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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文化知识分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是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西方现代性的知识话语作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工具，以西方现代化的现实作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目的，试图在中国实行比较彻底的思想与社会变革，“激进反传统”成为他们重建文化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元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努力已经蕴含了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命题，也似乎孕育了此后的艰难命运。因此，理解与认识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对于我们反思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的艰难历程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1 众所周知，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激进反传统的思想文化革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道德伦理层面，二是文学革命层面。首先是道德伦理层面。翻翻当年的《新青年》，翻翻当时陈独秀、鲁迅、吴虞、李大钊、胡适等人发表的文章，不难看到他们对封建道德伦理礼教与封建意识形态所作的不遗余力的批判与清算。他们在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思想伦理道德等方面形成了完全一致的立场。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每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日记》）第一次深刻揭示出了传统道德伦理的“吃人性”。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中，鲁迅对纲常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节烈”是非人道的封建夫权主义的畸形道德，这种传统道德是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杀人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而“孝道”，从生物进化观点来看，“长者本位道德”有着明显的反进化本质，因此，应该彻底抛弃这种传统孝道，以合乎进化法则的“幼者本位道德”取代礼教的“长者本位道德”。鲁迅对封建伦理道德批判所达到的深刻性在当时以至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显然是无人可与之比拟的。应该说，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反传统运动标志着一个激进的文化批判时代，“反孔批儒”几乎成为其文化激进主义的基本主题，对于推进当年思想领域的现代化起到了巨大作用。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变革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与伦理革命同时并进的文学革命。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推进下发生的全方位的文学变革运动，在它酝酿、发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即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应该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开始于晚清与民国初年 2 ，而新文化运动又使这一进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上去批评传统，于是就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并且大力译介外国文学以为参照，从根本上推进了萌动于晚清与民国初年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1917 年 1 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进化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八项原则；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并得到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的热烈响应。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钱玄同发表了《寄陈独秀》、《寄胡适之》、傅斯年发表了《文学革命申议》、《文言合一共议》。在文学革命的理论宣传蔚成大观的语境中，文学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新青年》、《小说月报》、《新潮》、《学灯》等报刊陆续推出了一些新文学作家与作品，各种新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湖畔社、新月社、语丝社等纷纷涌现，将文坛装点得绚丽多姿。鲁迅、胡适、郭沫若、叶绍钧、冰心、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充满了精神涅槃、个性解放的精神，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出对文学现代性的追求，代表了文学革命的最初实绩。其中最突出的显然还是鲁迅，他的《呐喊》、《彷徨》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有机地融为一体，以文学的手段，传达出激进反传统的主流话语，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与文化价值体系。这种最具现代性的智慧结晶，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而深入的震憾，而且对中国 20 世纪的现代性进程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 在《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郑重声明：“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3 ，将刊物定位于思想文化的启蒙，试图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从文化层面来推动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心底深处的“批评时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终于在 1918 年 12 月与李大钊、张申府另外创办了以时政评论和政治宣传为主的《每周评论》，紧接着 1919 年 1 月《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同时发表了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 Bolshevism 的胜利》，这标志着陈独秀思想的转向，也孕育了《新青年》群体的内在紧张。到五四时期，陈独秀从言论到行动，都已从文化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也最终使《新青年》激进群体分化为激进的政治革命群体与温和的自由主义群体。 当然，《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陈独秀由文化激进走向政治激进固然是其重要原因，但也是当时整个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自主选择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以后，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大潮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激进倾向。当时流行的新思潮，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有马克思主义，有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还有柯尔的“基尔特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这些新思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与西方文化主流相对立的思想。