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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颜氏之儒的思想特质看其与易学的关系 颜炳罡、陈代波 一、儒分为八与颜氏之儒 《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派，所谓“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八派“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称是真孔学。在韩非看来，孔子死后至战国晚期，儒家先后出现过对孔子学说取舍不同，甚至相反，但都自称是真孔学的八个学术群体。八派儒家中的颜氏之儒究竟如何？学界一向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颜氏之儒，已不可考。如梁任公先生认为：孔门颜氏胡数人，最著颜渊，然颜渊先孔子卒，是否有弟子传其学，无可考。此文“颜氏之儒”，不知出谁何也。（第491页）孔繁先生也认为：颜氏之儒就是颜回那一派儒学。如郭沫若先生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曾言：“‘颜氏之儒’当指颜回的一派。颜回是孔门的第一人，他虽然早死，但在他生前已经是有‘门人’的。”（第143页）本人赞同郭老的这一说法。郭老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没有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因而不可能排除任公先和乃至学术界的疑虑。这里有必要对郭老的观点稍加说明。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氏孔子门人除颜回外，还有颜季路、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等七人，而《史记·孔子世家》将卫人、子路妻兄颜浊邹也列在孔子弟子之中，这样一来，颜姓孔门弟子仅见于《史记》者就有九人。这九人都有可能是颜氏之儒创立者，然而在孔门弟子中最有影响、最有威望，最有可能被其他人追随的非颜回莫属。所以郭沫若先生谓颜氏之儒当指颜回一派是有道理的。 梁任公先生谓颜回先孔子卒，是否有弟子传其学，无可考。颜子短命、早死，但其具体活了多大，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有二十九说、三十一说、三十二说、四十一说等等说法。据李锴《尚史》、江永《乡党图考》、翟灏《四书考异》等书考证，颜子享年四十有一。今人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颜景琴《新编陋巷志》等书进一步考证：颜回生于周景王二十四年、鲁昭公二十一年，即西元前521年，卒于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即西元前481年，享年41岁。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成立的。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子少孔子三十岁，是孔子周游列国前的及门弟子，且参与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全过程。据《孔子家语》，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史记·孔子世家》谓：“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鱼死时，孔子年七十。颜子后伯鱼一年死，当在孔子七十一岁。比七十一岁的老人少三十岁，非四十一而何？钱穆先生强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三十乃四十之误，不足采信。依孔子三十而立的传统，颜回有门人是可能的。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孔子家语·弟子行》引子贡的话说：“夫子之门人盖有三千焉，赐有逮及焉，未逮及焉。”三千弟子，究竟是虚数，还是实数，向来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孔子门人甚众，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弟子当然不收于一时，也不取之于一地，然而这三千弟子与孔子有亲有疏大概是实情。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推测：原始儒家是一个庞大的谱系，这个谱系有核心，也有外围。孔子与所谓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以孔子为核心，构成了原始儒家群体的核心集团，而在这个集团的核心外围是所谓的三千弟子。这三千弟子又往往以孔子的直传弟子为中心，形成新的道义群体。这三千弟子大都从七十子游，或者在七十子的导引下，偶尔也能亲睹孔子之容，聆听孔子教诲。