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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五四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泛滥，曾经导致抛弃国学传统哲学观念成为一种趋势，文化完全西化也曾经成为时髦，甚至有的时期对国学在哲学上的“合法化”都遭到极大的质疑。不可否认，西方文明作为地球文明的一种样式有很多可取之处，但这并不能成为抛弃中华文明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整个国家几十年忽视国学重要性的依据。 人类的紧要学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科学，一类是社会科学。牛顿给“科学”一词下的定义是最准确的，那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按照科学的定义，传统国学学问，从根本上来讲，其符合科学的定义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都知道，时至今日，西方在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依然领先我们。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传统国学尤其是儒家学说，在理论方面是始终优越于西方的。 西方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7世纪，始终采用的是封建的经院哲学。经院哲学，除了在原子论、理念、范畴、形而上学等有限领域进行了相关探索并略有成果之外，哲学并没有形成完整自洽的理论体系。经过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从17世纪中页开始，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才开始倡导“阅读自然”，向自然学习。在此之后，虽然经过欧洲的著名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洛克、贝克莱、休谟和康德等人的不懈努力，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自洽的理论体系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 与此相反，中国哲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化的基础，早在殷末周初，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道法自然”的哲学体系。这个完整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称之为“大道之门”的《易经》。中国的道家学说、儒家学说，名家学说，兵家学说，医学理论，统统都是在这个完整自洽的理论体系之上建立起来的。 如果将文化划分为科学文化和社会文化，国学就社会文化而言，我们在很多方面是优于西方文化的，虽然我们当前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确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西方在社会科学方面面也需要向我们学习请教。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讨论学习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文化自信的需要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传递出他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观。在2014年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后的两年间，习近平又对此有过多次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和6月，习近平又连续两次对“文化自信”加以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要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那就需要我们认知什么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肯定优秀的传统文化，践行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核心文化是由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 1984年，美国出版了著名的《世界名人大词典》，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和文化名人的首位。而在英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同样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和文化名人的首位。这一排名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确认。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他从哲学文化的角度得出结论：要想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老夫子的智慧。1988年，七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面对世界性的环境危机、恐怖主义、诚信危机等等，共同发表了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老夫子的智慧。这些观点不谋而合绝不是偶然的。 在世人瞩目的特朗普访华期间，当这位美国总统参观完故宫前三殿后，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二人就中国文化的历史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特朗普：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或者更早？ 习近平：有文字的（历史）是3000年。 特朗普：我想最古老的文化是埃及文化，有8000年历史。 习近平：对，埃及更古老一些。但是，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 特朗普：这就是你们原来的文化？ 习近平：对。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人。 特朗普：这太棒了！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从社会科学角度而言，要比特朗普所说的“太棒了”还要棒——因为它完全是在数学和几何学（象）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只不过这个数学和几何学，是《易经》所给出的特有方式。 以《易经》为蓝本的儒家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是近代西方主要思想家笛卡尔、斯宾诺萨、莱布尼兹、沃尔夫、休谟、康德等许多西方著名哲学家一直梦寐以求但始终没有完成的理论工作。 所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不热爱、不学习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二、国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文化血脉 具有文字记载的国学文化的形成于夏、商、周。据史记记载，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中国人一般认为，从黄帝时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摆脱了蛮荒而迈入了文化和文明的时代。所以，中国人称黄帝为中国的人文始祖。 关于夏朝的文化，虽因文献不足，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我国夏朝时期，就有了历法，这是有案可稽的。殷商时代，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史记·殷本纪》中有明确的记载。除了《史记》之外，更早的著名历史文献如《左传》和《春秋》以及周朝各个诸侯国的历史文献，都有与中华早期文明史相关文字记载。 到了周朝，迎来了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中国的伟大思想家老子、孔子、孙子、公孙龙都产生在这个时代。从此之后，中华民族从精神上蕴育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品格。 而孔子生于周朝的后期，在此期间，因为战争连绵不断，“是是非非二百多年”，孔子是本着构建和平及和谐社会的理念，著作《春秋》这部历史书籍的。而孔子的伟大，主要在于他哲学方面的贡献，那就是他给《易经》作了《十翼》。 周朝末年，秦国通过武力，统一了六国，实行郡县制。秦国的文化暴行就是大家都熟知的焚书坑儒，这使得秦之前的文献资料遭到空前浩劫。