正是由于这一特性，才使其与五四反传统、反权威的时代大潮相一致，并在中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反响。这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思潮，迎合了激进知识分子投身社会改造、重构社会政治秩序的乌托邦激情。而巴黎和会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西方文化范式的危机，则为新文化运动由思想启蒙转向社会改造提供了契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始终以西方为文明进化和社会变革的蓝本。高张“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西方式现代化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欧战结束和巴黎和会的召开，引发了新文化知识分子空前的政治热忱，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社会改造主题，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呼声。各种以介绍和研究新思潮、探索社会改造为宗旨的期刊和社团纷纷涌现。仅 1919 年创刊的比较著名的刊物就有《新中国》、《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新生活》、《解放与改造》、《浙江新潮》、《新社会》、《新生命》等等。与此同时，“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新民学会”、“互助社”等等，各种知识界社团也不断兴起。这些遍布全国的刊物和社团，洋溢着新一代知识分子寻求“新社会”、“新生活”的激情。它们以对“新世界”的浪漫的理想建构，取代了早期新文化运动对“旧世界”的理性的文化批判。 这种重构社会政治秩序的乌托邦激情，也成为导致《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最终分化的重要原因，由此形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相对激进的政治革命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派。 1919 年 12 月 1 日的《新青年》发表了由陈独秀撰写的《本志宣言》，干脆将《新青年》的主题由“价值重建”转向“社会改造”，这份宣言实际上成了社会改造思潮的纲领。它宣布了告别西方罪恶的资本主义，迈向“新时代新社会”的理想目标。宣言还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进行“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它明确指出，政治不是万能的，但却是社会进化的必由之路和有效工具。它反对中国既有的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政治，而承认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是现代政治的必要手段。 4 从此以后，《新青年》逐渐与新文化运动脱离，走向政治斗争的宣传，成为在中国宣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专门刊物。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中心的这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虽然有着浓厚的知识分子的品格，思想上也很重视文化价值的取向，但最终还是成为积极的政治革命的参与者。他们自觉承担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责任，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集于一身，革命与启蒙成为他们强烈的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而寻求意识形态支援的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带上了过于沉重的社会功利目的，不可避免地蕴含着文化主题与政治宗旨的内在紧张。 5 但是，无可否认，对于激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由激进的思想文化启蒙转向激进的政治革命，其根本动力还在于推进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所谓的现代性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它在时间进程上，强调“新”时代的意义，与过去的“旧”时代相对；二是在思想意识上，强调“现代”的自足性，反对对传统的依赖性。现代性这两层含义的形成，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有其独特的渊源与演变；对于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只是本能地抗拒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还不可能上升到对现代性问题的理性思考，但现代性的内涵却与他们的反传统思想不谋而合。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将现代性时间进程与思想意识层面的内容，最后全部提升到政治革命的层面。对他们来说，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范畴，而代表着全新的思想观念，即现代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中国要获得这种现代性，就必须重建社会政治秩序，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激烈反传统的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康德的名言，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6 激进知识分子由思想文化启蒙走向社会政治革命，却因为革命而忽略了启蒙的最初动因，这或许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三 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性与对传统的态度密不可分，而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以激进的方式推进启蒙运动，以启蒙的名义裹挟了激进的内容，“启蒙”与“激进”都同样体现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最突出的表现是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稍稍回顾一下，就可发现，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批判，最早是从东西文化差异比较出发的，很快便转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全面抨击与批判，喊出了“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并一直延续到 20 年代。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将多元因素合力下的维新变法以来的社会政治问题全部归结为一元化的文化问题，形成了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 7 近代中国的惨痛经历原本不是用文化所能完全解释得通的，尽管文化在其中也有相当的作用，但他们依然把政治的偶然性视为文化的必然性，坚持认为尊孔等于复辟，把意识形态层面的伦理的觉悟看成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及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尽管在学术的层面，他们也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他们还是走向了全盘性反传统的不归之路。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态势，一方面是因为陈独秀等发起的激进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有着明确的社会政治指向，无论是伦理的文学，还是文学的革命，很大程度上都是作为维护共和政治或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其文化激进态度，尤其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外发型的现代性模式密不可分，所谓的外发型，是说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是伴随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而发展的内发型模式，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现代性的外部挑战，是从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现实演变而来的非自主性的选择，是一种外发型的现代性模式。