在《论语》、《孟子》等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蛛丝马迹：“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为什么孔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而不是说“二三子，吾道一以贯之”呢？为什么“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而不是直接问孔子：何谓也？曾子是七十子之一，而门人显然是三千弟子中的几位。这些门人既是孔子的学生，也是曾子的学生，却近于曾而远于孔。这些门人或由曾子引荐百来，或主动向曾子靠拢，或孔子让曾子代为管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以曾子为中心的学术群体。东汉末年，马融讲学，郑玄拜于门下，竟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孔子虽无马融的傲慢，然而现实条件限制，使悟道弟子传授于其他门人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认为，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分化的雏形已经完成，这种完成一方面是由于孔门弟子队伍的扩大，不得不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应有之意。所谓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语言、文学，四科的划分无形中将弟子分为四类，由四类又可以形成不同的学术群体。不过，孔子活着，这个精神领袖、思想导师存在，不同的学术群体以孔子为纽带联系在一起。孔子去世，大家顿感群龙无首，才有“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事情发生，终因曾子的强烈反对而未果。（事见《孟子·滕文公上》）这场孔门内部的激烈冲突，决定着后世儒学发展的方向：是向统一的组织形式方向发展，还是向着分散的各自为战的方向发展？当然后者占了上风。需要指出，曾子未必反对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但他反对以一个貌似神不似的有若作为这个统一的领袖，因为有若在孔门中地位还达不到为精神领袖的地步，所以受到曾子学派的强烈抵制。假如有若是颜子，曾子会如何呢？也许会接受这一现实，后世儒学的发展可能是另一种局面。 孔子弟子的分化在孔子生前已具雏形，作为孔门第一高足的颜子是否有学生，有自己的学术群体呢？《论语·先进》给我们留下一条重要信息：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颜子死，孔子悲痛异常，连声号泣：“天丧予！天丧予！”从孔子的“天丧予”号泣中，人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一位行将走完人生之路的老人，当自己的一生心血所寄、全副希望所托突然崩塌时的悲怆。颜子，是他最欣赏，最得意，最能理解他、体会他的学生，也是他竭尽心力培养的道之传人，因而对颜子的去世，他有“天丧予”之痛。然而，在他悲痛欲绝之际，他强烈反对厚葬颜子，因为厚葬不符合他的心意——如待伯鱼一样待颜回。七十子之服孔子，心悦而诚服也，何人如此之胆大，敢拂逆孔子之意，在孔子强烈反对下，仍厚葬颜回。合理的解释是：这里的门人，夫二三子，既是孔子的门人，也是颜子的门人。平时他们近于颜而远于孔。他们可以视颜子犹父也，厚葬颜子，合情合理，孔子也无可奈何！ 好了，颜子虽然早死，然而他生前门人已经出现了，就是这群违背孔子心意，厚葬颜子的门人。颜氏之儒就是颜回一派，颜回生前已经有门人传承其学。 二、颜氏之儒的思想特质 《史记·儒林传》有载：“自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河西，子贡终于齐。”孔子没后，作为一个完整学术群体宣告解体，七十子及其后学对孔子学说取舍不同甚至相反，在不同区域、从不同侧面发展孔子学说，从而形成了众多风格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学派。《韩非子》有儒分为八派之说，而《荀子》，推崇子弓之儒，强烈批判子思、孟轲之儒，子张之儒，子夏之儒，子游之儒。荀子视子思与孟轲为一系，子弓与韩非所说的孙氏之儒为一系，那么在八派之外，仍然多出子夏之儒、子游之儒。郭沫若先生将子夏之儒归为法家，将子游之儒归于子思、孟氏、乐正氏之儒，这样儒分为八变成了儒分为六，即子张之儒，子游、子思、孟氏、乐正氏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子弓、孙氏之儒。 这种归类大有问题，首先，我们知道，韩非子所列举的八派并非是一网打尽天下儒家门派，而重点在标出孔子没后儒家学派之间取舍不同甚至相反的学术群体，意在凸显学派之间的不同，这从《荀子·非十二子》所涉及的子夏之儒、子游之儒、子弓之儒等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因而不能将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取舍相反的三派合为一派。