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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作者特别提供稿件 提要：王度庐即王霄羽以“柳今”为笔名发表的140余篇杂文，在批判以“金权”为中心的社会弊端和伸张女权等方面继承了“五四精神”;在对待伦理本位的传统文化方面则与当时的“新儒家”有所契合;其文学观念既认同“五四”先驱提出的“平民文学”又与之有所区隔，并对通俗文学做出了理论性的界定;杂文中的“我”则经常显示着作者本人的气质和心态。这些杂文以平民的视角，非游戏、非消闲、“为人生”的态度以及“载道”、“言志”交融的风格而显示出京派“正格”通俗散文的品性。 关键词：通俗文学 王度庐 杂文 那时，“王度庐”这个笔名尚未出现，他用的是本名“王霄羽”。民国十五年(1926)，十七岁的王霄羽开始向《小小日报》投稿，发表连载小说;随后于继续发表连载小说的同时，又用笔名“柳今”开设个人专栏〈谈天〉，每日为本报撰写一篇杂文;民国二十年(1931)，他开始担任该报编辑。 《小小日报》，创刊、终刊时间未详;国家图书馆藏有缩微胶卷两卷，始于民国十五年(1926)12月11日，止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8月30日，其间残缺严重。民国十九年(1930)4月1日至10月29日的报纸相对比较完整(其间仍有佚失)，从〈谈天〉栏共查到“柳今”杂文一百四十余篇(另有载于该栏之外而署名相同者两篇，即《看了〈故都春梦〉之后》和《团圞月照破碎国家》)。民国二十五年(1936)该报缺失最多，但在另一专栏〈小言〉内，仍可查到他的杂文，署名则为“霄羽”。这两个副刊栏目，颇可借来概括霄羽杂文的总体特征——以短小的篇幅、浅近的话语、“小民”的身份，主要与“小民”读者谈说他们身边的生活、他们的切肤之感，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深层问题。 “解饿”和“救国” 柳今的杂文里，“钱”和“窝头”是两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儿。“民国开基十九年，革命成功也有三四年了，但是民气反倒日趋苟安、颓废”(《快乐人多》) ，咱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咱们的民生为什么越来越糟?柳今认为，只要抓住“钱”与“窝头”这两个关键词，联系社会现象、生活状态加以分析，就可发现问题之所在。 他在《中等人》一文中，剖析了“人分三等”背后潜藏着的一种无形标准：“有学问的，自然是上等人，有权势的，自然是上等人;然而无学无势而有金银财产的，也可以算上等人。没学问的，自然是下等人，没品格的，自然是下等人;然而有学有品而穷光蛋者，也得算是下等人。”介乎“有金银财产”者和“穷光蛋”之间的，则是“中等人”。金钱既然成为判断人的价值、地位的唯一最终标准，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堕落。所以《发财学》中说：天下最重要的既然是“钱”，那么“发财学”当然便成为最重要的学问了。这门学问的宗旨就是“不管什么廉耻、良心、公共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只求的是我一己囊橐肥满，金银充溢。”“只要把头弄尖些，脸皮绷厚些，牛皮吹响些，马屁拍熟些，会献小殷勤，会说低下话，能投机，善拍虎，”起码也可“落一个小财主”。 柳今还揭示：金钱也已成为各种事业单位、社会机构追逐的唯一目标，它的魔力并且渗透到各行各业之中，于是导致全社会的畸形化。《贵族学校》中说：学校成为“认钱不认人的教育机关”，教育成为“阔人专享的权利”，将大批“未必有钱”的“有志的青年”拒之门外。《荒芜的青年》写“我”坐人力车回家的感受，说自己与拉车的青年车夫属于“同类”，都是具有相当的学问或能力的青年，然而都处于“不得用”或“屈其用”的境地。作者责问道：“我们是自愿荒芜呢?还是这社会国家，叫我们荒芜的呢!”《落子馆》述在东安市场听落子(即大鼓)的感受：“我”一边听着鼓词，一边给这个演出团体算账——“一晚唱上十几个曲，至多三元钱，日夜算上，至多六七元，我不晓得他们这二十上下的人，电灯费……一切费用，怎样支配?”进而感叹道：“北平有一句习惯语，管维持生活叫‘找落子’，穷人叫‘没落子’;落子馆这个名词，可称是名副其实，然而自鼓姬以至听落子者，未必全都有落子罢!” 金钱第一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上等人”越是有钱，“中等人”分化到“下等人”行列里去的就越多，他们“奔窝头”也就越艰难。柳今在许多杂文里都描述了这样的“都市图景”：一方面是“上等人”在贵族商店里、在灯红酒绿中挥霍无度，追求醉生梦死的享乐;一方面是“下等人”在平民市场里、在百无聊赖中“溜窝头”、“逛窝头”，苦度艰难的“穷愁人生”(《万寿寺》、《什刹海》、《快乐人多?》、《自行车》等)。所以，作者在《财神…阎王…》中沉痛地说：“天下最公道的事，就是‘死’”，“最不公平的，就是‘财’”。他又用颠覆成语的手段，来强化这种不公平的悖谬性——因为成语往往反映着“公理”。《人死不值钱》中说：如今的穷人，不仅死了不值钱，“活着也不值钱——刨除一般有特殊价值的女性，可以买去做丫头、姨太太、娼妓，因此可以有很高的身价;其余我辈男子，谁也不肯买去费饭。就以柳今我说，不信委托某拍卖行，挑起豆腐块的旗子，来拍卖我，就是公开参观八年，也恐怕没有一个人问问价钱啊。”《癞蛤蟆…天鹅肉》中则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成语，本来说的是“癞蛤蟆绝对吃不了天鹅肉，因为天鹅就绝对不肯把自己的肉给它吃”;如今可不同了：“癞蛤蟆虽然癞，架不住有钱，蛤蟆有钱，诸事不难，不要说天鹅肉，凤凰肉我也能吃到嘴啊。” 鉴于以上认识，柳今在《吃饭问题》中归结道：“饭是能使人争夺的东西”。又在《谋事》中发出警告：无事可谋则无饭可吃，“自然难免趋于‘弱者待毙，强者走险’一途;最可怕就是一般知识阶级，他们受过相当造就，他们胸中怀着无限的学识、智力，他们绝不甘沦落，他们绝对有抵抗这种恶势力的能力;如此，难免他们要造成种种大祸乱大罪恶了!”在《由线订书说起》一文中，柳今提出了总结性的论断：“解饿”第一，“救国”第一，“一切不能解饿、不能救国的东西，都是胡闹。” 柳今的杂文，谈“解饿”问题的最多。这些短文都将读者目标锁定为中下层的都市平民，准确地把握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感受，具有浓厚的生活性和世俗的沟通性，痛切陈辞之中不乏幽默和趣味。作者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不在作宏观的考察，不在作理论的辨析，而在抓住都市下层生活状态，抓住具体论题和平民切身体验的关联，试图在沟通中无形地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它们是“载道”的，但又常于“载道”时“言志”;政治上则既有所规避，又透露出稍微偏“左”的“持中”立场。这些固然都与小报的办报宗旨、专栏的性质定位分不开，同时却也体现着作者个性的某些方面。 如果说，在谈说“解饿”问题的杂文里，作者的情绪总体上还是比较冷静的，那么议论“救国”问题的杂文就不同了。