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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作者提供稿件 (作者简介：初清华，女，1978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内容摘要】 文学“知识场”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场域”理论和知识谱系学二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理论前提是要确立文学“知识”观。文学“知识场”研究主要是研究场内不同谱系的文学知识话语变迁和差异形态，以及各种因素在其等级性特征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等，可以凸显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处于转型阶段的文学实践。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往无论是以社会、作者、文本，或是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都局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断裂意义，而忽视不同文学格局间的内在联系。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为突破二元思维，重塑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文学“知识场”; 文学“知识”观;“政治-文学-人民”三元文学体制 文学“知识场”的提出，就是要借鉴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现象，为文学史写作，特别是处于不断转型中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中国学术界对知识社会学的介绍研究大都还局限在社会学领域，主要是以介绍、研究、运用其中某个人的理论为主要方式，舍勒、卡尔•曼海姆、布尔迪厄、福柯、哈贝马斯、伊格尔顿等的著述都是对国内学者极具吸引力的名字;而明确提倡或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的还极为少见，知识社会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某些自发运用，常被视为是“文化研究”的成果。这也说明，现阶段文学批评者对于知识社会学的掌握，远还没有达到80年代心理学、语言学的程度。但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是绝对可以媲美心理学、语言学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的。 文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根本不同，就在于基本文学观念的差异。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人类学的研究理论方法，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文艺学学科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变，王逢振、王宁、王岳川等一批学者致力于国外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文化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把文学视为某种文化的一个分支，容易忽视和遮蔽掉许多属于文学特殊性的内容，因此，目前很多文化研究者常会被坚持文学特殊性的研究者所诟病。文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则是以文学本身为目的和对象的研究。既可以梳理出文学这门独立学科的知识发展脉络，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又能透析这种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影响，避免落入文化研究的窠臼。 要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首先要跳出以往“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摹仿”、“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等文学观的局囿，确立文学“知识”观，即文学是“知识”，是一种独特知识形态的基本文学观。用“知识”来解释文学，乍一看，大概很多人都不会同意：文学理论是知识，毋庸置疑;而把向来以浸满情感汁液、鲜灵活现而感人、带有虚构色彩的文学作品，与干巴枯燥以实用性见长的“知识”相提并论，感觉较难接受。这种感觉主要出于把知识等同于科学的偏见。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不仅包括理性判断，也应该包括感性经验。集中表达了作者对创作对象的个人化理性认识和感性经验的文学创作，就是一种综合的知识形态。优秀的文学作品大都具有丰富的知识含量。当然，我们这些作品所能提供的，不仅仅是这些零碎的知识片段，更多的是事件中的情感体验，和这些生活细节所凝结的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 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颠覆了神性和权威。文学个性越来越被大行其道的复制、拼帖所淹没，人不过是各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序列中的一环的感觉越来越清晰。于是，福柯扛着知识大旗宣告：“人，死在奔腾不止的语言长河中;死在永无穷尽的知识序列里”。文学也不再只是文学产生之初作家沾沾自喜与众不同的个人创造，作家在作品中表达出的某种认识或是情感总逃不脱时代认识的局限。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言，“在当代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讲，个人的知识活动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智性活动’，也不是西方当代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而毋宁是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可以据此提出这样一项假设，即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因此，无论是把文学作品视为作者理性认识的表达或是感性经验的呈现，都说明作为作家想象现实生活主要方式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不只是文学理论，包括文学作品，也都是一种知识形态。因此，构成文学作品的，表面是语言，实质是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知识。 或者可以说，文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各种知识的个人化表达。以“知识”为视点来认识文学实践，可以看出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所提出以作品文本为核心“四要素说”的局限性：世界是知识的认识对象和来源;作者是各种文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一环，是知识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创新者(极少数精英);作品也不过是不同结构类型知识话语的载体;读者作为知识的接受者、阐释者、评判者、应用者，同时也对场内各种知识话语的等级排序和某种知识话语再生产的规模起到重要作用，其实践活动影响并改变着知识的来源地，由知识联系起来的四要素，真正实现了各得其所的整合，而不是只以作品为中心。