这里的子思不是郭沫若先生及一般人们理解的孔子的孙子，而是孔子的及门弟子，七十二贤之一的原宪，字子思。原宪，在孔门中独树一帜，司马迁所谓“或隐而不见”的儒门人物指的就是他及其门人。而乐正氏也不是郭沫若理解的乐正克，因乐正克是孟子的学生，与孟子的思想大致相同，不具备自成一系的资质，韩非不可能将他们并列起来视为取舍相反的学派，再说孟氏之儒不仅仅是指孟子一人，而是指一个学派，公孙丑、乐正克等等都属于这个学派，乐正克是孟氏之儒的重要一员。梁启超认为乐正氏是乐正子春，这一看法甚是。乐正子春是曾子的学生，正可以体现和代表曾子一系的观点。透过韩非子的儒分为八，结合荀子相关记载，我们认为，孔子没后，儒家曾出现过颜氏之儒，子张之儒，子夏之儒，子游之儒，子思即原宪之儒，思（孔子之孙）孟之儒，乐正之儒，仲良之儒，漆雕氏之儒，子弓、孙氏之儒等十大有影响的儒家学派。 诚然，颜氏之儒的典籍及活动情形，大都失传了，然而，随着近几年来地下简帛文物的出土，尤其是《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颜渊篇》行将面世，颜氏之儒的学说也许会“重见天日”。我们依据《论语》、《孟子》、《荀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等儒家典籍，可以大致勾画出颜氏之儒的基本轮廓及其一些粗略的特征。 首先，颜氏之儒是传道之儒。孔门有四科，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分工不同，用今天的话说，德行科是培养传道精英的，政事科是培养治国安邦之能巨的，言语科是培养外交家的，文学科是培养历史文化传人的。用道统、政统、学统划分四科，德行科属道统，文学科属学统，政事与言语两科都属政统。当然，四科的划分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德行科的弟子可以不通政事、言语、文学，而政事、言语、文学科的弟子可以不讲德行，依此类推，其他三科亦然。只说他们各有擅长，各有侧重而已。颜子，位居德行科之首，深契孔门之道，甚得圣心，加之“不迁怒，不贰过”、“无伐善，无施劳”的修养和“三月不违仁”、“择乎中庸，拳拳服膺”的功夫，他及其门人作为传道之儒，孔门的正宗传人，是十分自然的。 其次，颜氏之儒继承和拓展孔门天道性命的形上智慧，参天道之玄，达情性之理，穷神知化是颜氏之儒的重要特征。子贡曾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当然，这并不表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只是子贡不可得闻而已。众所周知，孔子传道，因材施教，子贡固然聪颖，然而其所长在外交辞令和商场经营，不在哲学思考，孔子与他不言性与天道方面的道理是可以理解的。子贡不得闻，并不意味着颜子不得闻，就智慧而言，子贡闻一知二，颜子闻一知十，子贡自叹不如颜子，孔子所深许。与颜子讨论性与天道方面的形上思考应该是孔子的选择。《孔子家语·颜回》记载：颜回问于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若此可谓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若乃穷神知礼，德之盛也。”《说苑·辨物》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但后面几句略有不同。“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矣。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段文字有三层意义，三层意义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孔子告诉颜子，一个成人即一个完善的人必须“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一句话“知天道”，这是第一层；在知天道的基础上，实践仁义，以礼乐检点自己的行为，才称得上是面人之行，这是第二层；而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即穷尽天地万物不可测度的神妙之境，知变化之无穷，才是人的真正自我实现，这是第三层。“知天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懂哲学。这说明孔子告诉颜子，一个人必须是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称得上是成人。只是哲学家还不够，亲身从事道德实践活动，且以礼乐修饰自己的言行，才称得上是成人之行。孔子不是没有形上问题的思考，而是有选择地将这种思考向部分弟子传授，颜氏之儒的创立者颜子是得到这种传授的重要人物。 《论语·宪问篇》子路也曾以同样的问题向孔子请教，请看孔子的回答。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之勇，冉有之艺，文之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对颜子，要求领悟天道情性，对子路，则要求其完成道德人格，一方面说明孔子因材施教，另一方面，让我们了解孔子对颜子的寄托和要求。由此寄托的要求让我们知道了颜氏之儒的特点。 