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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读夏志清那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知道了利维斯的大名。夏志清十分敬佩利维斯对人性的道德关怀，他的文学趣味与价值取向(包括《中国现代小说史》)都很受利维斯的影响。他对利维斯评价之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心里一直想着能拜读利维斯，尤其是他的经典名著《伟大的传统》。今年三联书店终于推出了由袁伟翻译的这本巨著，一气读完，竟沉缅其中，久久回不过神来，这在我理论著作的阅读体验中，倒是十分难得的。 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一生都在剑桥度过，剑桥之于他就像柯尼斯堡之于康德。一次大战中，他曾应征入伍，在战火硝烟中，伴随他的是一本袖珍本弥尔顿诗集。战后，利维斯重返剑桥，于1924年完成了博士论文，1936年成为剑桥唐宁学院院士，被聘为剑桥英文系讲师。期间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独立创办了著名的文学批评杂志《细察》，对当时的英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诗人、批评家唐纳德·戴维一度将《细察》当作圣经来读，而利维斯则被奉为先知。利维斯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1962年退休后，曾任教于多所英国大学，1978年被授予荣誉勋位。1948年，利维斯出版《伟大的传统》一书，对英国小说传统进行全面的重估，气势恢宏，波澜起伏，砥砺思想，激扬文字，使人拍案叫绝。书前附了一张他的照片，秃顶，清瘦，手持一本书，白色的衬衫领口翻开在黑色外套上，目光深邃而坚毅，更使我心生敬意。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一些文化精英开始反思工业文明，把“文化”从“文明”中分离出来，认为“文化”作为“整体生活方式”意味着一个比“文明的进步”更为优越的生活模式，形成了以阿诺德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主义传统。利维斯的文化观念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种文化主义。只不过利维斯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化转变为语言与文学问题，从而完成了从文化批评向文学批评的转换。他认为，对文学艺术敏感而又有鉴别力的人是文化圣所的守护者，他们是少数人，却保存了传统中最不易察觉又最容易消亡的成份。文学批评就是培养“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即经典意识，从而提高普通读者的精神格调与文学品味。在《伟大的传统》中，获得经典殊荣的伟大作家只有J.奥斯丁、G.艾略特、H.詹姆斯、J.康拉德和D.H.劳伦斯等少数几位，只有他们才构成了英国文学的“伟大的传统”。对于利维斯来说，这个传统既是文学的传统，也是道德意义上的传统。这些作家不仅是形式、手法和技巧上的创造性天才，更对道德关系和人性意识有着严肃的兴味关怀。前者只有服务于后者才有意义，他对《爱玛》、《米德尔马契》、《一位女士的画像》等文本细察式的评析无不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也因为这个原因，梅瑞狄斯、哈代等著名人物则被利维斯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颇有些“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骥黄以外”(钱锺书语)之势。利维斯认为可贵的文学经验对于有机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试图通过重塑文学传统的道德关怀来抵制流行文化的威胁，挽救传统文化的衰落，甚至因此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成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等人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利维斯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反思当代中国文学的道德敏感性，思考后现代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似乎颇多启示。 利维斯是 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家，他的实际影响几乎无人可及。我在想，利维斯本人连同他那纯粹的文学趣味与深切的道德关怀其实也已经成为了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一部分，他与“伟大的传统”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我很喜欢“伟大的传统”这几个字，简单而大气，可又有多少作品、多少作家能配得上“伟大”二字呢? ( [英] 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