对于西方而言， 18 、 19 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西方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自然结果；而中国的启蒙则是以民族危亡为背景、为救亡而采取的现代化运动的步骤之一。中国的启蒙与现代性进程，也就必然以西方的“他者”作为唯一的标准与归依，传统文化也就无意中成为一种障碍，激进知识分子必欲去之而后快。所以，在新文化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文化语境下，在激进知识者的思想视野中，“激进反传统”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思想文化启蒙的一种元话语。 然而，不管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多么高昂的激情和激进的态度，也不管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贬斥到何种地步，他们其实还是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观念意识甚至行为准则。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永远是他们最坚实的根基。文化的血脉是永远无法割弃的。颇具意味的是，即使是他们最为推崇倾心的法国大革命与法国启蒙文化，其实也与法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从陈独秀等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倾心的西方文化，他们内心所树立的“他者”的标准与归依，主要是法国的启蒙文化。法国的启蒙主义运动是其丰富的思想资源。《新青年》杂志（包括最初的《青年杂志》）每一期的封面上除了中文外，始终印有法文 LA JEUNESSE ，这似乎也提示了法兰西文明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陈独秀早在 1915 年《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时，就强调欧洲近代文明最重要的三大成就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皆为法人之功。他们对法兰西文化的赞美几乎毫不掩饰地流露于其文其作之中。细究之下，陈独秀等人对法兰西文化的痴情，实在是由于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倾心。法国大革命强烈的政治关怀与政治激进主义正切合了他们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有时“法兰西”甚至成为“革命”的代言词。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曾对法兰西人的革命精神倍加推崇；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曾将两次革命相提并论，视为“人群演进”中“最大之成功”的途径。他们都相信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激进手段是社会绝大多数进步的根本动力，也企望象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 8 的确，就象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 1805 — 1859 ）所说，法国大革命“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了” 9 。他在 1856 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大革命作了独到而详尽的论述，他这样描述法国大革命：“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10 托克维尔现在在西方思想界受到了高度重视，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陈独秀他们可能接触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但将两者的论述平行对读，或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感觉到陈独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法国大革命与传统文化的种种联系，他们青睐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更多的是为它扫荡一切的革命激情所激动。根据托克维尔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就是要“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而这一切就足以产生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可是，托克维尔的贡献更在于，他还指出了法国大革命既是与旧传统的决裂，又与旧传统显示出连续性，“因为古老的制度与欧洲的几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织在一起，除此之外，这些制度还产生了一整套思想、感情、习惯、道德作为它们的附属物。” 11 托克维尔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且接触到了法兰西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因而他的著作在西方思想界得到了高度的重视。这方面却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亲睐法兰西革命时所无暇顾及的。 托克维尔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社会是个有机体，它在自身的运行中会积累自己的文明，从而形成一个社会独有的文化秩序。所谓文化秩序，由传统累积而成，国家意志在文化秩序面前也要屈尊以降。任何成熟的社会革命，都不能以牺牲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为代价；相反，倒是需要有相应的文化秩序为其准备条件。只有不成熟的社会革命，才会去企图摧毁文化，从根本上破坏原来的文化秩序。反过来也可以说，凡是没有相应的文化秩序为其奠基的社会革命，一般都是不够成熟的革命。历史表明，强行改变一种文化秩序，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会造成文化的断裂。无论是谁，都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传统把人安顿在一个稳定的文化框架之中，只有当人被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所制约与限定时，他才是一个文明人，他才能与野蛮的、非文明的、动物性的人相区别；也只有处于这种条件下，人才能运用他在现实中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的。传统有其自身不言而喻的合理性。人类只要处于由习惯构成的传统框架之中，就能够应付环境或实践。对人来说，传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制约力量。取消传统，只能使人陷入无序状态。 正是从此原则出发，有人将五四文化启蒙称作为“慌乱的启蒙运动”。新文化知识分子的激进、仓促、急于求成，仿佛一下子要完成西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完成的启蒙，忽略了文化变异的渐进性。在欧风美雨的激烈冲刷下，激进知识分子忘记了文化秩序的独特性，转而倡扬与传统文化的激烈反叛。本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性色彩，可以加速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新文化秩序的重构，可是激烈的文化反叛，使其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也就失去了建构新文化秩序的必要基础，最终使民主与科学流于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五四文化启蒙注入新的现代性内涵，可陈独秀、李大钊们又急于将思想迅速转化为行动，在社会革命方面取得了进展，对文化秩序却没有带来充足的准备。这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至今仍然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12 这是当年处身其中的激进知识分子所无法理解的。 