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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张先生处理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方式深深影响着他的中西文化观，使他走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中西文化问题有了更加理性、更为深入的认识。他言：“吾国重人生，重道德，重内在之心；西方重自然，重智识，重外在之象，因此出发点之不同，亦即两文化之所以判然各别。”[6]（P204）在张先生看来，中西文化的不同主要是侧重点不同，中国文化重视道德，而西方文化重视知识。“东方将道德置之智识之上，西方将智识置之道德之上。”[6]（P406）但无论偏重于知识，还是偏重于道德，实际上都是一种偏颇，“以知识隶于道德之下也，是为科学之不发达，……以道德隶于知识之下，其结果必流于否认道德”[6]（P223）。中国文化由于重视道德而忽视知识，导致科学不发达，而科学的不发达又直接导致近百年来被动挨打的悲惨命运。西方文化由于过分偏于知识而忽视道德，同样也造成了严重后果，他言：“我可以坦白言之，二三百年来，西欧人之心理上但知侧重知识，且以为知识愈进步，人类幸福殆无止境。然自两次大战以还，欧美人深知徒恃知识之不足以造福，或且促成世界末日”。[5]（P712）西方对知识的重视，虽然使科学技术得以迅猛发展，但同时因科技缺乏道德的制约，却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屡屡发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害，也给西方人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因此，张先生主张“道德理智，二者同为人类精神之原初产物，故应平等视之”[6]（P223）。 要实现道德与知识的平等，就需要首先实现中西文化会通，他言：“今日为东西会通之日，非东西隔离之日，倘以此为我之所独有，非人之所能，此不可得之数也。”[6]（P57）在张先生看来，当时的世界形势已经注定，任何人为的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以及试图割裂中西文化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西方文化席卷世界的大潮已是不可抵挡，与其盲目排外、孤芳自赏，不如通过取人之所有以补我之所无来实现中西文化的会通。“须知采取欧洲文化，应采者是精神，而非形式。如采其精神，欧洲文化自可移植东方，而同时无碍于旧文化之存在。”[6]（P292）就中国而言，张先生所提倡的中西文化会通，实际上就是在保留儒家文化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神来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 张先生承认儒家哲学缺乏知识论，也未能真正形成像西方那样的知识论系统，他言：“儒家重视道德，忽视知识，其义理学中，但有道德论，未形成一种知识论，程朱二人言论中深知知识之重要，但有概念不成系统。”[6]（P372）虽然许多学者把程朱的“格物致知”作为中国具有知识理论的例证，但在张先生看来，“吾国格物致知之目的，不在乎科学上之真理，而在乎身心之修养。”[6]（P206）程朱的“格物致知”，虽具有知性主义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但由于其侧重点在道德修养，而非知识开发，所以未能真正形成像西方那样的知识论系统。儒家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知识论，对知识的重视也很不够，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与知识相冲突。在他看来，从先秦至宋明，儒家文化不但不与知识相冲突，而且还具有许多有利于知识开发的因素，张先生言：“我考儒家思想之范畴，曰万物之有曰致知穷理曰心之同然曰形上形下相通，此数原则中何一不可与西方哲学联系者乎？何一反于科学者乎？何一妨碍民主政治者乎？何一不可为世界大同导其先路者乎？我再思三思，深觉‘五四’以来主张‘打倒孔家店’者，但见‘三纲五常’与夫‘礼教吃人’之为害，然于儒家思想与德赛先生可以同条共贯之处，竟熟视而不睹不闻，在今日思之，犹不能不为之深惜者也。”[6]（P100）因此，张先生认为，儒家文化与知识并不相冲突，儒家文化不是不能与知识相融，而是由于其过分重视道德，从而忽视了对知识的开发。只要能够做到“今而后惟有力矫前非，在旧萌芽之上，培植而滋长之，不默守陈腐之道德说，乃由新理智以达于新道德，庶理性与理智有以见其全体大用矣”[6]（P56）。只要我们立足于儒家文化，并在与西方文化的对照中，认清自身的缺陷，尽量由儒家文化自身去开发之，解决之，就可以“由新理智以达于新道德”，实现知识与道德的并重并行。 张先生在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深入考察之后，充分认识到了儒家文化所具有的内在潜力，坚信立足于儒家文化，从中国内在思想入手，就完全可以建立一种新思想、新道德与新文化。他言：“中国的土地是固厚而广阔的，足供建立新思想之用。我更要指出：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5]（P702）但张先生所要建立的这个新文化，并不是完全抛却了旧文化的一种文化再造，而是在保留旧文化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新文化。从张先生认为新文化与旧文化可以并存来看，其所言之新文化即是西方的知识理论与民主制度，而所谓旧文化即是以道德为主体的儒家文化，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共存即是知识与道德的并重并行。他又言：“今后之事业，在开发将来，不徒在保存既往；在实现活文化，不在陈列死文化。以科学之发展言之，其无关于保存，不待言矣。即固有之旧制旧说，经一番新体验之后，重复出现于社会，其亦大不同。”[6]（P211）在建立新文化过程中，并非要原封不动地照搬旧文化，而是要赋予旧文化以新的生命，使它重新活转于当世，张先生称这个活转的过程为“死后复活”[6]（P210）。在张先生看来，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已经处于濒临灭亡的边缘，但是，中国人常讲物极必反，佛家也有言曰不死不生，正是因为儒家文化处于此生死危亡的紧要关头，才使中国人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此时只要振臂一呼，就可以实现儒家文化的起死回生。但起死回生后的儒家文化将不再是原来的旧文化，而成为一种新文化，作为一种建基于旧文化之上的新文化，它既能增益其所无，又能巩固其所有，是一种能镕知识与道德于一炉的较为完善的文化形态。张先生所言的旧文化起死回生而活转于当世的过程，即是他所谓“由新理智以达于新道德”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