这类文章固然不多，情绪性却都很强，且多直抒胸臆，沉痛、慷慨，无不溢于言表。作者的爱国主义情感，主要都是针对当时的中日关系而爆发的。 1928年皇姑屯事件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武装占领满蒙的各种准备，而国内军阀势力却在忙于“粤桂大战”和“中原大战”。柳今在《恶五月》中回顾了“二十一条的签字，上海英捕的大惨杀，济南日军的空前杀戮”之后，沉痛地倾诉道：“卖身的文契依旧高标在那里，死难同胞们的血迹还兀自如新”，国耻何时得雪，同胞何时才能齐心奋起呢?《跳楼者》就一位青年跳鼓楼殉情的报道发表见解说：鼓楼已被命名为“明耻楼”，“那上面陈设的‘甲午之战’、‘庚子之役’、‘英法联军破北京之役’、‘五卅英日惨杀’种种的泥塑模型，‘割香港’、‘租旅大’、‘订二十一条’、‘济南惨案’种种图说、书籍，哪一件不是足以激发青年志气，振起伟大精神”的呢?为情而死固然可惨、可怜，但不足取，盼望情场青年，“要把爱一人的爱，推广成一个爱四万万人的爱”，“将欲牺牲一女子的勇气，而牺牲于四万万同胞”，那将会是何等的伟大啊!《团圞月照破碎国家》由李白的《静夜思》诗引出感慨，作者说：如水明月，照到别的国家都能使人欢悦，“惟独照到我们中国，往南，长江滚滚，数千万灾民，哀鸿嗥月!照到东北，则见长白山虎狼群踞，沈阳城无数同胞，屈服在异族铁蹄之下!”“我不知他们，将要愁肠几转!!”这篇文章不仅情感深沉，愤慨痛切，而且笔锋直指国内政治和国际强权，在柳今的杂文中是比较罕见的。 同样罕见的，还有《烛边思绪》，全文如下： 烛边思绪 人生在世是要自寻安慰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黄卷青灯，自有真乐。这种静中所自寻出来的真乐，比什么歌台、舞榭、鼓场、娼寮，还要安慰得多。 我因为生活的单调，心志的孤孑，所以在环境上不得不于静中自求安慰。我纯粹是个[过]思想生活的人，极微细的事体、物质，我都要研究它，但是所得的结果，就是悲哀，然而于悲哀之中，我也曾寻出些乐趣来。 昨天夜里，无所事事，看了几篇“朝鲜义士安重根传”，令我胸襟起了无限的感慨，恨不得此时连浇三盏，一饮而尽。又看了两篇，灯光渐渐昏黑了，原来灯内的煤油尽了，我登时拿出一支蜡烛来点上，把煤油灯就吹了。又看了两篇，看那朝鲜亡国的惨痛，安重根刺死伊藤博文之慷慨激昂，不禁我又怀想我们老大中国现在景况，不禁怆慨。掩卷静思，猛然看见那烛光萤萤，一滴一滴地流下，啊呀，真真像眼泪! “腊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真不愧是唐人佳句，晚近期内新诗家连影儿也追不上。我又想，我看的这本书是一本铁血的书，点上一支红腊烛，似乎可以增加热烈悲壮，那红腊的腊油，不单可以代表国家兴衰之泪，而且还可代表书中义士的热血。我桌上正有一支红腊烛，于是，点上。 红光艳艳，白光灼灼，我真要唱《双灯记》，于是我低吟道：“敲断玉钗红烛冷……”我本是要借这红烛砺一砺我的志气，不想倒教这一句诗，给我磨得壮志全销了! 回忆什么?往事都成烟了!现在我的痛苦还正是我的快乐呢。我把以往的事情，全都屏除不想，噗，噗，吹了两支腊烛，说声：睡啊! 安重根(1879-1910)是著名的朝鲜爱国志士。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之后，加紧了灭亡、吞并朝鲜的行动，祸首便是时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安重根早就参加朝鲜爱国者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活动，1909年3月，他断指血书“大韩独立”四字，与十一位志士结盟，誓杀伊藤恶贼。10月，获悉伊藤博文将经哈尔滨前往俄国;安重根于26日上午，在哈尔滨火车站以手枪击毙伊藤。被捕后，他在“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的法庭上慷慨陈词，历数伊藤博文十五条该杀的罪行，独自承担谋刺的责任，于1910年3月26日从容就义。他在狱中写有自传，1911年，夏威夷的《新韩国报》社出版了《大东伟人安重根传》，有关他的出版物在当时的中国相当流行。 柳今夜读“铁血的书”，不禁热血沸腾。所谓“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面对国难临头的危局，他慨叹中国之安重根何在!出离悲愤，反观室内，一灯如豆，长夜漫漫，他又体味到深切的孤独和无奈，于是以故作旷达的话语结束全篇。短短六百字，写得起伏有致，真挚感人。尽管文字稍有粗糙之处，但是此文完全可与“新文学”、“革命文学”那些宣扬爱国主义的“主流散文”媲美。 这篇短文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它与八年之后作者首次用“度庐”之名所作的《海滨忆写》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对于理解、探析作者在青岛沦陷时期的内心苦闷极有帮助。 “道德”与“伦理” 对于“解饿”、“救国”这两大要务，柳今不想、也不能提出可行的政治、经济方案和途径，他的“本业”毕竟还是文化。关于文化问题，他也确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在他的这些杂文里，《道德》和《伦理与中国》是相当独特的：其他杂文罕谈理论，这两篇却专讲理论问题;其他杂文大都篇幅短小，这两篇却都较长——尤其是后者，整整连载七天，共计五千余字。它们是研究王霄羽思想的重要资料。 “打倒孔家店”这句口号，概括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传统道德、伦理当然亦在彻底否定之列。柳今在《道德》和《伦理与中国》中却提出了与之不同的见解。他说：“伦理二字是起始于人类所特有的‘爱护心’”和“恻隐之心”，并非中国所专有;但是，中国实现了“伦理化”，使伦理“成了国的灵魂”，确实又与其他国家有别。伦理之“假”，不在本身，而在“被利用”。 他对传统伦理中的“五伦”逐一进行分析，认为“‘兄弟’‘朋友’两伦”是“十全十美”的;“‘夫妇’一伦”表现了“男性的中心”，这是“环境”使然，需代之以“男女平等”观念。至于体现“君臣”一伦和“父子”一伦的“忠”与“孝”，则最明显地受人利用，因而被赋予专制内涵：“‘孝’字已被一般顽固爹娘利用了，把儿子看成是他们的产业了，私有品了;‘忠’字已被一些强盗变相的帝王用作骗术了，使一般人作他一家的奴隶了。”这种“被帝王利用的伪忠伪孝”确实必须打倒;但是，应该恢复“尽己之为忠”的本义，恢复“父慈子才能孝”的本义，因为这才体现着孔子所主张的“共存互助的真精神”和“真平等，真义务”的精神。 柳今承认，“自从汉高祖利用儒生以后”，便造成了“伦理化的”、亦即“有权者利用伦理而治民的中国”;他也承认，在有权者的利用之下，伦理是“有时无人道，有时使人痛苦”的，“但是人们的喜它心，毕竟能够战胜恨它心”，因为帝王的利用毕竟泯灭不了它所本有的“中华民族的特殊精神，勇敢精神”。这种精神根乎“家族观念”：中国人爱家胜于爱国，而伦理则起着“联络其中”的作用，“这实在是中国能延长这四千多年寿命的重大原因”。孙中山将范围较小的家族主义“推广到民族主义”，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改造和扩展。 