第三，颜氏之儒可以依据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的发展前景做出相应的预测，知微知彰，知穷达变是颜氏之儒的另一特征。《孔子家语·颜回》记载：孔子地卫，昧旦晨兴，颜回侍侧，闻哭者之声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对曰：“回以此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已，又有生离别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对曰：“回闻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回窃以音类知之。”孔子使人问哭者，果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与之长决。”由哭声的悲痛状态去推测、判断事物的因由，颜子可谓知微。《荀子·哀公》记载：鲁定公问颜回，东野毕善于驾车吗？颜回回答：“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鲁定公很不高兴。三天以后，果然失马。鲁定公大惊，问颜回，何以知之？颜回回答说：“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今东野毕之驭，上车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犹求马不已，是以知之也。”道理在于“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家语》《吕览》《韩诗外传》《新序》等书对此皆有大致相同的记述。由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推知东野毕之马必失，告诫统治者“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此可谓知彰。颜子择乎中庸，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祢衡《颜子庙碑》、曹髦《颜子论》、夏侯湛《颜子赞》等等，皆盛赞颜回“知微知彰”。 第四，颜氏之儒以自强不息、奋进不已为人生信条，以尧舜自期是颜氏之儒的又一特征。“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高度评价颜子“吾见其进，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孔门弟子甚多，孔子认为只有颜回才能永远保持求道的热情，与之谈学论道，不知懈怠。颜子的一生，是自强不自息，奋进不已的一生。颜子曾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如是。”（《孟子·滕文公上》）首开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先河。孟子对颜子给予高度评价：“禹、稷、颜回同道。”“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将颜子与古圣王并列，是对颜子的高度赞扬。 第五，颜氏之儒追求人生的通体之乐，用行舍藏，乐天知命是颜氏之儒的另一个特征。“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自己的才能、智慧，为世所用，就行其道，不为世所用，独行其道。正是“显诸仁，藏诸用”，用与舍，行与藏，攻守平衡，进退有据，游刃有余。这种进退自由恰恰来自对天道性命的独特体悟，乐天知命故不忧。《列子·仲尼》：仲尼闲居，子贡入侍而有忧色。子贡不敢问，出告颜回。颜回援琴而歌。孔子闻之，果召回入。问曰：“若奚独乐？”回曰：“夫子奚独忧？”孔子曰：“先言而志。”回曰：“吾昔闻之夫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回所以乐也。”颜氏之儒是永远的乐观主义者，他们视贫如富，贱如贵，追求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的思想境地，实践即使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自身也无改其乐，自足其性的人生理想。所以后世学者孔颜并称，孔颜乐处也成为许多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境界。 第六，颜氏之儒向往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纷争的大同社会。居陋巷，箪食瓢饮，只是颜子“舍藏”的一面，颜子还有“用行”的一面。从《庄子·人间世》颜子“将之卫”、《庄子·至乐》“颜渊东之齐”、《说苑·敬慎》“颜回将西游于宋”等等材料来看，颜子也曾积极用世。颜子的辅相之才为时人所共许，《史记·孔子世家》楚国令尹子西问楚昭王：“王之辅相，有如颜回乎？”孟献子对韩宣子说：“吾家甚贫，惟有二士，曰颜回、兹无灵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协。”