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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家的活动在汉初非常活跃。这个时期的纵横家除了具有随机应变的传统特点以外, 他们在儒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 这暗示了汉初儒学发展的状况。 一、通权变: 学派的本质 班固在介绍蒯通的纵横家著作时说: “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 亦自序其说, 凡八十一首, 号曰《隽永》。”这里的“权变”二字很值得考究。首先看“权”字, 《汉书?律历志上》: “权者, 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 知轻重也。”[1] 这里的“权”, 是作为名词, 相当于秤锤。《孟子 梁惠王上》: “权然后知轻重, 度然后知长短。”此处又作动词用, 表示衡量比较。这是“权”在古代较为常见的一个意思, 但是, “权”更常见的用意多含有“变”的内容。如《春秋公羊传 桓公十一年》: “权者何? 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2]可见“权”在古代常用来和“经”相对。后者意为至当不移的道理, 而“权”则指灵活机动同时又不损害事物利益的一种变通的方法和理论。如果说“经”是一种理想的、静态的、稳定的定理和原则, 那么“权”就可以理解为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必须因时因地而改变的、较为灵活机动的一种应对策略。“权”含义中这种“变”易的意思又与它表示称量的含义有关, 变动的发生是因为有了轻重利弊的权衡, 变动的方向和遵守的规则都是尽量地趋利避害“权”字所含有的这种根据利害、得失关系进行变易的意思, 就与今天的“随机应变”非常吻合 [3]。《汉书?艺文志》在评述纵横家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 “言其当权事制宜, 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1] 这句话按照字面解释, 就是纵横家施展平生所学, 最好根据事情实际形势的变化采取合适的举措。只要接受和领会君主的命令和任务, 也只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到达最终的目的, 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君主的言辞逐条落实。《艺文志》对纵横家的行事方式的总结和评述, 实际上就与“权变”的含义非常吻合。下面我们就结合蒯通和邹阳游说活动的实例进行分析。 楚汉之争的初期, 蒯通说服范阳令徐公和武信君并且促使后者接受前者的投降, 此举保全了范阳城池。游说之前, 蒯通准确地意识到: 农民起义之初, 秦官徐公必惧农民的浩大声势, 而武信君欲兵不血刃地攻克范阳, 必不吝财宝。因此他对范阳令极度夸张不降的后果。在武臣那里则把强攻的弊端进行了夸张的描述; 把接受投降的便利和因之而带来的一连串积极性的结果进行了展望。通过这样的游说, 既使武臣轻易地占据了范阳, 又使范阳令免遭险恶而对他感恩。蒯通之成功,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利害关系。擅长把握当时的利害关系, 可以说善“权”; 在游说的时候进行夸张和欺诈而不是苦口婆心哭哭啼啼和不讲策略的直率, 又可叫做“变”。 楚汉相争的关键时期, 蒯通游说韩信背汉自立。当时天下的形势就决定于韩信的立场, 如果韩信坚定地辅佐刘邦, 则项羽难逃灭亡的命运; 如果韩信改变立场听从项羽派来的说客武涉, 则项羽就可以消灭刘邦势力; 如果韩信选择背汉但是又不投靠项羽, 自立一方, 则天下就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 与楚则楚胜。臣原披腹心, 输肝胆, 效愚计, 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 莫若两利而俱存之, 参分天下, 鼎足而居, 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 有甲兵之众, 据彊齐, 从燕、赵, 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 因民之欲, 西乡为百姓请命, 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 孰敢不听! 割大弱彊, 以立诸侯, 诸侯已立, 天下服听而归德於齐。案齐之故, 有胶、泗之地, 怀诸侯以德, 深拱揖让, 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齐矣。盖闻天与弗取, 反受其咎; 时至不行, 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之。[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