柳今说：“我也是曾作过盲目的狂人的青年”，现在则知道，“对于我们中国的伦理”，应“先不要宣告它的死刑”，而应去“详细的审问审问它”，看“它情屈不情屈?”可见此文包含着作者对于“五四精神”的某种反思。 于是，我们看到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的影子。事实上，柳今写《伦理与中国》，正是对王鸿一某次演说的申论。王鸿一(1874-1930)，名朝俊，字鸿一，山东鄄城人，同盟会员，教育家。曾任山东提学使、议长等职，致力于提倡、推行“村治运动”。他对梁漱溟的文化学说十分钦佩，而梁的“乡村建设”思想也吸取了他的实践经验。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主张通过改造西方文化精神、恢复中国文化本义，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他后来又提倡以“乡村建设”改造中国，认为中国社会一向以伦理为本位而非以阶级为本位，所以中国的出路在于以固有精神为基础，实现中西文化的沟通，从而建设一种新的礼俗和社会组织。 因此，梁、王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武装革命主张。就此而言，柳今的上述观念与梁漱溟、王鸿一的思想学说有所契合，体现着一种折中主义;因此，也是与五四新文化的主流思潮以及“左翼”文化思潮——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派” ——有所对立的。 但是，柳今在其大量杂文中，又更多地表现出对五四新文化思潮的认同。例如，他曾多次批评传统的风习节俗和传统的世俗心理。《端午节》中认为，风习在形成之初原是“很可以调节人生，安慰人的劳顿生活”的，但是“因习成俗，日久加入迷信思想，反失却它本来面目”了，结果养“成一种苟安性”，走向了反面。《俗礼》中这样分析俗礼形成的原因：“人生在世，固然是痛苦很多，然而有许多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大家有一种苟安、将就的懒性，所以自甘负着痛苦的创痕，不去医治它;纵使有一二头脑稍清者，也没有勇力去反抗习俗”，于是俗礼就只剩下“热闹”，至多“惹起一般生活有缺憾者的伤感”，阻碍人们去“奋勇无畏”地“改造自己的生活”。《办白事》针对办丧事需请僧道放焰口，为死者“免罪”的风习发表评论：“我们以道德、宗教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不染有‘罪’的色泽;但是以进化文明的公理来说，一个人生在世上，给人群作了事情，就无罪可言;若拿苛求的眼光来看，世界古今的大英雄、大科学家、大教主，哪个不是罪之魁、恶之首呢?”因此，以为人生必有罪，乃至借“免罪”之名“办白事”炫富，那是“神经病的表现”。“即便我们说世界上的人有罪恶，那末人死气绝，罪恶也就停止;所以只应该自免罪于生前，不必[叫]人给你免罪于身后。”这样，作者就将风习的批判上升到人生哲学的研讨和国民性批判的层次了。 柳今还有一些文章，善于从世态人心的细微之处入手，剖析、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国民性弊病。例如，北方人称醋为“忌讳”，而饭馆里的食客则因忌对女招待说“吃醋”而往往有意无意地更加强调这一“代称”，柳今在《醋…忌讳…》一文中就此剖析道：“你心里本来就有‘忌讳’两个字，你又‘忌讳——忌讳’的乱喊”，这不正是“矛盾的生活”之表现吗?《小算盘》则以“迁都”之后北平的落寞为背景，比较北京人和“各大商埠”人的心理差异。作者认为，北京人一方面“具有相当历史，受有相当文化，经过相当政治的潮流”，故有外地人不可企及之处;另一方面由于“官派化”和“心地朴厚，拙于经济”，北京人往往又“独爱打小算盘”，结果是“小算盘打了半辈子，全都叫大算盘给轰出去了：大清国歇业……政府又一再迁移……只好穷愁坐困，口口声声迁都害人”。其实，“您早先在打小算盘时候，打一下大算盘，也不致如此呀!”这是从传统心理的剖析深入到现实政治的批判，从对平民百姓的劝告上升到对“大人先生”的鞭笞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造化儿子》一文，它批评世俗人情都希望生个儿子有“造化”的心理，认为“中国人的”这种将“享福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不愿他“作苦工”、不愿他为国牺牲的心态，正说明“家族主义之足以铲除”，否则国家衰弱的前途将永难改变。此文写于《伦理与中国》发表之后不到两个月，而对“家族主义”的态度与之迥然有别，其立意还颇受鲁迅《野草•立论》的影响。可见“德赛二先生”的效应，在柳今即王霄羽的心中仍是相当根深蒂固的。 男女平等，往往是民主主义思潮最先切入的一个主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也经常把“男权”作为自己攻击礼教的首要靶标。柳今在杂文中对这个问题谈得也多。有的文章蕴含“引而不发”的用意，即只针对事象进行表层分析，深层结论则在文本之外，留待有心的读者自行思索。例如《香艳文章》，以陈栩的一首题画诗作为话头，引出议论道： 我想天下之文章，大半都是香艳的文章。以中国的文章说，自诗三百篇，以及于韩偓之《香奁集》、王彦泓之《疑雨集》，更不用说什么最显著的《高唐》、《神女》、《湘君》、《洛神》等赋，反正都是有字皆香，无词不艳。孔二老爷说什么“国风好色而不淫”，其实我们展起《诗经》来看，由《关雎》章往下读，真管包幽怨缠绵，比《性史》不在以下。 推及外国文学和戏剧、电影加以概括考察之后，作者的结论是：“天下要没有香艳的文章，就没有文章了”;“世界的艺术家，一百有九十九个是拜倒石榴裙下者。”表面谈的是艳情文字和文学史现象，启示读者进一步思索的是：女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她们在人类历史、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难道不是同样重要吗?为什么这种地位和作用数千年来一直受到扭曲和抹杀呢?为什么她们在历史的和现实的文本(包括“香艳文章”)中却一直“缺场”呢? 另一些杂文则专选平日习以为常的事象或话语，揭示其背后掩藏着的男权主义。例如《女朋友》一文，针对人们一见男女交往就会好奇的现象指出，这好奇心暴露的是一种潜意识：只把女性视为恋爱、结婚对象，它反映的是男性的“野心过大”。《“嫁”的问题》和《“娶”的问题》中说：“嫁”和“娶”是“天下最不平等”的两个字，因为“只有男娶女，没有女娶男”，“嫁”字的含义虽相反而实相同，反映的是“男权重”，是男方“性欲与金钱”的决定作用;对于女子来说，这“不但不平等，而且残忍。”刘海粟在中国首创人体写生，被认为是对传统观念的一大挑战和冲击。柳今在《人体美》中却说：刘海粟“原是以男性为标本的”，结果却造成“我国之人体美，只限于女性”的风气;宣扬画模特儿之进步性的舆论背后，还是“男性肉欲”、“男权中心”在起作用。《奸杀案》中出语惊人，认为“‘奸’、‘淫’这两个字，与所谓的‘恋爱’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它们的贬义内涵反映的是“情场之不平等”——如果真“欧化”，真“新派”，真讲“公理、人道”，真承认“恋爱神圣”，“那末‘通奸’、‘幽私’……‘奸夫’、‘淫妇’……这些名词”就“根本不能存在”，“何况只见男子捉奸，不见妇人捉淫”呢!