四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知识分子推进现代性的取向基本上还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那么 1921 年以后激进知识分子的推进方式则完全转到了社会政治革命。 1917 年 11 月 7 日，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在世界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全新的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中国各大媒体如《申报》、上海《国民日报》等就纷纷予以报道。这使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开始到处发表演讲和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认真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希望从中取得有益于中国的借鉴，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由学理层面的思想文化革命走向实践层面的社会政治革命。这种激进的社会政治革命，要求通过大规模社会改造，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思想文化结构以至社会组织都进行根本的革命。它既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自然发展，也是五四新文化思想文化革命的逻辑结果。它在 20 年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以思想启蒙推进现代性的路径之外，以一种乌托邦式的思想理想召唤着一代知识分子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现代性的另一条路径，并从此改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与知识话语格局。 1917 年至 1927 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融合的时期，也是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时期，一时间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当中不仅有李大钊、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人物，还有陈博贤、陈豹隐等先进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涌现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媒体，除了首举新文化运动大旗的《新青年》杂志和《每周评论》外，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先驱》、《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等报刊和出版机构；国民党的《建设》杂志和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和《星期评论》等报刊，研究系的北京的《晨报》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杂志等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新青年》出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晨报》副刊还开设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开始译介进国内，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等。应该说，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宣传，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学理的层面，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潮、政治思潮进行研究和译介，这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新村主义、自由主义等等思潮学派的研究译介，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都表明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的共同趋向。 但是随着社会历史背景的变化，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中国社会迫切渴求一种根本的社会改造，而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恰恰迎合了这种强烈的社会心理需求，由此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此后以此为理论工具而进行的激进的社会政治革命。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五四运动以后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共成立之初，应该说还只是一部分左倾激进知识分子的集社，但随着作为一个政党的展开，他们也就逐渐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特性，而转化为纯粹的政治活动家与革命实践者。 1924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则将文化运动直接转化为政治运动，其主要表现形式则是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这批知识分子自身也在其中演化为纯粹的政治活动家与革命实践家。尽管政治运动与工农运动的主体只是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与少数城市工人阶层，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但无可否认，这场运动的领导阶层却是从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精英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将五四启蒙精神由知识阶层引向了社会基层。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推进的现代性进程的一次重大转折，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现代性的另一条路径。它也直接导致了贯穿于现代性启蒙历程全过程的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思想的双重变奏。由现代独立知识分子承担的推进现代性的路径与由马克思主义者承担的推进现代性的路径，成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两大线索。 回顾马克思主义在 20 年代由传播启蒙到发展壮大、由边缘话语向主流话语演变的历程，人们不禁会深思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路径为什么会引发人们持续的亢奋？其中的原因除了现代中国社会特定的经济历史情境因素外，更根本的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自身。刘小枫对此作了深入的阐发，指出作为一种知识话语，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行动性，它将有关知识形成的批判和社会批判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消除罪恶、冲突之源、人的存在与其本性完美统一的“美丽新世界”。正是这种带有一定乌托邦色彩的新世界，给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诱惑，引发了人们持续追求的亢奋。刘小枫还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巨擘韦伯的社会理论作了比较，指出韦伯是“个体”的社会理论，主张价值承担的多神状况，反对一种在伦理和方法上提出生命指引的宏伟的理性主义；而马克思则是“主义”的社会理论，它以马克思的个体言说为起点，开创了一种社会化的论述样式。它在乌托邦式的主义论述中又加入了以经济生产和交换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以经济生产和分配制度为主干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证，从而将某种价值理性的主义话语与某种历史社会知识学的实证论述结合起来，并希望使之成为工人阶级的行动理论。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意义不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然而，在韦伯看来，马克思的这种社会理论，恰恰对现代性、尤其是自由的民主政治秩序构成了某种威胁。