由于秦国的暴政不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后来被农民起义所推翻。最终刘邦建立的汉朝，代替了秦朝。汉朝是个重视文化的朝代。汉朝初期，为了挽救中华文明遭受过的浩劫，朝廷鼓励筹集、整理与历史和文化相关的资料。颇有文化哲学内涵的成语“实事求是”，就来自这一期间，是班固用来评价河间王刘德的治学精神的。 从汉朝到现在，中国经历了五胡乱中华、元朝灭亡宋朝、清朝灭亡明朝等等灾难性社会事件，但中华文化和文明，以特有的人文精神，又迎来了今天的民族事业的伟大复兴时期。。 1.道路自信 首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必须有道路上的自信。近代的社会实践和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只有在中国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原则之下，中国社会才能从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发展成今天比较强大的国家。我们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照抄照搬他国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必须继承我国先贤流淌至今的文化血脉，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传统理念之上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道路。 2.理论自信 其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理论上的自信。理论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充分发挥思想理论的引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革命、建设、改革并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正确把握前进方向”，“理论上坚定成熟，什么力量也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和增强理论自信，能够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西方文明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我们中国人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我们值得自豪和坚信的。理论自信要求我们在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之上，以开放和包容的心胸，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不断积累和创新。 3.制度自信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制度上的自信。“中国能够保持近4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并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绝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根源。其中，确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成功的关键因素。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又坚持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这些制度，使中国制度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加有效的机制，能够更加顺畅地运行，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4.文化自信 第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结底是必须有文化上的自信。习近平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因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更因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个国家如果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而如果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践行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事关全局，刻不容缓。“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文化立世，文化兴邦。坚定文化自信，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中国经济、外交和安全影响力的扩展提供更加有效的软保护、构筑更有利的软环境，为我们的强国自信提供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时代课题。 文化自信，就是不能搞“拿来主义”。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搞“拿来主义”，没有将国家搞好的，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比如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长期在文化上搞“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最后使得日本走向了战争的不归路。历史上，我们这个国家在形式上曾经灭亡或者频临灭亡，但正是中国的文化，使得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在精神上被亡国灭种。 中国的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在自信的基础上，容纳、吸收、包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得以逐渐成为包罗万象、日趋完善形态，因此它才得以血脉不断，流淌致远，生生不息。 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了中华优秀文化所内涵的正义和善良得以传承和延续，著名的文化英雄有周文王、孔子、司马迁、刘德、董仲舒、文天祥、顾炎武、朱伯庐、孙中山、林觉民等等无数先贤，不著名的有无数先烈。作为炎黄子孙，优秀国学文化所体现人文精神，就是我们必须永远传承的文化血脉。 三、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需要 一般来讲，社会有两种社会财富，一种是物质文明的财富，一种是精神文明的财富。无论精神文明的财富，还是物质文明的财富，都得靠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和公共道德来维系和发展。人有了道德自律，才能为家庭奉献，公民有了道德自觉，才能为国家献身。 中外历史上，出来很多公认的好人，也出了很多公认的坏人。就中国而言，公认的比较坏的人，如夏朝的“负命毁族”的鲧，商朝“荒淫无道”纣王，周朝的“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秦朝“忘恩负义”的商鞅和“指鹿为马”的赵高，汉朝的篡权者王莽，宋朝“莫须有”的秦桧，“老奸巨猾”的蔡京，明朝巨奸严嵩和魏忠贤等等，他们的恶行都是由于自身没有道德所导致的，也是国家公共道德体系不健全所导致的。当然，中国历史上，除了圣贤之外，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好人，比如夏朝的尧、舜、禹，皋陶，商朝的伊尹，比干、微子，箕子和伯夷、叔齐，周朝末年的爱国诗人屈原，三国时期的关羽，宋朝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戚继光，于谦等等。这些公认的好人，肯定和他们的个人修养有关。 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如果想坚持不去做坏事，就不会沦落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罪恶”之人，只想坚持做好事，励志象古往今来的好人学习，就得从修身做起。修身就是以先贤为榜样，以先贤为榜样，就必须学习国学经典。除了国内外的宗教经典，国学经典中，最有利于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典籍就是儒家经典。 有利于修身的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了“经”的地位。《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朝以《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为“九经”，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宋朝则以《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为四书。 