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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顺治实录》所载吉礼为例 管 蕾 清代吉礼的形成是一个融合损益的过程，它以满族传统为基础，融汇历代王朝吉礼礼典而成。这一过程伴随着满族的不断扩张而展开，满清政权在入主中原，实现了由一隅而掌控中原之后，在满、汉两种文化的不断碰撞与沟通中，最终形成了具有清代特色的吉礼制度。 学界有关清代礼制的研究中通常认为，顺治朝因忙于国家的统一，对于礼制建设并不重视。《顺治实录•凡例》：“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等神，郊祀跻配、太庙升祔配享，及祭堂子、拜享神，遣官祭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孔子及关帝、真武、城隍等神皆书，厘定祀典亦书。”也就是说吉礼等各项礼制制度在顺治朝已有条不紊地进行。本文拟就以上礼典的建立过程加以梳理分析。 一、顺治朝吉礼建立 定都燕京后，广大江南、西南以及西部地区仍在清的版图之外，此时的政府，制度建设与军事统一并重，礼的制作也伴随着种种制度建设，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在顺治朝十八年中，以皇帝亲政的顺治八年为界，礼制建设呈现前后迥然不同的特点。 1、顺治元年——顺治八年正月 崇德八年（1643）八月，顺治皇帝以冲龄践祚，实际主政的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建国伊始，相对于制度建设，实现疆域扩张成为政府首要任务。顺治元年（1644）三月，济尔哈朗对各部门发布一道谕旨：“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顺治实录》卷三）。其中，“俱照前例行”就成为这一阶段礼仪建设的主导思想。 随后在顺治元年七月，山东巡按朱朗鑅也曾建言：“中外臣工皆以衣冠礼乐，覃敷文教……若不加冠服以临民，恐人心惊骇，误以文德兴教之官，疑为统兵征战之将”（《顺治实录》卷七）；同年十月工科给事中朱鼎蔳也提出“礼仪为朝廷之纲，而冠履、侍从、揖让、进退其纪也。若上习便安，下乐盘辟，则错乱无纪而礼仪之纲坏。”（《顺治实录》卷十）诸如此类的言论强调礼的建设对于王朝的重要性，面对大臣此类要求，摄政王多尔衮以“眼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莅事其寻常出入，仍遵国家旧例。”（《顺治实录》卷十）作为答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吉礼的各种典仪已经在有条不紊地举行。 圜丘祭天，在入关前就已开始。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大清，随即在盛京德胜门外修建圜丘，并率贝勒以下文武群臣斋戒三日，由皇太极亲自在南郊主祭。当年十一月乙丑，皇太极“祀天于圜丘时将征朝鲜并告出征，是为冬至大祀圜丘之始。”（《皇朝通典》卷四十一） 入关后，作为最为重要的祭祀天地先祖，延续着此前传统进行。顺治元年（1644）冬十月朔，皇帝定鼎燕京，亲祀南郊圜丘，告祭天地，即皇帝位。同年，“定制每岁冬至大祀天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云雨风雷为四从坛配享。”（《皇朝通志》卷三十六）十一月冬至，向上天证明王朝合法性的最重要的祭祀——祀天于圜丘，正式举行，并且“上亲诣行礼”，次日，“以南郊礼成，上御殿，受诸王、贝勒及文武群臣朝贺。”（《皇朝通志》卷三十六）敬告太庙和大社大稷，也在顺治元年三月和十月举行。 其余的礼典也逐步恢复或建立，顺治元年（1644）二月丁卯，“遣官祭先师孔子”（《顺治实录》卷七）；“癸未，摄政和硕睿亲王遣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顺治二年五月甲午遣官祭关圣帝君”（《顺治实录》卷十六）；“顺治二年八月丙午，遣官祭城隍之神。”