（《新序·刺舍》）颜回的政治理想是“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乡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喧飞蠕动，各得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体，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韩诗外传》七）。这不同于孔子所追忆的三代以上的远古大同梦想，也不是老子所歌颂的“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而是一个崇尚仁义，社会和谐，人民祥和，天下太平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理想社会是颜子的追求，也是颜氏之儒的共同追求。 颜回是孔门第一高足，深得孔子赞赏，在孔门弟子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他人难以取代的地位。智如子贡，自叹不如颜子，甚至认为自己与颜回的才智相比是闻一知二与闻一知十的差别。曾参重病，面对子孙，自愧“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汝哉！”（《大戴礼记·曾子疾病》）子路去鲁，向他讨教“何以赠我？”“何以处我？”（《礼记·檀弓下》）的处世良方，颜子直告子路：“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盖慎诸焉。”（《孔子家语·颜回》）仲孙何忌也曾问他“仁者一言必有益于仁智，可得闻乎？”孟献子视他为“国宝”，鲁定公、鲁哀公也十分重视他，可见，颜子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威望在生前已经很高了。透过相关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孔门弟子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矛盾也不少。如有子与曾子，子游与子夏，曾子与子夏，子贡与原宪，子张与子夏等等之间都发生过冲突和不愉快，但他们对颜子都抱有高度的认同。假若颜子不是死在孔子前面，也许会成为不同学术群体共同认可的精神领袖。 上述六个特点，有的是颜氏之儒所独有，有的是孔门后学所共有。由这些特点我们可以进而分析颜氏之儒与易学的关系。 三、颜氏之儒与易学的关系 自孔子作《易传》被大多数学者否认以来，《易传》的作者至今尚无定论。有非一时一人说，有儒家说，道家说，非儒非道即儒即道说。在儒家说中，有曾子说，子弓说，思孟说，荀子说，以至田何说等等。然则，至今没有将《易传》与颜氏之儒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这是因为很多学者已经认定颜氏之儒已不可考证，故而这种联系无从谈起。然而，我们根据前人留下的零散资料，大致勾画出颜氏之儒的基本特点，依据这些特点能否找到颜氏之儒与易学关系的蛛丝马迹，为学术界提供另一种参考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弄清颜氏之儒的开拓者颜回与易学有无关系。魏人曹髦《颜子赞》有云：“听承微言，罔有不喻，叙之于易，以彰殊异。”晋人李轨曾言：“颜渊弱冠与仲尼言易。”（《法言·问神卷注》）晋人庾阐《蓍龟论》言：“神明之道，则大贤用之暗室，蓍龟之用，岂非颜子之龙烛哉！”清人宋翔凤亦曰：“孔子系易，独著颜氏之子，易备一至十数，惟颜氏得闻之。”（《论语说义》二）上述现点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也非无根游谈，许多前贤认为颜子与易相关，颜子跟从孔子学习、研究、讨论过易学。证诸史书，颜子的确研究过易并对易有着独特的理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正义》引《中备》：鲁人商瞿，使向齐国。瞿年四十，今后使行远路，畏虑，恐无子。夫子正月与瞿母筮，告曰：“后有五丈夫子。”子贡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为世，六五景子水为应。世生外象生象来爻生互内象，艮别子，应有五子，一子短命。”颜回云：“何以知之？”“内象是本子，一艮变为二丑三阳爻五，于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和短命？”“他以故也。”这条史料的真伪也许有待考证，但孔子与门弟子研究过易学则进一步为近几年来地下出土的史料所证实。过去我们一向认为儒门易即是义理易，是孔子及其后学将易由卜筮之书转化为哲学之书，但通过帛书《周易》尤其是《二三子问》、《要》等篇章的问世，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研究过占筮，不过他强调“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但孔子所使用的筮法是否如是段文字材料所言是纳甲筮法还有待考证，孔子与颜子、孔子与子贡一起研究易学乃至讨论筮法问题则为帛易《要》所证明。 《北堂诗抄》百三十七引《韩诗外传》：孔子使子贡，为其不来，孔子占之，遇鼎。谓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无足而不来。