特别是一旦确立“文学是一种知识形态”的文学“知识”观，可以发现影响文学形态的并不仅是这四要素，知识传播的途径以及相关门类知识的发展都会对文学实践产生影响，在有些阶段可能还是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 文学“知识”观的确立，是文学可以进行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提;文学“知识场”，则是其分析研究文学现象的具体方法。知识社会学领域的理论驳杂，大多是用来研究自然科学知识的，对人文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中，较有成就的研究者是福柯和布尔迪厄。福柯的知识谱系学，是从史的纵向维度考察不同阶段人类知识所反映出的思维模式特征;布尔迪厄则是从空间维度展开，他的著作《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以福楼拜《情感教育》为例对法国文学场生成与结构的分析，已经为知识社会学方法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开辟了一条通道 。把二种方法相结合，提出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既解决了谱系学研究的单维度缺陷，也为文学“场域”研究摆脱沦为社会制度研究提供一新途径。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界很早就引起反响，用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潮流则主要是受到国际汉学研究的影响，主要是从社会学层面上接受该理论，表现出对文学制度的关注。“场域”理论的提出，虽然为以往单纯“政治-文学”二元模式的体制研究中，引入“经济资本”的因素提供了可能，但社会学的研究视点使布尔迪厄把“文学场”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斗争与展现，很容易将文学问题与阶级、权力纠缠不清。忽视文学场的知识性特征，而把文学“场域”研究等同于文学“制度”的外部研究，是目前运用该“场域”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研究者的通病所在。 以文学的知识属性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使本文的文学“知识场”概念与布尔迪厄社会学批评中的“文学场”概念有所不同。布尔迪厄称之为“文学场”，而通常被称为“文学界”的这一领域，其实质是因文学知识的继承和创新而联系起来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即文学“知识场”。文学知识场是指由作者、读者和文学作品，因其中所贯穿的文学知识话语而相互关联结构成的错综关系空间。文学“知识场”的一个固有特性就是虚、实共生性，这点虽无人明确提出，在很多研究文章中却已有所表现。 文学实场是由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参与着文学知识的生产、传播、消费的社会身份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以及包括教育机构、书店在内的知识传媒二大部分构成，具有物质实在性。荷兰文学专家利斯(Kees vail Rees)和维蒙特(Jeroen Vermunt)曾把文学场域的不同个体和机构做过图解 。文学虚场是指在文学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中，由实场中各种构成要素与进入文学实场的其他社会力量合谋划出的边界——文学制度——框出的特定知识空间，其实质是由姿态各异的知识话语纠缠、扭结而构成的想象性空间。它的物质载体主要是该时期发表创作与批评研究文章的园地，包括文学期刊和翻译出版书籍。这些宗旨不同的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把文学虚场圈成许多大小不等、风格不一、鳞次栉比的领地，编辑就是守门人，他们自身的文学知识结构限定了所看守房间允许容纳的知识话语类型。除此之外，社会场域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本也依附着不同类别的文学知识话语对文学虚场形态、结构的形成发生作用。在这个空间里，每个构成要素都是关节点，它意味着界限、位置、关系和结构。其中充盈的是各种类型的知识话语。文学虚场中的知识可以粗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学形式方面属于语用学、修辞学的知识;一是内容中反映出的生活常识和哲学、美学、伦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门类的知识经验。正是由于文学知识是这两层知识的有机结合，使它在严密的科学分类体系中，总是面目模糊、身份暧昧，给文学的实证研究造成了障碍。文学虚场内的知识不是二者量变意义上的简单相加，而是实现了质的突破，单有任一层面都不是文学。根据知识生产者社会身份和接受对象的不同，文学知识可以被大致分为三类：一、以政治资本为旨归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学(“革命”文学的延续);二、依托经济资本运行规律的大众通俗文学;三、文学知识场内致力于知识批判与更新的知识分子写作。其中，第三类文学知识又存在着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知识谱系的区别。 文学“知识场”具有等级性，与社会其他场域间的交互性，同时也具有相对独立性。由于社会结构中，存在着根据所拥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本不同而造成阶级、阶层身份差异和权力地位斗争，因此，文学实场中也就是文学知识再生产过程中，也就难免会涉及到社会权力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更是如此。而文学实场中的权力对文学虚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上述多种类型的知识话语，为争夺场内最佳位置而进行的斗争。这说明文学虚场也是一权力场，具有等级性特征。 所谓文学“知识场”的等级性，就是指在特定时期的文学虚场中总会有某种知识话语占据优势位置，成为评判标准、掌握文学话语权，给该时期的文学场域划定界限。比如各种文学奖项的设立，其评价标准的确定，可以反观出文学场域中不同身份、群体的利益。这种评奖排座次的方法，是文学“知识场”等级性的主要表现。就如中央、省、市各级文学期刊在新时期文学场域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就有所不同。当时他们是组织文学活动的主力军，其作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通过发表编者按、评论员文章等推荐新人新作，开辟专栏或者通过发表意见相左的批评文章进行理论探讨等等，宣传提倡某种新的文学样式，是使不同文学实践、探索广而告之的园地。一是期刊编辑部还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如：评奖、读书会、座谈会、讨论会，还有短期培训班等等，把作家、评论家甚至是读者组织到一起，互相交流、沟通，为作家创作提供有益参考。特别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承办组织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取得成功的有力证明后，作为组织文学创作的有效方式，各种名目的评奖、征文被各级文学期刊普遍采用。张光年早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到：“我们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很多的读者大众，就近参加了本省、市文学期刊举办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的评选活动，同样有力地促进了创作的发展。” 仅此还不足为证。根据《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3》中刊载的“全国省、市、自治区文学类评奖获奖作品篇目辑览”统计，1982年举办大型评奖活动45次，其中以文学报刊名称命名的奖项就有26次。