（《顺治实录》卷二十）顺治二年十二月辛卯，礼部提出应在立春之日举行进春仪，并提供仪注，“是日早，礼部官服朝服以木雕宝山一座、春牛一、芒神一、置柜内，令顺天府官监督生员恭捧至午门。礼部官由午门、中门捧至殿内，置春牛、芒神于殿西，宝山于殿东，俱南向。仍以春牛图、颁赐诸王贝勒。”（《顺治实录》卷二十二） 朝廷初建，此时的礼制建设的焦点集中于各种朝仪的规定，如诸王贝勒官员、卤簿，官服、宫室之制，摄政王仪式、称号及仪注等，但对于礼制的建设，已经开始探索性地改造创建。 （1）祭祀分等。清初，将吉礼诸礼分为大祀、中祀和群祀三种：“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祗、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清史稿•吉礼一》）这一分类祭祀的标准，在乾隆、咸丰时期虽有所微调，但框架没有改变。 （2）祭品改革。传统吉礼祭品用生荐，皇太极认为这是出于“古帝王当未知火食之前即行祭天之礼”（《皇朝通志》卷三十六）的缘故，但时代转变，因时而异应“熟而荐之，祭毕即于上帝神位前分享，乃为洁诚”（《皇朝通志》卷三十六），于是定制规则，祭天用太牢熟荐。这一原则在此后被应用于其他祭礼。 顺治四年三月丁卯，内院礼部会同议奏：“我朝享太庙例，主祭官举帛、举爵，捧献官陈设，仍以胙牛一进上。今祭太庙，应荐熟牛，在庙门奏乐。至于进上胙肉，应停止，其帛、爵仍照例令捧献官陈设。至祭兴京五祖神主，亦应如太庙例。” 总的来说，这一时段的礼制建设以因循为主，略有创新，明代成文的礼典成为主要参考借鉴的对象，如： 顺治二年六月讨论秋祭太庙礼，“本朝旧例秋祭太庙，于七月十五日，用牛羊致祭。是日，福陵献酒果香烛。故明时例，以七月朔祭太庙，用牛羊，是日各陵不献酒果香烛。以七月十五日祭陵用牛羊，是日，太庙不献酒果香烛。得旨：太庙及盛京四祖庙，俱照故明例以七月朔日，用牛羊致祭。是日，陵上不必献酒果香烛。中元节仍用牛羊祭陵，是日，太庙、及盛京四祖庙不必献酒果香烛。”（《顺治实录》卷三十一） 顺治二年十月己亥，“礼部奏言：圜丘、方泽、社稷三坛，如遇皇上亲祭，应照故明例，增用牛一，仍进上胙肉、福酒；其迎神、送神，令鸣赞官赞唱。遣官代祭则止。如祭太庙，虽亲祭，亦不增用牛，不献福胙，不赞迎神送神，以太祖神位前供献牛肉颁赐诸王贝勒。从之。”（《顺治实录》卷二十一） 2、顺治八年——顺治十七年 顺治七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薨逝于北京。次年正月庚申，顺治亲政，实现了权力的顺利转移。在国家层面上“以宽为治”（《顺治实录》九十八），实行抚重于剿的柔性政策，蠲免租税、安抚四方、广揽人才、恢复殿试等等，呈现出新兴王朝的欣欣向荣之态。在礼制建设上，逐渐进行系统化的整体建设，甚至在顺治八年和顺治十三年两年出现礼仪的密集化制定。且在制定程序上，由原来单方面的“依旧例”，转为皇帝本人也参与进来，亲自拟定相应礼节。 （1）制定礼制序例 序例是对礼仪的总体通行原则的制定，包括礼仪的礼乐，斋戒，贡品等等。顺治八年三月乙丑，定祭祀礼乐。“礼部请定享庙礼乐。言大乐向作于门上，今应作于庙内；文舞、武舞、俱应全备；乐章俱应全歌；乐器俱应全用；乐舞生向定五百七十名，今缺一百三十六名，应请补足。从之。”（《顺治实录》五十五） 同月癸卯，定祭祀斋戒例。“凡祀天地太庙社稷，照例斋戒三日，祭历代帝王，照例斋戒二日。此五祭，或上亲往，或遣官恭代。俱于太和殿设斋戒牌位、铜人。各衙门亦设斋戒牌，不理刑名，若有紧急事务，仍行办理。大内及宗室并斋戒。各官家不祀神。如上躬祀天地，和硕亲王以下、辅国公以上各在家斋戒，陪祀各官在部院衙门者，于各衙门内斋戒，其不在部院衙门者，于金水桥两傍斋戒。如遣官代祀，则皇上斋戒，诸王以下、辅国公以上，不必斋戒，陪祀各官斋戒如前。如上躬飨太庙，祭社稷、历代帝王，和硕亲王以下、陪祀各官以上，俱于家内斋戒。如遣官代祀，则皇上斋戒，诸王以下、辅国公以上，不必斋戒，陪祀各官斋戒如前。”