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治通鉴》可谓代表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成就，是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经典读物。不过，《通鉴》又不同于一般的史籍，是一部以“资治”为目的，讲述治国理政之道，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政治史典籍，其影响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史学领域。司马光生前曾多次为皇帝讲读《通鉴》；从北宋到清朝，《通鉴》一直是帝王经筵上经常使用的历史教材，因而被梁启超称为“皇帝教科书”。时至今日，《资治通鉴》仍然是一部值得重读的经典。 今日之中国，距离司马光修《通鉴》的时代几近千载，告别帝制已逾百年。《通鉴》事君的价值，早已光芒不再。但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作品也因时代不同而需要不断反思和解读。今天重读《通鉴》，不仅需要重温那些生动传神的记载，更应该重视从中汲取历史智慧的滋养，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首先，不妨将《通鉴》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正视其“垂鉴资治”的功能，以求“迹得鉴失”。司马光曾说，历代史书“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故“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通鉴》的取材及编修秉持了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垂鉴资治”虽不能涵盖《通鉴》的全部价值，却是该书最突出的特点。今日读此书，不宜忽视。 其次，今日读《通鉴》，应将其置于史学语境中，重视其特有的编纂方式和叙事特色。“历史”一词，通常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述和研究。相比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更为重要。因为很大程度上，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都是理解、书写、阐释的结果。《通鉴》作为一部编修的史学作品，字里行间难免带有书写者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取向，甚至有记载舛误和评论偏颇之处。当然，其中不少问题已被学术研究订正。今日读《通鉴》，一方面应结合学术研究成果，查疑订误，以求准确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更应把握《通鉴》编纂历史的原因、书写方式及文字背后的政治寄托。  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有断裂，也有延续，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因时代久远而陈旧落伍，经过岁月的涤荡反而历久弥新。《通鉴》通过对宋以前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深切思考，总结了决策、用人、吏治等治国理政方面的得失。这些规律与当今管理各类行政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实有相通之处，不无借鉴价值。同时，历史长河中，不变的还有人性的善良与丑恶。阅读《通鉴》里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阅读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纠葛，对个人亦是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 人们常说，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读史不仅要知人论事，更要知人论世。否则，读毕《通鉴》，只知一部帝王将相明争暗斗的相斫书，何谈资治？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曾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作品。就此定义而言，《资治通鉴》确实是一部值得重读，需要重读，也应该重读的经典。 ◎本文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刘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转载请注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