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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特别提供 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超级大国。两国的人口总数二十三亿，占世界人口（六十三亿七千万）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据美国统计局报告，目前趋势不变， 2050 年中国人口从十三亿增加到十四亿，印度人口从十二亿跃升为十六亿。 在人类历史中，只有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持续数千年，连绵不断。因为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印度精神文明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精英为追求富强而醉心欧美，除日本外，对亚洲毗邻诸国视若无睹。印度当然不是中国学术、知识和文化界所关注的对象。 八十多年以来，甘地（ 1869 － 1948 ）的非暴力民族运已成为印度传统文明的经典，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资源之一。甘地精神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机大的尊重。印度的独立（ 1947 ），分裂（ 1948 ）和民主联邦（ 1950 ）开辟了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不相同的现代化道路。从 1950 到 1975 年，印度重视大企业，导致每年 GNP 的成长率低于百分之三点六，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落伍者。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正因为印度的落伍，为中国的外贸经济提供了机会。但印度政府坚持自给自足的原则，为工业和农业奠定了基础。 1975 年的绿色革命大幅度改进了印度的农业生产，使“贫穷”的印度脱离了饥饿的威胁（ 1943 年以后印度就没有发生过饥荒的灾难，和中国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过去二十年，印度发展势头强劲，维持了十年百分之六的成长率，可以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盛况相提并论。 中印关系因 1962 年边界的武装冲突而恶化，又因中国和巴基斯坦结盟，只和印度维持互不侵犯的状态。这种情况最近两三年才有所缓解。一九七一年我应邀从柏克莱首次往访印度，参加了在马德拉斯（ Madras ）大学举行的世界哲学研讨会，发现中印学术交流中断多年，文化中国的学人很少有“印度经验。”二十年来，我不断强调把印度作为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政治走向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今天时机已经成熟，我想从三方面来说明这一构想。 印度的民主实践已有五十四年的历史。言论自由使得媒体充满了活力；有高层次的文化评论，犀利的政治分析和迅速的市场信息。法律独立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广阔的 “ 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 ） ” ，不必顾虑“看不见的手。”学术工作，特别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开放的氛围中进行，议题丰富，思路新颖。政权开放为公民提供了直接参与“政治过程 （ political process ）”的机会，选举文化蓬勃，“公共推理（ public reasoning ） ” 已成为公民社会的特色。从经济角度审视，今天印度有核子电厂，发射卫星的能力，炼钢，造船，造飞机的大型设置，也有工业基础和现代农业技术。又因为言论自由，法律独立和政权开放，市场经济的活力得以充分展现，中产阶级的成长极为迅速，估计目前已有两亿，预计在 2040 年可达人口的一半。最引人注目的是高科技的发展。本格罗（ Bangalore ）软件生产已成为发展历史中的“奇迹”。” 另外，印度中产阶级有数千万人，可以运用英文与国际社会沟通，因此世界各地的大小会议（学术、政府、企业、媒体、宗教、职业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有能说善道的印度人士参加。遍布世界各地的印度离散社群－－我把他们叫作“文化印度”，特别在欧美，为印度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和宗教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最值得重视的是印度的精神资源。梁漱溟在 1923 年预言，中国为了自救必须走西方富强之道，但假以时日，印度的精神文明会在欧美世界发挥转世的功能。一九九五年我应印度哲学研究委员会（ India Council of India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之邀，担任“国家讲座”教授三周，在新德里（ New Delhi ），马德拉斯，拉克瑙（ Lucknow ），巴纳拉斯（ Banaras ）和桑特尼提根（ Santinitekan ）五个都市，十六座高等学府发表有关儒家人文精神和现代社会的演说，接触到许多印度的哲学家、精神领袖、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人文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让我难忘的是，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看到深沉的传统文化稷淀与开明、宽厚的自尊。这使我想起尼黑鲁，他尽量摆脱甘地的本土主义，向世界开放，却坚持自身的文化认同：如果西化和我们印度的文化传统相抵触，我们的选折是明确的：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精神文明！ 举一个例子，一九九五年访问印度期间，在泰戈尔（ 1861 － 1941 ）建立的学院分 别和 老师及同学进行对话，在物质生活机其简陋的条件下，学人、学子还能如此奋进，让我看到了印度传统精神在素质教育中所起到的非凡作用。 一九一零年，泰戈尔因为不满当时的教育只注重知识传授的狭隘观念，决定在桑特尼提根建立维斯瓦哈拉笛（ Viswabharati ），一所培养人才全面发展，体现传统精神的学校。一九一二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亚洲第一人）后，即长期住在这所学校（”和平之乡”），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工作。写作生涯为期六十年的泰戈尔共出版一千首诗，二十多出剧本，八部长篇小说，八册短篇小说集，两千多首歌（歌词和乐谱都由他自己创作），还有大量评论文学、社会、宗教、政治的专文都是扎根传统，凸显“地方知识”的。他到中国讲学。在中国学术、知识和文化界虽受到礼遇，但和当时中国知识人疯狂追随杜威和罗素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泰戈尔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在绘画和音乐方面也有造诣，体现了一位深受英美文学熏陶而又能发掘印度精神资源的风骨。他在欧美各地的演说很轰动，和印度哲人维巍克难达（ Vivekananda ） 1898 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 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 ）上一鸣惊人的情况相似－－把东方（印度）的精神价值以不卑不亢的心态带入西方世界。顺便一提，获得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奖并在哈佛讲授哲学的艾梅达 ? 森（ Amartya Sen ）即是从桑特尼提根这一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学术高人。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到新德里参加由印度政府人源部召开的部长级文明对话国际会议。在惜别晚宴上，请入上座的不是大使、部长或高官，而是学者和当晚用传统乐器演出的音乐大师。桑卡（ Ravi Shanka ）的西达（ Sita, 印度传统多弦琴）和马哈拉吉（ Guru Birja Maharaj ）的舞蹈能在世界乐坛和艺坛受到如此礼遇，绝非偶然。 印度可以提供文化中国参照的当然不仅是以分权为特色的民主政治，体现世界主义的中产阶级，和源远流长的精神资源。真正在信息量大的知识经济和参与性强的民主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文明，是学习文明，而不是教导文明。对于印度，中国不能不学，不能不闻不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