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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言：“二十世纪者，行为时代也，奋斗时代也，创造时代也，一言以蔽之，革命时代也。”[1]（P1115）在20世纪这个政治、思想与生活的变革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丧失了应有的理性，要么陷入全盘西化的谬论，要么陷入顽固保守的泥潭，张君劢特立独行，以其特有的理性精神，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与同时代其他学者一样，张先生也没能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响，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其当代新儒学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 一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一个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指出了科学与人生观的五大不同，对科学与人生观进行了严格区分。他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2]（P38）科学虽有一定公例可言，而人生观却无客观标准，“科学决不能支配人生，乃不能不舍科学而别求一种解释于哲学或玄学中。”[2]（P102）此论一出，引来胡适、丁文江等人的猛烈批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随即上升为“科玄论战”。 在“科玄论战”时期，张先生对科学与玄学的严格区分，实际上蕴涵着他对知识与道德的分野，他言：“人类好于一切现象求其因果之相生，于是有知识，有科学。然欲以因果律概括一切，则于人生现象中，如忏悔，如爱，如责任心，如牺牲精神之属于道德方面者，无法以解释之。”[2]（P93）在张先生看来，知识是科学的基础，而道德则属于玄学，正如科学不能僭越玄学一样，知识也不能僭越道德。他言：“人生观论战初起之日，我心中对于自然界与人事界划了一条鸿沟，意谓自然界有公例可寻，而人事界无之。”[1]（P39）显然，张先生在对科学与玄学进行严格区分的同时，还有把科学与玄学对立起来的意思，这导致他在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时，表现出反理智主义倾向。因此，后来他在反思“科玄论战”时言：“吾与东荪及适之，皆受欧美反理智主义哲学之洗礼之人也。东荪民七译柏格森氏创化论，我以和会后留欧，专攻柏氏及倭铿哲学，及返国作‘人生观’演讲，引起思想界之辩论。其实我所持者，即反理智主义之论调，惜乎当日与我论难之人，侧重科学玄学一边，绝未见及吾所谓生者，乃柏氏之所谓生，非科学之所谓生也。”[1]（P117） “科玄论战”时期是中国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最高涨的时期，但从张君劢处理科学与人生观、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态度来看，他当时并没有立足于中国迫切需要科学与民主的现实来说话，而是走上了一条与现实需求相反的道路。这与张先生当时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是分不开的，但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在近、现代中国这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激进与保守并不是绝对的。[3]从中国当时迫切需要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言，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的态度无疑是保守的；但若从后现代化的立场来看，他又是超前的。他言：“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返矣。”[2]（P10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科学第一次显示了其无坚不摧的毁灭性力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张君劢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由科学一手促成的这一人类悲剧，才站在后现代化的立场上，主张不要盲目信仰科学，应该把科学与玄学严格分开，并因此而提出反理智主义论调。然而，这仅仅是促使张先生走向反理智主义的原因之一，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则是使其走向反理智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生命哲学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倭伊铿、柏格森、狄尔泰与齐美尔等。早期的张君劢深受生命哲学的影响，倭伊铿与柏格森哲学是其“科玄论战”时最基本的理论武器，就连他所使用的“人生观”这一术语，也源于倭氏哲学。他言：“‘人生观’（Lebensanschauung）之名，本于倭伊铿所著之‘大思想家之人生观’，是指哲学史中各家对于人生与宇宙问题之答案，其为主观的，毫无疑义，我的老师重视大思想家之创造力，我是的确受他这方面的影响。”[1]（P1000）作为倭伊铿的学生与柏格森的信徒，张先生不仅只是接受了他们的哲学术语，而且深受其反理智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言：“我初窥哲学门径，从倭伊铿、柏格森入手。梁任公先生游欧，途经耶纳，与倭氏匆匆一晤，引起我研究倭氏哲学之兴趣。同时每年一度去巴黎，兼读柏氏著书。然倭氏柏氏书中，侧重于所谓生活之流，归宿于反理智主义，将一二百年来欧洲哲学系统中之知识论弃之不顾。”[4]（P712）显然，张先生自己对他在“科玄论战”中所持的反理智主义的立场曾有过清醒的认识。 在《倭伊铿精神生活哲学大概》一文中，张君劢曾对倭伊铿哲学作了系统介绍。在张先生看来，近世哲学潮流可以分为思想哲学与生活哲学两派，他言：“以思为出发点者，以思为唯一根据，故重理性（reason）、重概念（idea）。以论理学上之思想规则、与夫认识论为其独一无二之研究方法。盖此派以为欲求真理，舍思想末由焉。以生活为出发点者，以为思想不过生活之一部，欲求真理，舍自去生活（Erleben）而外无他法。故重本能（instinct）、重直觉（Intuition）、重冲动（Impulse）、重行为（action）。换言之，真理不在区区正名定义，而在实生活之中是矣。”[1]（P1096）在张先生看来，倭氏哲学即属于生活哲学一派，他以精神生活为其哲学系统之中心，并由此出发反对主智主义与自然主义。倭氏认为，以黑格尔为典范的主智主义，“其所以教人者，思之思耳。世界全体为思之力思之形式所照耀耳。一切实在，尽变为一套论理的关系耳。以思为惟一途径之故，直接生活与夫灵魂内容，必归于毁灭，盖灵魂之深处，是为情感，是与思与论理的关系不相容者也。”[1]（P1105）而“自然主义之误，在但知物，不知心灵作用，不知生活过程；殊不知苟无心灵苟无生活，虽欲知物察物而不可得矣。”[1]（P1107）主智主义但知心而不知物，自然主义但知物而不知心，都割裂了心物关系。为了纠正主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偏颇，倭氏提出精神生活的概念，试图以此调和精神与物质、唯物与唯心之间的矛盾，并以其精神生活的奋斗实现由经验界到形上界的超越。虽然倭伊铿没有直接提出反理智主义的主张，但他所反对的主智主义与自然主义都是科学主义思潮的重要流派，因此，倭伊铿以生命哲学对主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超越，无疑昭示着他对科学主义与理智主义的批判。 虽然柏格森的直觉中具有理智的因素，而且他自己也承认直觉与知识并不冲突，他言：“欧洲之哲学与其哲学上之所谓直觉，则少不了思，少不了分析，盖既得了实在后，不能不以语言文字翻译之，则不能不依赖智识，故直觉所以辅助智识，并非排除智识，此与佛教不同处也。”[1]（P1239）但是，在柏格森哲学中，无疑具有反理智主义倾向，他言：“智力在生命周围活动，从生命外部采取尽可能多的视点，将生命拉向自己，而不是进入生命内部。然而，直觉（intuition）却将我们引向了生命的最深处。”[5]（P150）在他看来，理智与直觉是人生命中两种方向截然相反的力量，虽然他承认本能需要依靠理智才能上升为直觉，但在严格区分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他又把理智与直觉割裂开来，把理智与直觉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显然蕴涵着理智与直觉的对立，有走向反理智主义的可能。 倭伊铿与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反理智主义倾向，深深影响了张君劢，使他走向了反对科学主义与理智主义的道路，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科学所导致的人类悲剧的深切体验，又使他对科学万能论与理智一元论思想的危害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科玄论战”中，他才以反理智主义的立场来处理道德与知识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