（《顺治实录》五十五） （2）已有礼仪的进一步细化和扩充 顺治八年之前，例行的吉礼在实录中只出现圜丘、太庙、大社、大稷、关圣帝君、历代帝王、太岁月将之神、先师孔子、城隍、方泽几种。在此之后，举行吉礼的种类愈益扩大，而原有的礼仪也逐步走向规范化。 顺治八年六月乙丑，“定诸陵坛庙祀典一。兴京、东京四祖陵，于冬至、岁暮、清明、中元、十月朔，俱致祭。其祭品，冬至、岁暮、清明，各用牛一，献酒果，上饭，上羹，供香烛，焚帛，读祝文。中元、十月朔，各用羊一，献酒果，供香烛，焚帛，读祝文。五祭俱遣宗室觉罗大臣致祭，每月朔望荐熟羊一，献酒果，供香烛，令守陵章京致祭……”（《顺治实录》五十七） 顺治十一年正月，“礼部奏进上祭先农坛亲耕耤田仪注。先期二日上斋戒，诸王以下、辅国公以上，满洲、蒙古、汉军公、侯、伯以下，甲喇章京、理事等官以上，汉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及六科副理事官、都给事中，在家斋戒二日，先期一日，内院捧进祝版，上御中和殿，阅祝文，行一跪三叩头礼，毕，西向立，内院官捧祝文至太和殿，礼部官跪接，捧出至午门外，安于亭中，行一跪三叩头礼。毕，銮仪卫官领校尉舁亭，礼部官、太常寺官，送至先农坛，安于神库……”（《顺治实录》卷八十） （3）由以代祀为主转为部分皇帝亲自主祀 以往，由于顺治年龄尚幼，且整个国家的礼制建设尚未完备，故此前的祭祀多由亲王、大臣等代祀。这种情况，在顺治八年之后大为改观。 顺治十二年十一月的冬至圜丘大典，皇帝提前派遣了额尔克戴青恭代为主祭。以往虽未能参与祭祀，皇帝也会在宫中致斋以示敬意。此次祭祀，因驻跸南苑，皇帝一时忘记致斋日期，随行礼部大臣也并未及时奏明。事后，顺治“忽焉猛省，不胜悚惕。朕为天之子，昭事当虔，既有疏忽，何敢自隐，即选择吉日，祗申祭告，尔部遵谕奏行。”礼部认为“未经题明致斋日期，应敕吏部议处。其祭告日期，钦天监择于本月二十九日，照例遣大臣一员行礼。”而皇帝认为“失忆斋戒，过在朕躬，尔等俱免议。”（《顺治实录》卷九十五） 在此后，顺治帝对祭祀重视程度大大增强。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己亥，谕礼部：“古来圣帝明王皆大有功德于民者，所以累代相因，崇祀不替。今历代帝王庙祭典虽已修举，但十三年来俱系遣官致祭。朕今欲于明春亲诣行礼，以抒景仰前徽至意。尔部即酌议礼仪具奏。”（《顺治实录》卷一百五）此次以谕旨的形式宣布以后会主祭历代帝王，且随后圜丘、祈谷、太庙、大社、大祭等祭祀也多由皇帝亲祀。 （4）由循旧例到参与礼制建设 面对前代成文礼制，顺治帝及各级官员不再一味参考遵循，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因时而异，主动探索建立新的礼制体系。 顺治十四年二月，奉先殿重建竣工，太祖太宗也纳入郊祀配享。但顺治帝仍感到“郊祀上帝仅岁一举行，于朕昭事之心尚有未尽”，因此，“兹欲于禁城中卜地，营建上帝殿宇，岁序令节时展明禋，俱奉太祖太宗配享。”（《顺治实录》卷一百七）并要求礼部拿出一套完整的祭祀方案。面对皇帝的创新，礼部在考察了《礼记》和《大唐郊祀录》等礼典后，没有发现类似先例，但仍提出“酌议元旦、皇上万寿、皇太后圣诞三大节，上应亲诣上帝殿行礼致祭。除孟春、元旦行礼，冬至有南郊大祀外，其夏、秋二孟月，亦应选择吉日，上亲诣行礼。其祭祀礼仪及祭品，俱应照祀天例行。但系内祭，惟初奉安神位应读祝文，余祭日不用祝文及福胙福酒，不燎牛……”（《顺治实录》卷一百七） 顺治十七年二月，顺治帝注意到郊祀中的两个问题，其一，只有冬至祭天采用燔柴礼，而同为祭天的祈谷礼却不用，他认为“礼隆禋祀，享帝大典所关尤重，必仪物克备，乃足昭对越之诚……虽祀典原有等差，而同为祀上帝，典礼不宜有异。嗣后，祈谷坛亦行燔柴礼。尔部即传谕遵行。”其二，群祀在“洪武初，原系孟春合祭南郊。至嘉靖年间，始定分祭：冬至祀圜丘，夏至祭方泽，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而合祭之礼遂止。”因此提出，“合祭之礼、原以毕萃神祗，普荐馨香，不宜竟废。