颜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谓赐必来。”孔子曰：“何如也？”回对曰：“乘舟而来矣。”赐果至矣。《绎史》引《冲波传》，《吕览佚文辑校》引薛据《孔子集语》，《艺文类聚》七十一引《冲波传》等皆有大略相同的记载。这段文字表明颜子不仅研究过易，而且对易有着独特的理解，甚至有超过孔子的慧解。 前人早注意到孔门弟子三千，然而大易独赞颜氏之子，这是颜子研究过易的最好说明。《系辞下》：“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虞氏注，“几者，神妙也。颜子知微，故殆庶几。”宋翔凤言：“此可验颜子学易已深，故能不迁不贰，合复初之象。”（《论语说义》二）帛易《要》也有段话：‘夫子曰：颜氏之子，其庶几乎！见几又（有）不善未尝弗知，知之未尝弗行之。’“如果将《要》视为一个整体的思想系统看（我宁信其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前面赞颜氏之子，后面是孔子与子贡讨论易尤其是易筮问题，这给我们一个信息，颜子死后，子贡是孔子讨论易的主要对象。因为在孔子高足中，智慧除颜子之外，就是子贡。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许是子贡初入孔门时语，不必是终身之言。我们从孔子病重，子贡来见，孔子说：“赐，汝来何其晚矣。”足见其对子贡倚重。孔子去世，子贡竭力维护老师有声誉，并且“唯子赣庐上，凡六年，然后去。”（《史记·孔子世家》）由此可见，《要》之记述，决非虚言。 “颜渊弱冠与仲尼言易”，非空穴来风。这样我们就有理由将《易传》与颜氏之儒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了。 先看《系辞》。不少学者认为，《系辞》是曾子后学尤其是思孟学派的作品，其证据大都是《系辞》中的某些话与思孟学派的思想相近。笔者认为。这种论证方式不足令人信服。因为这种论证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在《荀子》中找出许多话与《孟子》相似，而《孟子》书中的许多话与《荀子》相似，但不能就此说明《荀子》是思孟学派的作品，而《孟子》是《荀子》的作品。既然是儒分为八，大家都还是儒家，所同大于所异，不同学派间思想有不少重叠是可以理解的。《系辞》不是思孟学派的作品，前人言之甚多。这里主要想指出一点，即思孟学派的思想进路与《系辞》的思想进路反差太大。《中庸》《孟子》是思孟学派的代表作，两者讲诚、讲性善、言中正，都没有问题，但二者讲法与《系辞》的讲法不同。《中庸》的逻辑推理是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层层外推，最后“参赞天地之化育”。《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是层层外推的讲法。而《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地氤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是结构主义的或系统主义的讲法。由此我们可以称思孟学派的哲学是“内在的道德形上学”，而《系辞》的哲学是“结构的道德形上学”。两者学术的入路不同，所以《系辞》不可能是思孟学派的作品。 也有不少学者坚持《系辞》是荀子学派的作品，在《荀子》和《系辞》之间找出不少的话进行比较，认为两者相类，问题是《系辞》也有不少话与《乐记》相类，那能证明《系辞》是公孙尼子的作品吗？再者《荀子》学说的最大特点是坚持性恶论，《系辞》是性恶论吗？荀子的天是自然的天，经验的天，《系辞》的天是义理的天，道德的天，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再说，荀子坚持天人相分，《易传》坚持天人合德等等，这些不同不是枝叶不同，而是根本原则上的不同，在根本原则都不认同的前提下，《系辞》乃至《易传》能是荀子学派的作品吗？ 《系辞》的作者究竟是谁？是儒家的哪一派？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搞清《系辞》的根本性质。《系辞》是原始儒家的哲学典籍，是儒家的天人性命之学的源头，是哲学，是儒家具有结构特征的道德形上学。这种学问恰恰是颜氏之儒的胜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颜氏之儒是传道之儒，孔门“性与天道”的智慧颜回体会最深。颜子问孔子成人之行若何？孔子说：“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与其说孔子在向颜子讲成人之道，还不如说孔子在向他讲哲学的道理，甚至说在讲《系辞》。读过《系辞》的人，对“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穷神知化”，都不陌生。 如果说《周易》是周普变化之书的话，那么《系辞》之旨就是根据事物的变化揭示其变化之道，进而指示人的出处进退原则。钩深致远，探赜索隐，揭示宇宙的奥秘，以求“知几”，即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前面我们说过，颜氏之儒的重要特点在于根据事物的变化规律去测度事物的发展前景。