新时期之初，在全国文学体制观念尚未完全转变的情况下，《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作为中央级刊物，它们在文学活动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其在文艺界权威地位的获得，不是也并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来取得，但由于《人民文学》、《文艺报》组织的活动大多限于在京作家、评论家，特别是在1983年以后，到1985年7月《文艺报》由期刊改为报纸，正是这种权威性和影响力逐渐衰弱的结果。就全国范围而言，各省市级文艺期刊对本地区的文学建设影响更大些，这从1979年及后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获奖作品所发表期刊种类的增多也可得到证明。这种等级性，同时还表现在作家身份也存在着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的差异等其他方面。 各种文学话语的等级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文学知识场又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在某个时期，对某种文学知识的接受占据上风，其它类型的文学话语、文学样式也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仍然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于出版物中，伺机争夺更多的读者。特别是社会环境发生遽变时，各种文学知识话语就会在权力争斗的罅隙中，获得生长所需的养分，采取各种应变策略(如论争、寻找同盟等)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最终占据文学场域中的优势地位。因此，文学知识场中的运行策略是既斗争又合作的。文学知识场中等级地位的确立，总能反映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内容。因此对特定时期文学的研究，除了要横向梳理各种文学知识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纵向把握各种文学知识话语的流变谱系之外，厘清各种知识谱系间的等级关系以及形成原因则更有借鉴意义。 由上可知，文学“知识场”的研究主要是对虚场内各种谱系话语的进场方式、知识形态、等级关系的形成、各自斗争策略，以及它们与实场中人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凸显出文学实践的动态过程。从知识的角度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社会学批评视角来认识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就可以看出分歧只是由于论者的知识背景不同而带来认识上的偏见，理解、沟通和转变也因此成为可能。同时期的翻译文学、文学批评和研究也就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同作为文学知识载体，它们与文学创作互文共生，一起构成了特定时期文学的知识面貌。批评者、研究者和专业、业余作者在特定时期的文学知识场中身份相同，都是文学知识的继承者、传播者，偶尔当理论先于创作、指导创作时，也会有极少数创新者。因此，当分析最具包孕性特征的文学过渡时期，其他研究方法难免挂一漏万时，文学“知识”场研究就显得相当必要。 1976-1987年间的“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从处于政治-文学二元模式中的“文革”文学转为政治体制影响逐渐式微、经济(特别是出版业等媒体)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的1990年代文学间的过渡，具有鲜明的过渡期特征。它既是建国后以“革命文学”为基点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私人化”写作和日益繁荣的通俗文学之间的中转站，同时也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把曾经被人为割断其知识谱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内在地联系起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讨论的出现与此不无关联。但从当时的文学批评和1990年代以来对这一阶段的文学研究情况来看，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认识，大都还局限在“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更多地着眼于描述文学寻求自主性、脱离政治束缚的过程以及采取的策略，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文学断裂性发展和流变的政治原因，容易遮蔽掉无法进入二元模式中的一些材料，因而很难准确解释1990年代文学与1980年代文学间的转型如何发生等问题，也很难对某些新时期文学现象作出更为精确的理解和评价，割裂了新时期文学整体面貌。因此，继续进行新时期文学研究，必须超越已有的政治-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首先，通过对文学实场中构成因素间的关系研究，可以看到新时期文学“知识场”的重建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借“天安门诗歌”的东风来进行的。“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中国文联、作协体制的恢复，都是文学知识分子以“人民”的名义争取来的胜利成果，“人民”话语，由此成为新时期文学场域中文学界争取“文艺自主”、“创作自由”的有效策略。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了结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明确表明中央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态度：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口号，而代之以“二为”方向，是对文学界的一种妥协。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向来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承认文学界所提出“人民是检验文学的唯一标准”中的合理性 ，表明“人民”话语为文学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沟通搭建起一座桥梁。自此，“人民”在新时期文学场域中凸现出来，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成为可与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国家意识形态文学话语相抗衡的重要一元，是新时期文学实场的体制重建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构成因素。在以往“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统一的文学体制中，增加“人民”一元，起到了缓和文学与政治矛盾冲突关系的中介作用，从而形成“政治-文学-人民”三元文学体制，为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提供了可能。由两个单纯词“人”、“民”构成的“人民”这一概念，本身就蕴涵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理解倾向，因此，“为人民服务”的新时期文学必然会分化为两种流向，即以“人”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以“民”为本的“通俗文学”，这对于1990年代文学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 最初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出现在新时期文学知识场中的“人民”，其内部也是有层次性的，主要是指文学知识分子们，包括某些地方文联和作协，以及其他群众团体和个人，他们或分散或联合，采取约稿、组织会议、办学习班、评奖等多种措施，都积极参与到场域的体制重建中来。