作者在《性的文章》中所表达的一些见解，同样应作如是解读;例如文中说：“《红楼梦》的‘意淫’，比他书尤甚，所谓大盗不操干戈者也。”引述的虽是卫道派的成说，却含有“翻案”意味——“意淫”者，性爱之情也;表达的是推崇之意。 正因为民国建立之后女性地位仍无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作者特别赞赏女性的自强、自立行为，而且建议：处于“客位的男性，最应当看着女性这种自拔状况，应该喜欢，不可加什么非议”(《妓女问题》)。作者也最欣赏那些具有叛逆性格的女性，他在《颠倒雌雄》中表示：“女性效法男性，或可以说是同化于男性，这是很可贺的一件事情，我非常敬爱这种女同志”。《敲钗小语》中有几段以花朵比喻各种女性的文字，其中独崇玫瑰：“色香与众花不同，而玩之则芒芒有刺之女子，可喻为玫瑰。此众品中，惟玫瑰最为奇绝，其他碌碌耳，然今世惟玫瑰式之女子最寡见。” 柳今的“女权观”是相当激进的，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女人与小儿的发见”，是关于“‘人’的真理”的深层发见，是人道主义的重要内涵。 这对于解读王霄羽当时与后来的那些小说创作，是极有意义的。 “平民文学” 关于“平民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从理论上阐释得最为详尽的，当属周作人1918年12月20日所作《平民的文学》一文。柳今在其杂文中既认同于这一文学观念，又对它作出了自己的诠释。 何谓“平民”?周作人说得比较笼统，或曰与贵族相反，或曰就是“公民”，就是“大多数”。 柳今在《平民化》一文中先作比较广义的解释：“平民就是民众”，“是‘平等之民’，使奴唤婢的老爷，位尊权重的大人，他们绝不配当平民这两个字。”再作狭义的解释：“平民的‘平’字，与‘贫’字的字音相近，所以我们中国就把‘平民’二字，无形中看成‘贫民’了” ;如此，也就“只认定贫民、劳动者、无产阶级是平民”了。看来他是不赞成“把平民二字的范围弄窄”的，对比《中等人》一文里的观点，似乎认为“平民”应该包括“中等人”和“下等人”(特别是“有学有品而穷光蛋者”)，亦即周作人所说的“大多数”。但是，柳今在《灯下人》、《消夏》等文章里，又曾不止一次地颂扬劳工神圣，这说明他的“平民观”又是视劳工为平民之砥柱的。 何谓“平民文学”?周作人强调，不在于做给谁看或是谁做的，也不在于写哪一阶级阶层的生活，而在于“文学的精神”是否“普遍”、“真挚”，是否合乎“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 柳今在《一位平民文学家》中，于推崇“平民文学家”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平民文学”的见解：“世界本来是平民的世界，尤其是文学家，更要有一种平民化的精神，他才能够用文学的力量，来转移风化，陶冶民情”。“作《水浒》的施耐庵，作《红楼梦》的曹雪芹，以及唐诗人中的元、白，元曲中的关、白、马、郑，宋词中的柳、张，以及近代吴趼人、李伯元等的小说家，他们都是平民文学家;因为他们能够把士大夫的文学、学者的文学，介绍到民间去，然而也不要失于俚鄙。”此文着重揄扬满族鼓词(即“子弟书”)作者韩小窗(约1820-1890) ，赞赏小窗所编鼓词一扫“盛世升平的气派”，“不但词句典雅而浅近传神，并且有一种哀婉慷慨之音”，“颇有一种讽世、唤世、奖忠、崇孝之意”。又说“这人确实是位有天才、有词藻、有思想的文学家;他能够把他这种才学，不去作八股，不去批试帖，而能够来编大鼓;他的平民思想可见了，他的环境可见了，而他的清高也可见了。”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柳今的“平民文学观”既与周作人的有联系，而又存在相当的差异。周作人虽然也说平民文学作家是“普通男女”中的一人，但他其实要求这些作家成为“先知或引路的人”;因此，他强调“平民文学决不是通俗文学”，“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 他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实际便是“人生派”的“五四新文学”，具有“先锋性”和“精英性”。柳今即王霄羽的“平民文学观”，其实就是“通俗文学观”。在他看来，平民文学是具有平民思想的作家所创作的一种文学，是他们运用俗众可以领会的语言，从精神上教化、愉悦、提升俗众(即“转移风化，陶冶民情”)的文学，所以，让“平民”领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通俗”又绝不是“随俗”，绝不是“俚鄙”。 周作人说：“平民文学”不是通俗文学;柳今即王霄羽则说：通 俗文学可以、也应该是“平民文学”。他们的差别在这里，他们的联系也在这里。 柳今的通俗文学观与刘复1918年发表的《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 有相通之处，它是在杂文中表述出来的，理论体系当然不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周严、深入，但是，它是由通俗文学作家自己提出、自己阐释的通俗文学理论，既与“五四精神”相关、相容，又守持着自己的“非先锋层位”。从中国通俗文学史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考察，这无疑十分值得珍惜和重视。 鉴于上述文学观，柳今相当关注文艺商业化的现状，也很关注那时的流行文化以及相关的文化人。 作为旗人，柳今即王霄羽自幼熟悉、热爱传统戏曲——特别是京剧;作为吸取了“五四”营养的“平民文学家”，他又常用批判精神去审视传统戏曲。《中国剧》一文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中国剧虽名为剧，其实其中的成分最复杂，因为中国剧里面，包括着歌、舞、音乐、武技……甚至于大鼓、评书都可以上场——如《溪黄庄》、《八大锤》——而中国的戏装、脸谱、作功、台步，全都大可研究”。但是，他又认为传统戏曲“还没有完全达到艺术的程度”。他从戏曲的观演过程看出中国人的两种特性：“不求甚解”和“悟会性”(即领悟性)，前者表现为听不懂唱词还一个劲儿地叫好，后者体现在对表演程式的领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中国人改掉“凡事都马马糊糊”的毛病，对传统戏曲肯“下苦心研究”，是可以使传统戏曲 “达到艺术的程度”的。 这就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又一次显示了柳今即霄羽与“五四”先驱者的区隔。众所周知，后者对传统戏曲是全盘否定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就把“旧戏”称为九种非人思想的“和合结晶”;同时他又称《西游记》为“迷信的鬼神书”、把《水浒》视为“强盗书”，一并加以贬斥。如前所述，柳今则认为《水浒》属于“平民文学”;至于《西游记》，他说此书“是社会小说，不是神怪小说，是预言小说，不是寓言小说”(《西游记》)，又说“中国自古无心理学专书，有之则《西游记》”也(《心》)。