今欲祗申昭事之诚，修举合祀典礼，除四郊仍旧外，每年孟春合祭天地日月及诸神于大享殿。”（《顺治实录》卷一百三十二）因为事关重大、要求礼部即会同九卿科道详议。 这些创设的新的礼制制度和对原有制度的修订，被纳入清代礼制，并在乾隆时期被写入《钦定大清通典》中，成为清代奉行的典制。 二、顺治吉礼中的满礼 除了上述我们提到的吉礼外，终清一代，始终运行着另外一套礼制制度。在满族民族传统中，对于敬立天、地、神，有一套自有的祭祀体系，它源于满族的萨满教信仰。乾隆皇帝就曾回顾曰：“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镫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上谕》）在原始满洲祭祀天神中，“皆以祝辞为重”，重视的是通过满语的方式，让司祝之人通过向天告白的方式表达，具体由祭神、祭天、背镫献神、报祭求福，以面猪祭天、去崇，祭田苗神、祭马神等等构成。作为一种民族信仰，这种祭祀并不囿于满人核心集团，而是普及于每一个满人。 满洲祭天神，除在皇宫坤宁宫外，举行祭祀的最主要的场所在“堂子”。有关堂子祭祀的形制，《啸亭杂录•堂子》记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室，名曰堂子，实与古明堂会祀群神之制相符，犹沿古礼也。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即汇祀诸神祗者。……岁正朔，皇上率宗室、王、公、满一品文武官诣堂子，行拜天礼。凡立杆祭神于堂子之礼，岁以季春、季秋月朔日举行”。除此之外，在民间，“至若满洲人等，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一） 对于满族的堂子祭祀，一直贯穿于清代始终。且这种祭祀重语言的传统，深入影响到其他吉礼之中。 顺治二年六月，下旨“各坛及太庙读祝停读汉文，止读满文，仍增设满读祝官八员。”（《顺治实录》卷十八） 顺治四年三月，“太岁、城隍及孔子、关圣，俱仍旧例遣官致祭，但未定行满礼。得旨，致祭俱遣满官，并用满官赞礼，祝词用满文。”（《顺治实录》卷三十一） 在堂子祭祀中，满语被用来强化民族记忆和认同，但当满清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出现后，满语被赋予了更多对权力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因素，尤其是在国家初定之时，这种需要更加强烈，故出现了上述将满语以国家命令的形式引入到祭祀中的特殊现象。 三、结 论 顺治朝吉礼的建设是伴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逐步展开，在实践中进行成为其重要的特点。以顺治帝亲政为界，前期礼制建设以借鉴前代礼典为主，而后期的礼制建设更多纳入了皇帝为主的核心集团的思想考量。 如何以礼制来实现刚刚安定下来的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满族的成分被纳入礼制建设体系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满语以国家命令的形式被强制要求成为祭祀的官方语言。但同时，为了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尽可能的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可，对孔子的祭祀在国家未成立之前就已经恢复开展。 总的来说，在清代的礼制建设上，顺治朝起到了拓荒的作用，它建立了清代的礼制的框架，厘定的礼典制度在清代被实际操作运行，所以顺治朝在礼制建设中的作用不应忽视。 （管蕾：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孔子文化季刊》第25期2016年第三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