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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一个人、有一种文学现象、甚至有一段历史，正在被淡忘。然而，整整一百年之前，就是这个人用他的绝无仅有的方式，书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用相同的方式进行重复了——的一笔。这就是林纾和他“林译小说”。在经历了漫长的充满了无数遗忘的历史之后的世纪末，特别是在我们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诸多事实时，我现在不能不分外强烈地意识到由“林译小说”所引发的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以往和现实的文学中都已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受到过关注，但它却并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称的理论解释，因而至今仍构成世纪末——我相信也将包括新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悬念。 在我的理解中，这个悬念即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可以简要而直接地表达为这样两个相关互补性的具体问题： 一、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何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是唯一重要的基本资源? 二、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文学何以几乎难以或不能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基本资源? 我知道这种概括和设问的方式会有失之极端之嫌，并且，其中还明显地包含了别人未必认同的我的一种肯定性判断。对此的质疑和反驳能够非常轻松地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中找到种种例证。但是，这并不能动摇我对以上设问方式的信心。因为就文学史上常常出现的普遍现象而言，在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上，外国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地位，其反差程度之鲜明突出，其自觉程度之悬殊有别，足以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紧张或对立关系。这种紧张和对立关系并不能因哪怕是为数众多的个别反例存在而减弱其在文学表现和文学史中的重要性。换言之，从林译小说的时代开始，如果仅仅是外国文学之终于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这一文学史事实本身并不构成一种尖锐的现象或问题，关键主要在于由于这一事实的出现而对中国传统文学作为基本文学资源的价值地位构成了威胁和排斥，并因之影响到了百年中国文学的种种走向和面貌以及文学的基本观念，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之所在。否则，就不能理解中外文学的关系问题何以会在百年中国文学进程中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此起彼伏地成为一个经常不断的争议性问题。与此颇相类似的是，在学术文化方面，所谓中学和西学的“体用”关系，至今也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的意图是首先强调有关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其次便是寻求对之的文学史说明和可能的理论阐述。——在我看来，这显然与也当下的中国文学有关。 二 作为“林译小说”滥觞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于1897年，公开刊行则在两年后的1899年，距今恰值一百年。此书一出，立即风靡，以致严复诗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不过，林纾此译，却是纯系偶然，决非有意为之。因其夫人不幸去世(1897年3月6日)，遗下一女二子，而林纾正在中年(45岁)，牢愁寡欢可以想见。友朋为慰其丧妻之痛，买舟邀游。同游者中有刚从巴黎返国，熟知法国文学名著的朋友，便一起鼓动林纾开笔试译，以遣闲情。但因林纾对于任何一国外文均不识一字，于是翻译的方式只能采取别人的口译、林纾笔记润色的合译之法。林译小说也就是这样自始至终全部完成的，所译作品数量总计约一百七八十种(各家所说不等，因散佚之作无法确计)。 林纾当初并不以译事为意，《茶花女》竣事后就未马上出版。但更为出乎林纾意料的是，《茶花女》及此后所出的林译小说，在士林文学界引起的反响却是极其巨大。别的姑且不说，后来的新文学革命者，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茅盾等人，在谈到自己最初接触西洋文学时，对于林译小说都无不给予高度评价。 在林译小说的巨大成功中，商务印书馆的作用也是至为关键的。绝大部分的林译小说，都是由商务出版的。当时的商务编译所正由林纾的挚友高梦旦主持，在《茶花女遗事》获得空前成功之后，高梦旦即邀林纾专事西洋小说的翻译。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中说，林译小说中的“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就是由商务印行的。那么，也就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高梦旦和商务印书馆的积极介入，林译小说的翻译才真正成为一种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行为，才终于构成一种划时代、历史性的文化事件。——对比之下，商务的商业性动机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林译小说的意义何在?论者自可各抒己见，本文对此不欲进行全面探讨。我想强调的主要是，由于林译小说和出现及其广泛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学自此以后的文学资源条件和生成发展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也就是说，林译小说标志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情境，即外国文学的因素逐渐地却又是全面地渗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结构之中。一百年之后又一个世纪末的今天来看这一演进的过程，仍将发现当今的中国文学依然处在这一过程之中，并且，其中的有些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尖锐化了。 当然，林译小说并不是那个时代(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中的孤立现象，确切地说，它是由相同的现象(即文学翻译)所构成的中国文学时代背景中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施蛰存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上海书店，1993年)的“导言”中说，“从1890年到1919年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在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之中，“外国文学之被介绍给中国读者，首先是大量外国小说的涌入”。而“近代文学以小说为大宗”。当时除林纾外，著名的外国小说译者，尚有十余家。译事之兴盛，使得翻译小说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同期的创作小说。有据可证的如，《小说林》第七期所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中列创作小说共40种，翻译小说则有80种。1911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著录创作小说120种，翻译小说竟达400种。而据钱杏(阿英)估计，当时的创作小说的实际数量，可能两倍于120种，翻译小说的出版，也可能更有两倍于创作小说之数。这种数量对比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如1919—1950的三十年，1950—1990的四十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便是，“从1890年到1919年这三十年，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就是在这一时期，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成为“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它与《代数术》(华蘅芳译)、《天演论》(严复译)开始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以上述引大意) 但林纾对自己所译小说的“革命性”意义并未有充分自觉的认识，即他从未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来估价和评判过“林译小说”的价值。他更为关心的是所谓“末世”之中“古文”的命运。他在去世之年(1924)有诗《留别听讲诸子》，其中“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一句，最能体现他的思想和文学的要旨，不失为其一生的为人、为学、为文的夫子自道。梁启超也曾指出，林纾“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语出《清代学术概论》)在其自觉的文化意识中，林译小说的道，即是孔孟(儒学)的纲常伦理规范，而韩(愈)欧(阳修)古文则是其语言载体，两者表里相辅，不可分离，也不可或缺。这就是林纾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基本信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