这里固然存在解读角度的区别，但最根本的还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的区别。前面曾经提到柳今对韩小窗的赞赏，其中蕴涵着革新鼓词艺术的期望。而在《何不当初》一文中，这种期望则“落实”为对鼓词新作的细致关心：作者回想“前两年”听雪艳琴演唱鼓词《黛玉归天》，认为这首新编作品让黛玉小姐在频死时连说两句“早知今日，何不当初”，是很不符合人物身份的，因为那原是晴雯姑娘的话语。文中进而对“何不当初”、“何必当初”、“悔不当初”的不同含义作了详细辨释。这里既表现着作者对改造传统曲艺的关注，又显示着作者对于“人生的艺术”思潮以及“写实”的创作理念之认同，这种认同甚至可以表现为“咬文嚼字”式的“挑剔”。可见，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方面，柳今和周作人等的区别之中，又是隐含着相似或相同之处的。 关于流行文化，柳今曾对歌舞剧和电影有所评论。 黎锦晖创作的流行歌曲和歌舞剧，是西洋当代音乐文化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奇妙融合，也是当时中国都会文化的一个典型，影响之大，跨越整个民国时期。柳今在《歌舞剧》一文中充分肯定黎锦晖的《月明之夜》、《葡萄仙子》等歌舞剧，说它们以“矞皇富丽”和“淡雅幽秀”的风格而深得儿童喜爱，但也批评《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之类流行歌曲，认为其“肉恋的滋味”于儿童不宜;又认为黎氏歌舞的演出形态还有一种负面作用：在儿童中引起讲究穿着，追求“出风头，好虚荣”的倾向，这是不适合“穷困的中国，危险的中国”之国情的。 从上海兴起的早期国产电影，属于新兴电影人、鸳鸯蝴蝶派文人和新进戏剧家之“统一战线”的产物，其“类工业化”的创作—制作方式和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尤其显示着那个时期都市文化的“现代”特征。 民国十九年(1930)9月，由联华公司摄制、孙瑜执导、阮玲玉等主演的《故都春梦》在北平公映。柳今于9日发表影评《看了〈故都春梦〉》，认为该片在“描写官场黑暗”和“家庭伦理间的挚爱”，“其他如人情势力[利]，虚荣误人”方面，都是“很深刻的”。文中并对剧作整体、剧情设置、表演技巧、场景设计乃至道具、字幕、放映质量和运作(或是“炒作”?)方式，提出十九条或肯定、或批评、或建议的意见。作者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体现真实性上——他特别关注细节的真实。这些评论同样贯穿着“人生的”和“写实的”艺术观。 杨耐梅是一位出道比阮玲玉稍早的影界女星，原籍广东佛山，清光绪三十年(1904)出生于上海一个富有的粤商家庭。民国十三年(1924)她首次在郑正秋据徐枕亚原著改编的影片《玉梨魂》中出演配角，一炮打红;随后在明星公司多部影片中担任主角，以善演艳丽、放荡的女性形象而著名，与胡蝶、王汉伦、宣景琳并称明星公司“四大金刚”。民国十九年(1930)7月间，北平忽然传说杨耐梅“香消玉殒”了。7月12日(?)的《小小日报》刊出相关消息，认为她的表演艺术虽然尚未至于上乘，然“以一弱女子，在中国女权极衰之际，国产影片不盛之时，只身奋斗，闯荡南北，其勇敢也如是。创办耐梅公司，热心电影事业，其提倡也又如诗。呜呼!耐梅其我国之影界先进!我国影界之伟人也夫!”隨後，柳今就发表了他的杂文《杨耐梅…朱素云》，此文可说有一多半是为楊耐梅而写的——所谓“一多半”，其根据除本文篇幅外，还有后来发表的《蟋蟀》和《看了〈故都春梦〉之后》两篇杂文，其中一再为这位女星的“早逝”发过感慨。 《杨耐梅…朱素云》中提及“四年前耐梅挟《上海三女子》之片来燕，始演于新明大戏院，彼时都中娱乐界中，惊为新举，舆论沸腾，毁誉参半”。这是发生在民国十五年(1926)的事：当时尚无国产有声片，杨耐梅在《良心复活》 一片上映时，首次于放映中亲身登台，其时银幕升起，她在与银幕画面相同的舞台场景中哼唱主题歌《乳娘曲》，从而使无声片“局部有声”，造成极大轰动。据说她在北京也采用了同样的“映唱”形式，观众受好奇心驱使，趋之若鹜，票价居然高于梅兰芳。柳今接着说到她“为经济所迫”而“二次挟片来燕”，则应该是民国十七年(1928)的事：杨耐梅在这一年决定脱离明星公司，自组“耐梅公司”，拍摄影片《奇女子》。为了筹款，她应军阀张宗昌之邀，亲赴济南与之周旋。此前，她曾因下海从影而与家庭决裂;她的性格和生活又颇像所饰角色，风流、放荡，挥霍无度;她的下场当时已经有所显现——《奇女子》是在资金匮乏的危机中完成摄制的，其后公司倒闭，杨耐梅也退出了影坛，但是直到1960年她才去世。柳今在文中叹道：“近日忽耐梅以逝世闻，星殒香消，残片断梦，春申月冷，更听何人唱《奇女子忏悔词》耶!(《奇女子忏悔词》为耐梅近年所制，随其《奇女子》影片，亲自演唱，词意颓唐，不意竟成谶语。)”逝世的传闻是不实的，作者的怆怀和感慨却真的成了“谶语”，而且为我们留下一段关于当年北京—北平的电影文化记忆。 《杨耐梅…朱素云》中述及的朱素云是著名戏曲演员，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卒于民国十九年(1930)7月10日，原籍苏州。初习昆旦，后改京剧小生，曾为“内庭供奉”，擅演“靠把戏”，常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合作。柳今在文中引录王韬《淞滨琐话》中有关此人的记载后评论道：“朱在清季时，翘楚舞榭，衫履翩翩，实王孙等辈之不逮耳。”“如今伶官老死，感身后之萧条;故国早凋，怅当年之尘梦，素云亦沧桑劫数中之过来人乎!”最后，他针对杨、朱两位的艺术历程和生命归宿发出感叹：“杨耐梅芳年顿萎，朱素云垂老寿终，都是歌坛影场中之至堪凄凉惆怅者……观及此二人一世飘泊，衣冠色相，只博了些艳名浮誉;如今如此的归宿，美人白骨，春梦秋风，徒使人愁怀频扰而已!”这里固然含有庄周式的感慨(柳今在另两篇杂文——《妙影》和《蟋蟀》中，更明显地抒发过这种感慨)，但更多的是现实的悲怆——文艺的商业化造就出多少明星，又扭曲了多少明星的生命轨迹!其中纠缠着多少功过是非啊! 评析柳今即王霄羽的“平民文学观”，不能不涉及他与“鸳鸯蝴蝶派”的关系。笔者过去认为他与鸳蝴派没有关系，如今随着他的早期作品的发现，这一看法的武断性也暴露出来了。 早期的《小小日报》应该写作“《小小》日报”——报头只有“小小”二字，是由樊樊山题写的;后来才改为排印的“小小日报”四字。樊樊山(1846-1931)，名增祥，字嘉父，号樊山，湖北恩施(今属鄂西自治州)人，清光绪间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常在《民权素》等早期鸳鸯蝴蝶派刊物上发表诗文，被认为属于该派中的遗老型人物。《小小》日报的创办人宋心灯(信生)，则与樊樊山有通家之谊。这些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这份北京小报染有较浓“鸳蝴色彩”的原因;王霄羽在该报发表作品、编辑副刊，当然不能不服从或顾及它的风格。柳今在《麻醉剂》一文中还自承：“早先我曾在《申报•自由谈》里，作过一篇短稿，标题是《茫不可解》”。这应不是杜撰。众所周知，当时的《申报•自由谈》正是鸳蝴派的阵地;霄羽是否还在《自由谈》上发表过其他作品，有待进一步调查。