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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词来形容现代汉诗[1]，我以为那就是“革命”。现代汉诗是一全面的美学革命，企图推翻原有的诗歌成规，包括形式、音律、题材、以及最根本的——语言。以现代白话来取代文言的主张给予古典诗传统一致命打击，它也将一九一七年的文学革命和晚清的诗界革命（由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等领导）明白地区分开来。虽然现代汉诗的第一篇宣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并没有使用“革命”一词，但是它在初稿及胡适一九一七年前后的相关文字里频频出现，更遑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文学革命”的理念早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就已明白提出。胡适为好友梅光迪所写的赠别诗里有这样几句：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2] 胡适却没有料到，这首用了十一个外国名词的赠别诗竟引来另一位好友任叔永的挖苦。任氏的〈送胡生往哥伦比亚〉是这幺说的： 牛敦，爱迭孙， 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 “烟土披士纯”， 鞭笞一车鬼， 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 作歌送胡生。[3] 诗中的外国名词及意象皆来自胡诗。原诗中的“鬼”本指胡适为了提倡白话诗而力图推翻的中国古典诗人，但任氏有意颠倒其所指，反用来影射诗中的西方英哲，暗示胡适对这批“洋鬼子”如此推崇，颇有轻中重西之意。本来是两位朋友之间的唱和，却为现代汉诗史上中西对立的局面开了先声。 现代汉诗史上中西对立的思维模式与语言的政治化有密切的关系。中西之对立往往复制在古典与现代、文言与白话的对立上。如果文言与古典传统等同，那幺对白话的提倡总被当作西化的证据。在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梅光迪写给胡适的信里，在讥讽了胡适的“白话游戏诗”（胡适自谓）是“莲花落”之后，梅氏指责胡适的文学革命只不过是对媚俗的西方新潮流的摹仿罢了：“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到名士头衔以去焉……‘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4] 即使我们体认文学艺术里的“前卫”（“先锋”）必然超前其所生之时代而未必为其时代所接受，梅氏对白话诗的排斥已不仅仅是对新观念、新事物的不了解或怀疑。他的排斥来自更深一层的理由，和他眼中胡适对西方的全盘接受是息息相关的。他指控胡氏“剽窃”的西方新潮流包括了文学里的未来主义、意象派、自由诗以及艺术里的象征主义、立体主义与印象派。换言之，作为中国诗歌媒介的文言与白话之争的潜台词正是中西之争。一旦白话被视为非中国、非正统的，一旦文学革命被视为对西方异端的摹仿，讨论的层面就从美学转移到文化认同。这可以解释梅光迪何以忽略了胡适对中国白话文学传统的强调——从诗经到乐府、从宋词到元曲、从宋明语录到明清小说的这一脉传统。同样的，他也不接受胡适的辩解，即“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5]胡适常引欧洲十三、四世纪以降各国以国语文学来取代拉丁文学为例，强调白话文学的必要。 胡适的解释是否可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胡、陈二氏都将中国文学改革放在一个国际——尤其是欧美——的语境里来讨论，不管是文艺新潮还是民族文学。这当然和晚清以来知识结构的剧变是分不开的。任何对中国的论述已不再可能满足于单一的中国视角，而必须考虑（空间上）更广阔、（时间上）更长远的世界观。胡适一九一〇年代的著作（包括日记和书信）透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若干知识分子对现代白话诗之反对的一个主因是语言背后所涉及的文化认同问题，也就是中国作为一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问题。 自此角度观之，现代汉诗史上对语言的论述实具有深远的意涵。它凸显了中国自晚清以来所必须面对而至今可能仍未完全解决的困境，那就是：如何在依赖西方先进以发展中国之现代化的同时又必须抗拒西方列强以建立中国的主体性。从胡适迄今，语言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其引申意义更暗示着美学与文化政治之间的纠葛。 为了进一步探讨诗歌语言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下面将解析一九九三年三月郑敏先生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文论：〈世纪末的回顾：汉诗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以下简称“郑文”）[6]郑文批判的对象不仅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诗，更涵括了现代汉语。除了已受到的注意与回响，基于以下原因，郑文仍有讨论的必要。首先，郑文对现代白话诗作为诗歌媒介的质疑可以追溯到五四前后的争论，而它对现代白话的批判也属于当代对五四传统反思的一部分。然而，回异于过去对五四的批判，郑文完全建立在当代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尤其是索绪尔、德里达、和拉康。因此，它提供了一个九十年代中国研究对西方理论的引进与应用的案例，反映了其中某些潜在的问题。具体地说，郑文与其引起的正反面回响多少凸现了近年来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里以后现代主义为提纲的某些症候。下面就从这两个视角对郑文及相关论述作些评析。 郑文的推论逻辑如下：以白话为媒介的现代汉诗“否定”、“遗忘”和“背弃”了古典语言与文学传统，因而丧失了最宝贵的文化资源。其结果是，现代汉诗至今没有出现世界级的诗人和作品。始作俑者当推胡适和陈独秀，他们犯了两个严重错误：第一、极端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第二、对现代语言学的无知。郑文用来支持第一点的证据是陈独秀曾说文学革命“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7]至于二元论，胡、陈二氏的立场被归结为一系列的“二元对抗”： 文化革新/传统的继承 白话文/文言文 口语/书面语 明清口语文学/其以前的古典文言文学 新文化/旧文化[8] 郑文指出胡、陈不了解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而将它们对立起来。他们不听学衡派诸子的建议，以文言文作为中国语言改革的基础，却武断地主张废除文言。在一篇回应文字里郑敏重申其观点：“传统可以批判地继承，发展其精华，却不可能被打倒。”[9]郑文一再强调胡、陈不了解语言是一个“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10]；企图将文言从现代汉语里“完全抹去”正违反了索绪尔、德里达和拉康等理论所昭示的“语言本身的性质与规律。”[11] 首先，我认为郑文对历史的描述相当偏颇。它将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等同，将白话/文言之争和“无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之争等同。如果这点对陈独秀而言还可以成立，对胡适则难以自圆其说。至于说胡、陈的二元论成为五四以来的“正统逻辑，拥有不容质疑的权威”[12]，更造成郑文论证上的自相矛盾。郑文一开始即列举五四时期对文学与文字改革的不同意见，并以此来批评胡、陈的一意孤行。许明更明白指出，在当时众声喧哗的局面下，文学革命之取得优势并非倚仗任何“强制性的权力力量强压知识界做什幺”[13]，而是它能引起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共鸣的原因包括了中国的现代化[14]，但现代化绝不仅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层面，更有其重要的美学考量。 将文学革命等同于政治革命也导致郑文将前者跟五、六十年代的“反右文学”、“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学”、“反帝反修文学”[15]以及稍后的革命文学相提并论。尤有甚者，郑文将白话与文言之对立等同于八十年代初大众诗与朦胧诗之对立。[16]假设我们按照郑文的二元思维模式，朦胧诗也应该更接近白话而不是文言。而且，当初朦胧诗被批判的罪状之一是它表现了现代主义，而通过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朦胧诗可溯源到五四时期的新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