分复杂的学术，既杂糅继承了武士野心，又有合理的人文学术新见 主持人：您在学术论文中曾指出，20世纪的日本中国学是一门性质十分复杂的学术，它既表现了日本人文学术界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近代性觉醒，又杂糅承继了前几个世纪中的武士领土野心而在近代条件中演进成的军国主义观念。但是，作为一份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性的人文资源，在剔除其腐朽性的成分之后，它内中所包孕的具有科学精神的成分，对我们确实具有着重大的学术的启示价值。请您简要例说一下。 严绍璗：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中国考古界不断报道地下文物出土的刺激下，一些学识丰富、眼光敏锐的日本学者开始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新的思考。 1976年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伊藤道治教授首倡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河江文明”史观。伊藤先生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广大地区陆续发现了许多史前遗址，构成了中国史前文明的新的文化系统。特别是1957年以来，位于长江北岸的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发现了同属于殷代中期的青铜器百件以上，同时也发现了铸造用的坩埚等。从所发掘的城郭与宫殿的遗址来看，其建筑技术与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应属同等水平。伊藤教授指出，长江之南的江西省青江吴城也发现殷中期遗址，有瓷器、彩陶多件，而近来又证明长江流域的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新石器文化分布又较为广泛。由此可以断言，中国的史前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并不是为黄河流域所独占的，它应该包括与长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互相交融，在一个比黄河流域广大得多的地区中发展，这表现了中国大陆新石器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伊藤道治教授认为：“把中国文明的源头称之为‘黄河文明’是过于狭窄了。应该取‘黄河’之‘河’及‘长江’之‘江’，改‘黄河文明’为‘河江文明’，这样可以更加接近中国大陆文明形成的实际。”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见解！这一观点得到了日本著名的中国史学家贝冢茂树的响应。日本汉学家的这一观点很有学术价值。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仍处在起步的阶段，尚有哪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主持人：如果把上世纪80年代做为国内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新起点，算起来也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国内汉学研究在译著和著述上可谓硕果累累，但因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关于汉学研究尚有哪些不足，下一步努力方向是什么？ 张西平：虽然，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仍处在起步阶段。对国外汉学史的了解还是粗线条的，还不能很细致地把握他们的学术流变，绝大多数中国文史研究者尚不能熟练阅读国外汉学的著作，对国外汉学著作的翻译是很不令人满意的。我认为，在提高翻译质量的基础上，继续做好基本著作和文献的翻译与整理是今后的重要工作之一；做好个案的深入研究应是今后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汉学研究方法论也应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如何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把握国外汉学，如何区分好国外汉学中的知识论内容和方法论内容，如何从汉学的母体文化来把握它的学术背景，如何从中国学术的话语将其运用，这都是我们尚未说清的问题。 侯且岸：目前的汉学研究，既有出版上的盲目，对于译著的选择缺乏精选性和目的性；又有学术研究中的缺憾，我们还缺少系统的汉学学术史研究和学术取向研究。 世界汉学的三大地域特征 目前世界汉学，以地域论，可划分为“美国汉学（中国学）”、“欧洲汉学（中国学）”、“东亚中国学”（东亚中国学不能称为“东亚汉学”，因为在东亚文化史上，“东亚汉学”是另外一门学术）。 就研究的学术对象和范围而言，美国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当代中国，以“社会学术”（政治、经济、法律等）为主要内容；欧洲汉学研究主要在两个部分：一是宗教与传教士的中国文化问题；二是现实中国的问题；东亚中国学以日本为中心，其研究对象，几乎覆盖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当代的大部分领域，既有人文学术，也有社会学术。（严绍璗） 影响较大汉学研究辑刊 目前，学术影响较大的汉学专业研究学术辑刊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所主办、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阎纯德主编的《汉学研究》；刘梦溪主编的《世界汉学》；由法国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联合主编的《法国汉学》。（张西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