当然，在鸳蝴派或“类鸳蝴派”报刊发表文章者，并不一定就是“派”中人物，然而考察王霄羽的早期作品(包括现已查明连载于《小小日报》的二十一种侦探、言情、武侠小说)，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倾向，确实也是受有“鸳蝴影响”的。 《小小日报》发表的柳今杂文，有一些是涉及或评论鸳蝴派作家的。除《香艳文章》引陈栩的诗作为话头外，《殉情》中含有对徐枕亚《玉梨魂》的肯定。柳今认为，《玉梨魂》“很给情场失意者”指出了“一条道路”：男主人公于情人、妻子双双亡故之后“投身革命军，死于辛亥之役，殉国而复殉情，真是死的值。”《聪明绝顶》一文则对毕倚虹(1892-1926)评价颇佳。文中引录了毕氏逝世时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两句话：“毕倚虹死了，上海滩上又少了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柳今认为，毕倚虹之了不起，在于身居“繁华区”而不肯“随俗”。他用反语归结道：不“随俗”则“必要落伍。你处处落伍，时时感伤，悲观，远虑，那时你不死何待!”“所以我很馨香祷祝，苦口良言，劝大家莫作聪明绝顶的人。”《倡门》和《贵族学校》中对何海鸣(求幸福斋主)评价甚高，认为何氏所作小说《家声》，其谴责社会和贵族化教育的命意“虽未免过刻，但是可以说是极沉痛激昂了!”而何氏另几篇小说，如《倡门之病》、《倡门之狗》、《倡门送嫁录》，其中对妓界的描写“真深刻，真悲观，真感慨”!作倡门小说而欲超越“什么‘坠鞭一笑’、‘纸醉金迷’”的陈词滥调，就应该像社会学者那样去进行实地的体验和研究。“化过些晕头钱，当过瘟大少”，而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揭弊的决心，这才可能像何海鸣那样，通过作品“宣布其中的罪恶，妓女之可怜、之待救”。 上述获得柳今肯定性评价的鸳蝴派作家及其作品，具有一个共同倾向，即“通俗”而不“随俗”，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关注人生、谴责黑暗、批判社会现实的倾向。这里也既显示着柳今即王霄羽和鸳蝴派的联系，又显示着他和这一文学流派之间的差别：他认同于这些作家的上述倾向，但不认同于该派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闲的倾向(但他不排斥“趣味”)。“鸳鸯蝴蝶派”是一个并不科学的概念，本文对此不作申论;北派通俗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如何?是否存在一个“鸳蝴北派”?这需要作宏观的考察，笔者已经不能承担这样的课题;因此，目前仍倾向于称柳今即王霄羽为“京派的通俗文学作家”，以他的杂文为“京派的‘正格’通俗散文”——尽管他的文学环境以及他在文学观念、作品样式的追求等方面，确实与鸳蝴派有着并不疏远的关系。 气质和文章 作者有《署名》一文，其中说道： 我自从署了这花柳病的“柳”，今天没饭吃的“今”，刨出我一般老朋友，其余谁也不知这柳今便是孤王我;人不知，鬼不觉，一人两名，就是去作骗子，也是方便的啊。 有人问我说：柳今这人是谁?我说：这位朋友我没会过。有知道的，就说：你这名字没讲儿。我说：我署名自署名罢了，何必要你会讲呢?名字是为称呼的，何必要能讲?譬如说我叫鸿雁，你就拿鸿雁一般的看待我?我要是叫骆驼呢?你也叫我驼煤去吗? 差不多署名最多的，都是文人，尤其是投稿家……总而言之：是自命不凡，是卖弄才学，是闲着没事。要是像我这整天奔窝头的人，哪有闲功夫及此，随便署上一个“柳今”，不过比“无名男子一名”强一点罢了! “无名男子一名”，是当时报章上报道发现横死者时的常用语。此文虽多调侃、自嘲之语，但作者对自己笔名的寓意，还是有其所“讲儿”的;这就不免令人联想起另一位著名的北派通俗文学作家耿郁溪，他为《小小日报》撰稿时，笔名用的是旧小说和旧戏里小角色的自称——“小的”。他们二人的用意，都在强调自己的“平民”身份，强调自己属于那些“有学有品而穷光蛋者”。 柳今杂文多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和议论，这个“我”既有虚构的一面——他所“自述”的许多履历、行状都不是王霄羽本人的;又有真实的一面——他的自述确实又往往与王霄羽本人分不开，特别是心态、气质、性格等方面。我们关注的是后者。 他说：自己是个“有相当学力，而‘不得用’或是‘屈其用’”的青年(《荒芜的青年》)。“在前几年，那时京华正是冠盖逐尘的时代;北京那时正是十分的繁荣。彼时我适交蹇运，身世的飘泊，学业的荒芜，情场的顿失，大病的缠身，经济的压迫，希望的失败，”使“我屡次将趋于自杀途中。如今我总算战胜了环境，在我生活的前途似乎有些光明了。” 然而，“生计的鞭儿，在后面督策着我”的结果，无非初步造出一个“稿匠”而已，因此自感又“较前堕落了”。(《憔悴》、《古城返照》、《文士与蚊士》，按除“情场顿失”尚无实证外，这些自述都与王霄羽的经历、思想符合。)在他的杂文里，“病”是经常出现的词语。例如：“没有倾国倾城貌的我，而却修来一个多愁多病的身;自打去年直到现在，总是大病去小病来，没有一刻舒服”。(《病》)在这方面，《呻吟》尤其值得一读，因为它不仅生动地描述了病中感受和母子深情，而且是至今所见柳今杂文中最具“个人性”和“主观性”的一篇文章，还是用文言撰写的—— 呻 吟 人无不病者，而病未有不呻吟者，盖呻吟可以舒其气，减其痛也。予于昨日，偶感暑疫，吐泻并作，次日遂身沉头晕，不能起矣，而呻吟之声，亦出于予之病榻。 嗟乎!人生于世，痛苦亦甚矣!劳苦加其体，疾病缠其身，犹夫竞竞然，惧倘有一死，但终不可免，终须葬身于荒磷野草中。噫!人果思及此，天下之名利无物矣。 病榻呻吟，惟予之老母为予整理汤药，殷勤慰问，予亦娇若婴儿，盖此所谓伦理间天性使然也。“无家主义”，予诚证其谬也。 母以汤药予我，浓苦之味，殊难下咽，但予本“良药苦口利于病”之一语，遂勉强下咽;又思我茫茫华夏，百病待医，又谁人能进此一杯却病苦水也! 病与死连，予当呕泻剧烈时，几气绝者屡，诚知死之滋味，大约亦如是。呻吟握管，手颤难书，聊记我病榻之状况耳。 这是病榻上写成的文章，而且第二天他也并未停笔。虽然此文极富“个人性”，但却依然惦念着“华夏”。《礼拜六》上那些生硬地贴几条“爱国”标签的游戏文章，绝对没有它的真诚和切实——它们只会把沉重的国难化为浅薄、庸俗的嬉笑或自大。 他又自称是个习惯过“思想生活”的“无业游民”。《灯下人》中这样写道： 我是个惯在灯下讨生活的，作稿，阅书，每夜非过两点钟不能熄灯。有时掷管静坐，徐徐的吸烟，绕绕的思想，此时多少奇思，幻想，壮志，怆怀，都自我脑筋中、烟云里、灯光下涌现。 我想以往的种种“灯”的逝影，都成梦境了!歌舞场中的华灯辉煌，绝妙的女伶，在那里轻歌曼舞;酒筵间电炬高张，众友朋的高谈狂饮;小室中一灯荧然，索[素]心玉骨的伊人，低语的缠绵;深夜间路灯昏暗，独自归来，行行中所拟想的壮志……有形的，无形的，可记忆的，不堪回忆的，总之，都成了灯光一闪了! “灯”，是最无情的东西，它那一寸红焰，正是那煎烧[着的]壮士的雄心、美人的青春、文人的心血啊! 这里不仅写“思想生活”，而且写“思想”的一种“生产过程”，也呈示了“思想”的一类“产物”。《琴声里》则更多地富有“内省性”，作者说：侧耳静听琴声，“此时澄静了我的俗虑，又涌起我的愁波了。我转想到二十余年来的我，已过去的我，未来的我;亲恩，友义，残恨，余情，生活的落拓，国事的纷纭，我真不禁凄然落泪了!”他的内心世界是既丰富而又五味杂陈的。 虽然自称“奔奔乎于窝头之间”的“弱者”(《病》)，他却又“野心太大”，以至认为一般画家、哲学家、诗人都“才气太小”。