1978年全国文联和作协恢复工作后，“十七年”间形成的文联、作协体制对于新时期文学场域的重建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传下达”开始成为主要重建方式。同时，由于存在地方差异，中国文联、作协在全国的组织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其文学立场，由最初致力于维护文学知识分子权益，到1982年国家文艺政策和机构改革后由于被赋予自主改革的政治权力，而试图弥合知识分子写作与国家意识形态文学间的罅隙，其权威地位有所削弱。“人民”话语的进入，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文学体制的政治性色彩。作为文学生产的管理者，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主要是采取了间接规约的管理策略。首先是1980年“二为”方向的提出，表明新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党性要求，不再是以“从属论”、“工具论”来直接设定文学表现的疆界，而主要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基本评判标准，其中对文艺界提出“人民”标准的承认，并赋予其可与“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列的政治合法性，是新时期文学实场中不同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其次，1982年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译文修改稿发表，是新时期文艺政策调整中另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从“党的文学”到党的“出版物”，表面上只是个别字词翻译的修改，实质意味着新时期党对文学管理方式的转变，即将文学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由于承认作家具有“创作自由”，那么对文学党性原则的强调，就不能再沿用以往直接约束作家作品为主的管理方式，而是选择了制约文学作品的发表、传播途径为主要策略。因此，新时期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与新时期文学场域中的知识形态有密切关联。 另外，在新时期文学“知识场”的虚场中，也存在着多种类型的文学知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文学、通俗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文革”后它们分别通过出版、翻译、创作等方式进入、并存于新时期的文学场域中，同时也在批评和创作中不断调整文本形态以适应时代的观念，以赢得更多的接受者。由于“人民”的砝码在新时期文学生产体制中越来越重，以及时人对现代化与民族化、西化间复杂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种种分歧，使得新时期文学场域中这五种文学知识类型力量对比并不均衡，存在强弱差异，并且纷纷借助于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新理论话语，来争夺在新时期文学场域中更为有利的位置，更多发言权。这种分化早在1979年就已经有所显露，特别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为“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出现而欢呼，现代主义文学因其契合了当时文学知识分子对民族“现代性”想象获得文学场域中的合法地位时，通俗文学尽管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赢得更多的读者市场，却遭到来自很多文艺界人士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联合抵制。而浪漫主义文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文学虽然在文学界声音微弱，但仍不绝如缕。正是由于新时期文学场域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的文学知识话语，因此对于某一文学现象的认识总是会存在分歧、引发论争，又在论争中改变着各种类型知识话语间力量的对比。“论争”成为新时期文学场域中尤为重要的现象，这种“论争”能够贯穿新时期文学始终，要归功于随文学实践发展而不断在“政治-文学-人民”三元模式中作出调整的新时期文学体制。 文学“知识场”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新时期文学，还应该兼顾到文学批评与创作之间的联系，以及各种类型文学知识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新时期文学虚场中不同知识谱系文学话语所占位置的优劣以及“扭结”现象，与文学实场中各因素间的关系;以及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知识结构和兴趣爱好的差异而产生分化，所经历的一个创作和批评中知识分子由唯我独尊的身份认同，走向多元价值认同的过程。 【注释】 1、本论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和“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0060400949; 0602023C)。 2、邓正来《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8页。 3、参见《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4、参见[德]雷丹《观察文学场域》，《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175页。 5、张光年《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650页。 6、1978年10月上旬，《文艺报》编辑部邀请了部分文艺工作者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座谈，并且在《文艺报》1978年第5期作为头版以“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专栏形式，刊登了座谈会上的发言并配发编者按。其中，巴金、李春光、苏叔阳等论者大都提出要求把“人民”作为检验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巴金在其《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的发言中提出“对作品最有发言权的人就是读者，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任何作品都要经过广大群众的实践来检验的。一部作品的价值不是少数几个人点点头说两三句话就可以决定的”、“还是多听听群众的呼声吧，眼睛不能专门向上，也应当向下看看，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文艺作品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知道应该批准什么，抵制什么”。李春光在《谈社会主义文化民主问题》中明确表示“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承认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在文艺上，就要承认人民是文艺的主人，就要承认并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的原则”，等等。详见《文艺报》197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