韦伯将马克思的主义论述的内在结构归纳为，一是断言历史唯物论的社会历史知识学能将历史事实的真实内容及其实质描述出来；二是预设所谓历史规律的理论，让历史事实符合这种理论；三是使这种理论具体化为政治行动的力量，而这三方面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某种干扰。 13 不难看出，这三方面其实在 20 世纪中国的发展中已得到生动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说，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艰辛历程，正是这种主义亢奋的必然结果。一种充满光明和希望的理想世界，一直成为奋斗的动力与源泉，由此演绎了本世纪耐人寻味的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追求的历史景观。 对于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知识分子群体来说，他们由文化启蒙走向了政治启蒙，由文化激进走向了政治行动，将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性与实践性在中国发扬光大，也首先是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理论的特质紧密相关的。既然马克思的学说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实践性的知识话语与主义话语，那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旦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往往也就选择了激进的政治实践。“革命”对于新青年派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极具诱惑性的字眼。在心理分析意义上，他们选择了它，就已带上了极强的煽情色彩。正是从他们中间，分化出了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颇具影响又充满革命基因的激进分子。当然，无可讳言的是，政治激进主义带来的群体性非理性常常会掩没了作为个人的人性和价值，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所倡扬的个体解放重又滑入另一种形式的“意志奴役”之中，而个体的解放、人的价值，恰恰正是新文化运动文化启蒙的中心话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救亡压倒启蒙，或者说启蒙的断裂。明确这一点，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激进知识分子由文化启蒙到政治激进的演变，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走向政治激进主义的原因，除了上面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自身的知识话语特质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国传统的唯理主义的思维心态。萧功秦曾以此分析当代中国新保守主义，把它视为新保守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之一，其实，我们同样可以借用它来剖析政治激进主义的形成。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这是一种以某种“主义”来推广和涵盖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的思维模式。它认为，只要能发现某种合理、有效的主义并配之以合适的制度与理念，进而以迅速、激进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秩序，那么就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实际问题，从而大大推进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这种以意识形态的“主义”来简单涵盖“问题”的政治文化现象，可以说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另一方面，唯理主义往往认定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丑恶的、不自然的，而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完美的和自然的，即使这种理念的世界只是一种乌托邦。正是这种完美主义，如同宗教的救赎主义一样，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并由此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政治感召力。他们甚至会将某种抽象的主义话语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用来作为改造世界的基础或蓝图，从而走向在政治上以彻底反传统为特征的激进主义。当激进知识分子以唯理主义的心态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知识话语时，也就很自然地将马克思主义视作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和时代的“自然公理”，自觉不自觉地以这种“主义”来涵盖一切社会的具体“问题”。 14 这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话语与价值体系，成为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与价值标准。激进知识分子瓦解了全部的价值和规范的同时，却为自己带来了普照一切的“自然公理”；激进知识分子在对全部文化进行知识批判的同时，其唯理主义的思维心态却使他们的批判性悄悄地丧失了其活力。 然而，应该说明的是，由于乌托邦主义价值取向的非现代性，它对中国现代的现代化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抗拒变迁的负效应，而且这种负效应，只有到了乌托邦激情日渐消退的今天，人们才恍然觉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沉痛教训。 1 本文所使用的“新文化知识分子”概念是指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价值取向的演变与分化一直延续到 1927 年以后，大致指的是 1917 年到 1927 年间的知识分子。 2 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晚清现代性”的问题作了深入的阐发，可参阅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 1998 ）、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3 《通信·复王庸工》，《新青年》第 1 卷第 1 号（ 1915 年 9 月 15 日）。 4 《本志宣言》，《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 1919 年 12 月 1 日）。 5 参阅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第二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 6 [ 德 ]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 22 、 24 页，商务印书馆， 1991 。 7 参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 8 [ 法 ]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第 60 页，商务印书馆， 1992 。 9 [ 法 ]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第 40 页，商务印书馆， 1992 。 10 [ 法 ]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第 32 页，商务印书馆， 1992 。 11 [ 法 ]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第 59 — 61 页，商务印书馆， 1992 。 12 参阅刘梦溪：《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制衡》，《二十一世纪》 1992 年 4 月号。 13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三章《个体言说与“主义”话语》，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14 参阅萧功秦：《当代中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二十一世纪》 1994 年四月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