他说：“凡事我都不知足，要求它的发展。譬如说你给我一个破学校，能够教我发展它，建设它，我是愿意的;给我一个言论地盘，能够教我天天胡说八道，我是愿意的;说梦话吧，叫我去作县长，教我去办村治，我最希望不过……要是教我整天按套子办事，作那机械式生活，我真有些心里起急。”“我觉得无论什么娱乐，什么学术，只要我来驱使它，不要它来驱使我。”(《阔事》、《迷》)可惜的是，这些理想和“梦话”都无法兑现;“驱使”娱乐和学术的“野心”，真要落实也难。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不但是个血肉之躯，更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我们不拟用佛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来考察这位“我”的心理世界，但是上述引证说明，这个心理世界的“平面结构”也是充满矛盾的，这些矛盾包括传统—现代、理智—情感、理想—现实、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平民精神”—“精英意向”，等等。上述矛盾，对立统一于内向的、阴柔的性格和气质之中。这里映射出的，无疑就是王霄羽本人的内心世界。 考察这样一位未来的大师级通俗文学作家，我们在上述矛盾里突出地发现一种“角色认知”的矛盾。实际上，王霄羽初登文学舞台，就把自己认知为“平民文学家”、“通俗文学家”。就此而言(排除“生活的鞭子”之驱策)，他是认真、自愿，甚至以自己属于“知识劳工”而不无自豪的;但是，二十一岁的他，在理想、志向、学养、兴趣范围和自学方向上，却又远远超出上述“自我认知”，就此而言，他又有所不满，有所不甘，潜意识中甚至难免有点儿自卑。这是造成他内心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内心痛苦的主要内涵之一;同时，这又为开辟他后来的文学道路提供了充沛的动力，为他后来成就文学功业奠定了宽厚的基础。像王度庐这样自觉地接受新文化思潮，具备新文化—新文学素养，并能自觉融入通俗文学创作中去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为数甚少。据说历史只“算大账”：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评价，少了一位年轻新文学作家的王霄羽，多了一位大师级的通俗文学家王度庐，都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尽管这个结论有点儿“残酷”，尽管我们非常理解、非常同情王霄羽的内心苦闷。 《小难》一文，说的是“作小文字比作大文字为难”;作者说，如作“哲学演辞”，可以下笔千言，“但是一作短而俏的文字，竟扛笔如鼎”矣。可见“小难”之难不在“小”，而在“小”而还须“俏”，亦即如何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实现有效信息的最大限度之优化。从实践效果考察，柳今是有比较成功的“应对策略”的。 他的杂文多属议论文，但是他的议论一方面常与客观事象的描述相结合;另一方面，更又经常与本人的感受和思索相结合，其中包括本人的情感宣泄。这样，“客观”因与“主观”相伴，“理智”因与“情感”相生，“再现”因有“表现”烘托，“载道”因和“言志”结合，而呈现出多重色彩、色调，同时也十分有效地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不能说这些杂文篇篇都已臻于这种境界，但是其中的佳篇或较佳之篇确乎多具此一特色。这显然是与作者内向的气质、勤于思索的习惯互为因果的。由于善思索，所以每能见人之未见，发人之未发，言人之未言，表现为修辞和章法，则好作反讽、归谬，喜欢颠覆成说，从而形成“陌生化”;是故“小”而醒目，又一种“俏”也就出来了。文例除前面引述过的《人死不值钱》、《癞蛤蟆…天鹅肉》、《聪明绝顶》外，还有《笑》、《活得弗耐烦》、《送春》、《雨天》等等。 《永垂不朽》中“披露”过自己获得的两条“较好批评”： 我的朋友T君(我也欧化欧化)说：你的“谈天”作得太好了，因为你所谈的，里面都有一种生命，绝不是泛泛而言的…… 又有一位B君说：你这东西“谈天”倒不错，只是多半是临时性的，恐怕未必有永垂不朽的价值…… 对于后一条批评，作者是这样回应的： 我这个“谈天”，就如同舞台的戏一般，比戏还不如;因为戏还能够演个重回，能够循环着唱，我这“谈天”可不然，最多也就分个等二本，倘或要演个来回，不要说阅者得大加攻击，就是主笔先生，第一他先不给我登。所以我这个“谈天”，只好教人看毕后往脑后头一扔，或是去包花生米，或是沉沦到臭茅厕里，或是用它去糊隔壁，作臭虫的大本营，拇指碾处，登时给我这“柳今”两个四号铅字上，来个血手印;还妄想什么“永垂不朽”! 末了，我感想到无论什么功业，什么学说，什么文字，最好要它能够合乎时务，能够给现代一种猛醒，一种指示，一种帮助，这才算真有价值…… 这里说的“合乎时务”，既指命题、内容、意向，也指文体：只要为“时务”所需(所谓时务，应该包括“抒愤懑”的主观需求，包括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期待)，只要与“时务”相合，什么文体都可以采用。除了前面所说那样的“主流”文体之外，柳今杂文还包括许多“奇支旁体”，而这也正是传统“杂文”的本体特征。例如，前面引录过的《呻吟》是纯主观的抒情文，而《跳舞场里》则是纯客观的白描速写;前面提及的《敲钗小语》是语录体，而《醋的考证》则是掌故考证小品……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例举。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雨天》写及自己对雨的偏爱和雨中的感受，其意象、心态，又曾在作者的后期小说《风尘四杰》中复现;《澡堂里》由澡堂联想到人的等级和人的“平等”，其议论也曾重出于后期小说《燕市侠伶》 。这里不仅反映着素材、观念的“移植”和“延续”，而且也显示着文体上的互补关系——中国的小说传统，原本是不排斥适当的议论即适当的“杂文色彩”的。 2007/9/23 本文承蒙王度庐先生之子女王芹女士和王宏先生提供原始资料，他们为整理《小小日报》连载的各种作品花费了大量精力，特此致谢。 附录： 已见《小小日报》所载王霄羽杂文发表时间表 说明：本表由王芹女士、王宏先生提供，笔者稍有调整。1930年所载杂文，署名均作“柳今”，除加注者外均载〈谈天〉栏。发表日期可能有误差，但不会超过1、2天。 