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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命哲学到康德——张君劢先生道德与知识关系探论(4)

http://www.newdu.com 2017-12-14 中国孔子网 赵卫东 参加讨论

    四
    张先生认为,儒学的复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只有首先实现儒学的复兴,中国才能最终走向现代化道路,而且他还具体的探讨了实现儒学复兴的方法。他认为,要实现儒学的复兴必须遵循如下方法:1、要充分利用儒家本有的文化资源,如孔子、孟子、朱熹及其他哲学家的思想,同时也要借鉴西方文化主要是希腊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精髓。2、遵循儒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打破派别之争,允许各家各派各行其是,从而把未来的中国哲学思想放在广大的基础上。3、要道德与知识并重,充分认识到知识并非使人类幸福的唯一途径,而是知识运用必须受控于道德。从这三条方法可以看出,张先生对儒学的复兴主要依靠的是内在因素,即儒家文化本身,对于西方文化,虽然不能够忽视,但是它在儒学复兴大业中只能起到一个参照作用,并不能占到主导地位。
    作为一位当代新儒家学者,张君劢一直坚守着其儒家本位主义或道德中心主义的立场。在他看来,既然儒家文化与知识并不冲突,而且在儒家文化资源中尚有许多有利于知识开发的因素,那么,要建立一个知识与道德并重的新文化,只要改造一下儒家思想就可以了。立足于提倡新宋学的学术立场,张先生把这种改造归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结合。
    从朱熹与陆九渊的关系而言,心学与理学的结合即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在朱陆之争中,朱熹与陆九渊曾就道德的入路展开过争论,朱熹主张先道问学而后尊德性,而陆九渊主张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张先生看来,朱陆之争的实质并不在于方法,而在于两人都未能把形上与形下打通,他言:“吾国理学之所以分为理学派之程朱,心学派之陆王者,非曰其正心诚意方法之各殊也,亦非曰进学涵养方法之各殊也,亦非曰一重闻见之知,一重德性之知故也。两派同趋于存心养性,同归于去人欲,存天理。其所以画然分而为二者,始于陆子之立大与知本,然其关键无过于心物二者之不相通。”[6](P458)朱陆把心物割裂,各执一偏,是其争论所由起,但从他们都割裂了形下与形上的关系而言,两者并无差别。张先生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即是道德与知识的关系,朱陆二人割裂两者,实是把道德与知识割裂开来,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缺失所在。因此,在新文化的建设中,应该打破理学与心学之间的障蔽,把尊德性与道问学统一起来。因此,张先生极为赞成徐阶的观点,他言:“徐阶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应视为一事。尊德性者即是道问学所欲达到之目标。道问学者,尊德性所由之途也。全尊德性,则不复有道问学之事,然则,尊德性与道问学应合而为一。最后除阶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皆入圣之门。象山虽重尊德性,却未忘道问学,朱熹虽重道问学,其最终目标仍为尊德性。因此,朱陆之间并没有根本差异。”[5](P230)
    从朱熹与王阳明的关系而言,心学与理学的结合即是穷理与致良知的统一。在工夫上,格物致知由外以达内,致良知则由内以达外,有明显不同,但是,在张先生看来,若站在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上来看,朱熹与王阳明仍都不免于一偏,他言:“然我以为天下之理,有关于外物者,有关于内心者。……则穷理与致良知,自相需为用,而不必相排。伸言之,今之人将朱子学说补充阳明心理一元之论,正所以使两派益臻于尽善尽美而已。”[6](P459)他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一个忽于内,一个忽于外,只有把穷理与致良知给合起来,才能使两派都臻于完善之境。
    张君劢从儒家本位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由新理智以达于新道德”的理论模式,并试图通过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的理论互渗,把尊德性与道问学、穷理与致良知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知识与道德的并重并行。与以往学者相比,张先生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处理有两点贡献:1、他充分认识到了知识的局限性,认识到了知识所具有的既能造福人类又能毁灭人类的两面性,为防止知识滥用的弊端,提出了以道德约束知识的真知灼见。他言:“我们不认为科学教我们唯一的真理;我们认为:为使人类不因科学之故而牺牲,而要使知识服务人类,则知识必须合乎道德的标准。这就是儒家从整体来衡量知识与生命的方法。这就是新儒家思想的主要方向。”[5](P704)2、他能够站在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来审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把对知识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无论是“科玄论战”时期张先生把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视为科学与玄学的关系,还是后来运用康德现象与物自身二分的理论模式来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这都是把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视为形下与形上的关系,这无形中把知识与道德关系问题提升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未能超克康德割裂现象与物自身的理论局限,致使其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处理表现出明显的不足。虽然他把“由新理智以达于新道德”作为其处理知识与道德关系的理论模式,但张先生并未真正探讨过由知识通往道德的过程,也没有真正探讨过由道德下开知识的道路,而是试图通过对儒家哲学的内部改造,来调和知识与道德之间矛盾,让知识与道德并行不悖。因此,他并未能真正打通由知识到道德以及由道德到知识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张君劢著、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
    [2] 张君劢、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4] 黄克剑、王涛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6] 黄克剑、吴小龙编《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理论学刊》2005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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