如观东野毕之驭，知其观必失，闻哭声之悲知不仅为死者悲，又有生别离也。颜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为后世许多学者所称许。 《系辞》是德行之书。崇尚道德，以德行为首出，是《系辞》的重要特点，所谓易为君子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继善成性，崇德而广业。颜子德行卓冠群贤，继他而起的人，必然也重视德行，由此可见《系辞》与颜氏之儒不无关系。 孔子弟子三千，为什么《系辞》独称“颜氏之子”，这一现象本身不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吗？最起码可以证明颜氏之儒与《系辞》相关吧。 再看《大象》。《大象》所论基本上是君子之道。如果说《系辞》是易的哲学化的话，那么《大象》的主调是易的道德化，德行化。孔门弟子及其后学无一人不重德，否则他就不是儒家，因而，它究竟属于儒家的哪一派显得比较复杂。不少学者认为它是曾子及其后学的作品，如《震》象辞：“君子以恐惧修省”，《蹇》象辞：“君子以反身修德。”与曾子的内省观相近，而《艮》象辞“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与《论语·宪问》曾子言“君子思不出其位”完全一致，似乎很有道理。不过，内省与思不出其位皆源于孔子，为孔子、颜子、曾子所共许，不能体现曾子思想的独特性。孔子本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原话，曾子只是顺着孔子的话而复述之，孔子也说过“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这是内省修德的最好表达。所以，不能凭这两条证明《象》就是曾子及其后学所作。 《乾》卦与《坤》卦产六十四卦的关键两卦，而解开《象》之作者的关键在《乾象》和《坤》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卦象辞统领全局，反映了《大象》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与颜氏之儒的精神品质高度一致。孔子评价颜子说：“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子贡也说：“夫能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贰过”，“称言不苟”，“是颜回之行也。”（《孔子家语·弟子行》）“吾见其进也”，不就是自强吗？“未见其止也”，不就是不息吗？合而言之，不就上自强不息吗？自强不息以至于夙兴夜寐，讽诵崇礼，以至于“语之而不惰，其回也与！”（《论语·子罕》）颜子说：“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韩诗外传》九）包容一切，善待一切，这不正是厚德载物吗？孔门弟子，唯颜子才有如此胸襟，如此境界。除此之外，《象》与颜子思想吻合还有很多。 《讼·象》：“君子以作事谋始。”《既济·象》：“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而颜子如何回答叔孙何忌之问时说：“一言有益于智，莫如豫。”（《孔子家语·颜回》） 《损·象》：“君子以惩忿窒欲。”颜子则克己复礼。 《益·象》：“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而颜氏之子“有不善未尝弗知，知之未尝复行。” 《大壮·象》：“君子以非礼弗履。”《论语·颜渊》则有颜渊问仁，子曰：“非礼勿动。” 《晋·象》：“君子以自昭明德。”而颜子说：“知者自知，仁者自爱。”（《荀子·子道》） 《咸·象》：“君子以虚受人。”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历代注家认为曾子的我友指颜子，而非他本人，不少学者以这段话是曾子说的，就以为是曾子本人的思想，不甚谛当。 《大有·象》：“君子以遏恶扬善，遏恶扬善。”颜子说：“言人之恶，非所以自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恶，无攻人恶。”（《孔子家语·颜回》）遏恶扬善，遏恶扬善，正是颜子思想与行为实践的最好表述。《大过·象》：“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论语·雍也》则有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人不堪其忧”，独立不惧也；“回不改其乐”，遁世无闷也。 《蒙·象》：“君子以果行育德。”《小畜·象》：“君子以文懿德。”《蛊·象》：“君子以振民育德。”《豫·象》：“君子以作乐崇德。”《渐·象》：“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夬·象》：“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重视德行是《大象传》的最显著特点，而颜氏之儒以德行冠绝群贤，故而我们认为《大象传》是颜氏之儒的作品。 颜氏之儒与《文言》、《序卦》等篇也有一定的关系，待后续之。 参考文献： [1] 梁启雄。韩子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