文 题 发 表 日 期 备 注 世态 1930年4月1日 荒芜的青年 1930年4月4日 中等人 1930年4月5日 架子 1930年4月6日 性的广告 1930年4月7日 笑 1930年4月8日 永垂不朽(一) 1930年4月9日 永垂不朽(二) 1930年4月10日 女性的教育与生育 1930年4月11日 一位平民文学家 1930年4月12日 聪明绝顶 1930年4月13日 道德(一) 1930年4月14日 道德(二) 1930年4月15日 伦理与中国(一)-(七) 1930年4月17—23日 小难 1930年4月25日 女招待 1930年4月26日 落子馆 1930年4月27日 麻醉剂 1930年4月29日 万寿寺 1930年4月30日 赘泽品 1930年5月1日 童子军 1930年5月2日 女腿 1930年5月3日 颠倒雌雄 1930年5月4日 歌舞剧 1930年5月5日 招与待 1930年5月6日 恢复北京 1930年5月7日 署名 1930年5月13日 迷 1930年5月14日 恶五月 1930年5月15日 送春 1930年5月16日 哭 1930年5月17日 雨天 1930年5月18日 名士派 1930年5月19日 小算盘 1930年5月20日 自行车 1930年5月21日 穷北京 1930年5月22日 服从 1930年5月23日 奴隶性 1930年5月24日 澡堂里 1930年5月28日 安慰 1930年5月29日 中国剧 1930年5月30日 游民 1930年5月31日 端午节 1930年6月1日 打麻雀 1930年6月3日 谋事 1930年6月4日 无聊的北平 1930年6月5日 病 1930年6月6日 造化儿子 1930年6月7日 疯人 1930年6月8日 阔事 1930年6月9日 骗术 1930年6月10日 财神…阎王… 1930年6月11日 画中人 1930年6月12日 醉酒 1930年6月13日 夫妻间 1930年6月14日 不开壳? 1930年6月15日 憔悴 1930年6月16日 伤心人 1930年6月17日 情书 1930年6月18日 琴声里 1930年6月19日 1930年6月20日 什刹海 1930年6月21日 凶杀案 1930年6月22日 关于裤子 1930年6月23日 三件痛快事 1930年6月24日 诗人 1930年6月25日 贵族学校(一) 1930年6月26日 贵族学校(二) 1930年6月27日 穷…住… 1930年6月28日 妙影… 1930年6月29日 罪恶场中之未来者 1930年6月30日 平民化 1930年7月5日 面子 1930年7月6日 醋…忌讳… 1930年7月7日 文士与蚊士 1930年7月8日 人品与装饰 1930年7月9日 消夏 1930年7月12日 财神爷 1930年7月13日 妓女问题 1930年7月14日 杨耐梅…朱素云 1930年7月16日 难民返国 1930年7月17日 灯下人 1930年7月18日 捧 1930年7月19日 快乐人多? 1930年7月20日 西游记 1930年7月21日 人体美 1930年7月22日 火警 1930年7月22日 穷光蛋 1930年7月23日 抵抗力 1930年7月24日 香艳文章 1930年7月25日 雨夜柝声 1930年7月26日 爱河 1930年7月27日 调戏 1930年7月28日 “嫁”的问题 1930年7月29日 阎罗王 1930年7月30日 知音 1930年7月31日 战 1930年8月2日 时髦 1930年8月3日 人逛人 1930年8月4日 跳舞场里 1930年8月5日 奸杀案 1930年8月6日 阴阳电 1930年8月7日 办白事 1930年8月8日 眼光 1930年8月9日 无与偶…莫能容 1930年8月10日 喜新厌旧 1930年8月11日 洋化的话 1930年8月12日 发财学 1930年8月13日 儿童…成人… 1930年8月14日 英雄难过美人关 1930年8月15日 交际 1930年8月16日 呻吟 1930年8月17日 枇杷巷里 1930年8月18日 扑蝇 1930年8月19日 殉情 1930年8月20日 人死不值钱 1930年8月21日 癞蛤蟆…天鹅肉 1930年8月22日 马路 1930年8月25日 女朋友 1930年8月26日 跳楼者 1930年8月27日 蟋蟀 1930年8月28日 古城返照 1930年8月29日 惹气 1930年8月30日 活得弗耐烦 1930年8月31日 由线订书说起 1930年9月1日 “娶”的问题(一) 1930年9月2日 “娶”的问题(二) 1930年9月3日 罂粟味 1930年9月4日 吃饭问题 1930年9月4日 忏悔 1930年9月5日 想当然耳 1930年9月6日 标奇与仿效 1930年9月7日 复古 1930年9月8日 野草闲花 1930年9月9日 看了“故都春梦” 1930年9月9日 不载于〈谈天〉栏 倡门 1930年9月10日 乞丐 1930年9月12日 心 1930年9月13日 短…小…经济 1930年9月15日 性的文章 1930年9月16日 逢场作戏 1930年9月17日 浮云变幻 1930年9月18日 敲钗小语 1930年9月19日 俗礼 1930年9月20日 何不当初 1930年9月21日 醋的考证 1930年9月22日 劲秋 1930年9月23日 柴米油盐酱醋茶 1930年9月28日 烛边思绪 1930年9月30日 吵嘴 1930年9月30日 团圞月照破碎国家 1930年10月29日 载〈哈哈镜〉栏 呻吟 ? 女招打 ? 野鸡 ? 夏日的人们装阔容易 1936年8月29日 载〈小言〉栏，署“霄羽” 莲花灯成年人看/大觉无趣/孩子的心早灰逝 1936年8月30日 载〈小言〉栏，署“霄羽” —————————————————————————— 1、本文所引柳今杂文之发表时间，均请参见附录。原文的标点符号均按现行标准作了必要的替换和调整。明显讹误或衍植的文字径行改正;疑为讹误、脱漏之处，改添之字均加方括号标示之。 2、见拙著《王度庐评传》第17、18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苏州。 3、梁漱溟(1893-1988)阐述“乡村建设”理论的几种著作固然正式出版于1930年以后，但是早在1921年结识王鸿一时开始，他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和实验，并通过讲演、撰文宣传相应的理念。 4、1930年前后，一部分左翼文化工作者鼓吹“左”倾文化思想，粗暴地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化派”。 5、参见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第9页，岳麓书社，1989，长沙。 6、参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第3、4页，岳麓书社，1989，长沙。 7、参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第3、5页，岳麓书社，1989，长沙。 8、韩小窗，辽宁开原人，或以为属于八旗中的锡伯族子弟。关于他的生年也有不同见解，有人以为至迟应该生于1800年。参见胡文彬：《红楼梦子弟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沈阳;王肯等著《东北民俗文化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72，沈阳。 9、参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第4、5页，岳麓书社，1989，长沙。 10、参见《王度庐评传》，第315-317页。 11、参阅范伯群：《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396-4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北京。 12、该片剧本根据俄国作家的名作《复活》改编，改编者是鸳鸯蝴蝶派的著名作家包天笑。 13、分别参见拙著《王度庐评传》，第137、276-27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