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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命哲学到康德——张君劢先生道德与知识关系探论(2)

http://www.newdu.com 2017-12-14 中国孔子网 赵卫东 参加讨论

    二
    “科玄论战”后,张先生开始对其反理智主义的立场深感不安。在他看来,“既名曰反理智主义矣,则人智之为用,与人智所用方法所得之真理,皆在不足凭信之列,所谓逻辑,所谓归纳与演绎,所谓公例云云,皆可视同土苴,而客观的真理,则为无此物矣。”[1](P118)反对理智无疑即等于反对科学,这是张先生万万难以接受的。更有甚者,“理智为理性之一部分,既反理智矣,更进一步则为反理性,并其具有理智理性之人类亦蹂躏之。”[1](P118)由反理智必然导致反理性,反理性必尊暴力,其结果必然陷入对人类的残害,民主政治便无由成功。因此,反理智主义必然会导致反科学与反民主。这种理智与理性之间的矛盾,深深困扰着张君劢,成为了“科玄论战”后其生命中最大的困惑。
    经过十几年的痛苦反思,到抗日战争时期,张先生终于走出了反理智主义的樊篱,确立了理性主义或德智主义的立场。他言:“我之立场,谓之为理性主义可也。我所谓理性,虽沿欧洲十八世纪之旧名,然其中含有道德成分,因此亦可径称为德智主义,即德性的理智主义,或曰德性的惟心主义也。吾所以推尊理性,以为应驾理智与行动而上之者,盖以为理智如刀,用之不得其当,鲜有不伤人者;行动如马,苟不系之以缰绁,则骑者未有不颠且踬者。重理性者,所以纳二者于规矩之中也。”[1](P121-122)在张先生看来,理智是一把双刃剑,他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其结果如何,全靠用之是否得当。但如果把它纳入理性的把握之中,以理性来规范理智,理智必将造福于人类。理智对应着知识,理性则对应着道德,以理性规范理智即以道德制约知识。显然,在确立了理性主义立场之后,张先生已经放弃了反理智主义的立场,完成了由反理智主义到德智主义的转变。
    张先生能顺利完成由反理智主义到德智主义的转变,这与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从欧洲归来之后,张先生面对中国积贫积弱、处处被动挨打的残酷现实,充分认识到了引进科学与民主对于当时中国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促使他走出了西方后现代化的立场,开始立足于中国现实来思考问题。这反映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他不再反对科学,而是充分肯定了科学为中国当务之急。他言:“就今日中国而言,我以为科学之提倡与科学态度之应鼓励,当视为救国之良药,而不必稍有所踌躇者也。”[4](P711)又言:“吾人处廿世纪之今日,其弃科学知识而置之不问乎?尽人而知其不可能矣。”[1](P55)张先生对科学独立价值的肯定,无疑意味着他对自己以往所坚持的反理智主义立场的扬弃。
    同时,康德哲学的影响也是促使张先生完成由反理智主义到德智主义转变的重要因素。在德国读书期间,张先生在治倭伊铿与柏格森哲学的同时,兼读康德哲学,因此,在“科玄论战”中,他已经开始运用康德哲学来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他曾引用康德的观点言:“关于伦理者,是自由意志之范围也;关于知识者,是因果律之所范围也。自由与因果二义乃不相冲突,而后人事与知识方面各有正当之说明。”[2](P93)在《人生观论战序》中,他还曾把“科玄论战”中的问题归结为自由意志的问题,他言:“此二十万言之争论,科学非科学也,形上非形上也,人生为科学所能解决与不能解决也,有因与无因也,物质与精神也,若去其外壳,而穷其精核,可以一言蔽之,曰自由意志问题是矣!”[1](P995)这都充分说明当时康德哲学已经对他产生了影响。“科学论战”之后,随着康德对其影响的加剧,张先生逐步脱离倭伊铿与柏格森哲学的影响,由生命哲学走向康德。
    倭伊铿与柏格森都曾受过康德哲学的深刻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哲学就是为了解决康德哲学中现象与物自身之间的矛盾而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他们却未能真正解决这一矛盾,柏格森哲学中理智与直觉的对立,倭伊铿哲学中自然与精神的张力,便是康德现象与物自身二分思想在他们哲学中的体现。不仅如此,他们在解决康德哲学问题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之间的冲突。康德虽然作出了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但他丝毫没有厚此薄彼之意,与其说康德的现象与物自身是对立关系,不如说是并列关系。康德既没有轻视科学与知识之意,也没有拒斥形而上学的想法,他主张的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知识与道德的各安其位,正是在此意义上,张君劢言:“二三百年以来,早将道德与知识并驾而齐驱之者。康德氏为首屈一指。”[4](P720)而康德知识与道德各安其位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张君劢,促使他走出了倭伊铿与柏格森反理智主义的樊篱,提出了知识与道德并驾齐驱的观点。他言:“人类处于两界之中,一方为物质,一方为心灵,或曰思想。人类运用其心灵求所以宰制自然者,乃有知识,同为人类,人之与人,有待人物与团体生活之规范,是为道德。斯二者相济为用,不可或缺,犹车之有两轮,其一或倾或折,则滞于中途而丧其前进之能事。”[4](P711)在以上这段话中,张先生不仅肯定了知识与道德各自的独立价值,而且也不再坚持两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而是把两者视为车之两轮,需要并驾齐驱、相济以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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