儒家经典在汉、唐之后，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后来的程朱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理论。而儒家最具修身价值的基础理论是四书，然后就是程朱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现在，儒家经典也常用四书五经来指谓。 1.《大学》 四书中的《大学》主旨是“明明德”，是教导我们关心天下，关爱天下，光明磊落地对待他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2.《论语》 四书中的《论语》从理论上，是以《易经》为蓝本，教导人从学习，到明理，从明理然后成为一个仁人。仁人，是一个虚心上进的人，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关爱他人的人，是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是一个“己欲达而达人”的人，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是一个恪守“仁义礼智信”的人，是一个勇于担当的人，“是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人。 3.《孟子》 四书中的《孟子》体现的是孟子的思想主张。孟子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进而提出仁政学说。孟子的理论体系基于他所提出的“性本善”学说。按照道法自然的原则，人是生而无知的，而且每个人都是如此，恰如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如果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学习知识，不懂道理，就会不知善恶，不辨善恶。如果人在成长过程中，树立了人性本恶的理念，他就可能倾向于做坏事而且不以此为耻。但孟子坚信人性是本来就是善的，而且对此进行了论证。但从儒家的倡导仁义的角度而言，我们宁可相信人性本善，也不可以相信人性本恶。尽管性本善的理论没有可靠的理论和事实基础，但相信人向善、劝人向善，是有利于个人修身和公众公共道德体系建立的。 4.《中庸》 四书中的《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有人认为可能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曾经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在“四书”中是最深奥、最难理解的著作。根据明朝曾任宰相的张居正的观点，孔子的孙子子思首先在《中庸》一书提出人的“本性”的起源——“道”在人的主观世界形成的路线和方式或我们体会和掌握“道”这称作教育的过程是逐渐完成的。天命是无法预先知道的，正像我们无法决定和预见我们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一样，因此在主观上我们无法从精神和物质角度了解“道”的起源。这一点正好应合了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道”本无形的观点。因此《中庸》采取客观唯心的方式而不是实证的方式，研究和探索人类的思想世界。 对《中庸》一词的理解历史上莫衷一是。但可以确认的是，《中庸》同《论语》和《道德经》一样，都来源于大道之门的《易经》，只是《中庸》的主要来源偏向于《易经》的《系辞传》。《中庸》开篇指出，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天道（原因）无所不中，地道无所不（利用）用。换而言之就是，有原因必然有结果，有结果必然有原因。因此，《中庸》一词完全涵盖了“逻辑学”和“科学”等西方哲学中的概念。按照儒家要求，之所以将《中庸》放在最后，大概是基于社会实践尤其是大的社会实践，需要有道德的人来完成，而不是由没有文化知识缺少道德的人来操练。 5.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程朱理学在南宋并没有多少优越的地位，自元朝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定为官学兴盛以后，才成为显学。程朱理学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影响也颇大。 6.心学 而王阳明的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守仁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 以上六种儒家经典理论在社会实践应用表明，它们是非常有利于个人修身和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非宗教的理性道德哲学，是我们个人培养独立品格、家庭培养良好家风、社会构建良好风气不能缺少的国学宝典。培养有高尚情怀的人，孕育和谐美满的家庭，维护社会上上下下维护社会正义、遵守公共道德，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能够独立于世界之林的文化基础。 四、构建和谐家庭和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 和谐家庭是以家庭成员的全面发展为基础，是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家庭与自然之间相互和谐的家庭模式；是民主平等、学习求知、创业致富、道德高尚、环保节约的普遍追求。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美好的家庭，是人生幸福的港湾。家庭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学中的儒家哲学，讲求仁义礼智信，讲求忠孝廉耻勇。“仁”则教育人向往善；“义”教育人践行善；“礼”教育人遵守礼仪或公共道德规范；“智”教育人有文化，有智慧，“信”教育人诚实守信。儒家“忠”在封建社会也不是愚忠，而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孝”也不是愚孝，而是子继父志，是备物致用，是家族文化和事业的积累和创新；“廉”，是廉洁自律；“耻”是不做羞耻之事；“勇”，就是勇于担当，勇于实践，勇于献身。 采用儒家文化所塑造的人，必然是高尚的人；通过儒家道德理念形成的家庭文化，是和谐家庭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础。最能直接用于构建和谐家庭的儒家治家经典是堪称“小论语”的是《朱子家训》。和谐家庭是我国走向小康社会不能超越的环节。 “在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只要坚守经济与文化共济同存、物质与精神相益互励，就会赢得小康社会的快速到来，并使其得以不断优化与提升。一如河南兰考县，风沙、盐碱和内涝使这个地处黄泛区的中原小县长期停滞在贫困状态，但自焦裕禄起，一连15任县委书记都坚持走经济与文化并重，以精神引领经济、驱动发展的改革之路，终于在2016年宣告全县脱贫，开始进入小康社会，创造性地以文化之燧点燃精神之火，大踏步地从精神高地跨出了“经济洼地”。又如山西运城，作为关公故里和舜帝之梓，当地围绕忠信、孝悌这一核心理念，连续多年举办以“德政千秋、孝行天下”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广泛设置德孝大讲堂、德孝文化墙、德孝文化苑，长期活跃着农家书屋、文艺宣传队、志愿服务队等，通过充分发掘根植于当地老百姓内心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认同，并将之同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结合起来，不仅富了农民的口袋，也富了农民的脑袋，收到多重效益，产生良好效果，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只有物质文明的社会，不是不能实现小康社会，即使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没有文明和文化相伴，也不是小康社会。因为人类社会失去了文明和文化，很快就导致混乱甚至争端和战争。所以，只有通过文化，才能实现小康社会，只有通过文化，才能维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维持小康社会的长期稳定存在。 国家的文明富强，文化始终是在先的。所以构建和谐家庭和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结束语】 优秀的国学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不可抛弃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继续走向繁荣和富强的思想动力。国学尤其是儒家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中国成为文化强国的需要，是我国持续改革开放的需要，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走向富裕、幸福、和谐社会的需要。 总而言之，我们学习国学，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也是习总书记代表党中央说提出的“四个自信”的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