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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策》中,这类例子还有很多记载。如范睢说秦昭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和除掉“四贵”的主张,对秦国的内政和外交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邹忌通过生活中与徐公比美的小事,引出深刻的政治道理,促使齐王下令求谏,出现了“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战国策·齐策一》)的局面,“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同上),从而取得了“战胜于朝廷”的效果。淳于髡以“韩子卢逐东郭逡”的比喻谏齐王伐魏,使齐王“谢将休士”(《战国策·齐策三》)。冯谖为孟尝君奔走策划,经营三窟,使“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战国策·齐策四》)。季梁用“南辕北辙”的比喻,打消了魏王“欲攻邯郸”(《战国策·魏策四》)的念头。苏秦以“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战国策·齐策四》)的言词游说齐王取消了帝号。虞卿在秦国“使人索六城于赵而讲,赵计未定”(《战国策·赵策三》)的危难关头,向赵王力谏割地,并献上“一举结三国之亲”(同上)的计谋,使赵王作出东联齐国,“与之谋秦”的决策。 纵横家的创始人公孙衍和张仪是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公孙衍是合纵说的始倡者。公元前324年,他首先发起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互尊为王)组成了第一次联合抗秦的统一阵线,而后又于公元前318年再次发起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以楚为纵长,向秦发动进攻。在公孙衍合纵的同时,张仪入魏,进行连横活动,策动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合纵连横活动没有收到很大成效,但是,能够策动起这样一个规模宏大,有多国参加的运动,也足以说明谋士们的能量之大。后人所谓“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的评论,不仅是对纵横家的赞誉,而且也道出了他们在当时的作用和能量。 不难看出,战国谋士是当时决策活动中十分活跃的一员,他们往往首先提出高见,又直接参与上层决策,成为统治集团中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众多谋士参政议政,是战国时期政治生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大变动的时期,封建诸侯割据和互相争战,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各国的统治者都面临着内政、外交、军事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有才干的人帮助解决,这就为谋士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 其次,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为谋士议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战国时期,儒、墨、法、道、名、兵、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相继产生,这时期,商周以来传统的权威和观念被逐渐推翻,新的统一的思想尚未确立,各家都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或聚徒讲学,或著书立说,各国统治者则“兼而礼之”,这就使当时的思想界充满了自由争鸣的气氛,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谋士们得以充分施展才智,奔走于各国之间,游说国君卿相,直接参与统治层中的决策。 其三,谋士一般都学有专长,知识广博,因此看问题比较长远和深刻。在战国各国的国君中,确有一些雄才大略,多谋善断的人,像齐威王、魏文侯、赵武灵王、秦王政等,但治国乏术的平庸之辈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谋士们的见识就高出他们之上。当这些国君遇事没有主见或拿不准对策时,就往往求助于足智多谋的策士。 其四,战国谋士以游说见长,他们特别讲究纵横捭阖的策略和驰骋辩说的技巧,无论是单方陈辞还是双方辩论,他们的说辞或气势磅礴,或旁征博引,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强烈的鼓动性,因此为时主所乐于接受和采纳。如合纵说的著名人物苏秦在游说韩王合纵时,有一段极富煽动性的话:“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欲西面事秦,称东潘、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过于此者矣。……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战国策·韩策一》)这段话以其特有的刺激性触动韩王的自尊心,韩王听后,“忿然作色,攘臂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同上)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术士绝妙的进言技巧。 其五,战国谋士游历广泛,掌握大量信息,因此能够依客观情况出谋定策。谋士以游说见长,奔走于各国之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苏秦一生曾游历齐、赵、韩、魏、燕等国,张仪也到过秦、韩、魏、楚等国。这不仅使他们熟悉了各国历史、地理、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对列国间的时势也有较深刻的了解和把握,这就为他们出奇策异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这一时期好士风气的盛行,也为谋士参与决策创造了良好环境。好士之风起于春秋,当时的诸侯卿大夫们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竞相争取文武之士的支持。齐桓公曾经大规模地招纳“贤士”,其中著名的就有80余人。到了战国,这种好士之风逐渐演化成大规模的养士活动,并在各国盛行开来。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史记·吕不韦列传》),他们养士各在千人以上。秦相国吕不韦“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同上)。齐宣王在稷下扩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各国国君卿相争相纳士,唯恐士人不来附己。从当时的情况看,各国统治者养士,大都和吕不韦的动机一样,是为了扩大名声,然而在客观上却收到了远比名声更好的政治效果,即组织起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直接为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智囊团。这样,谋士们便有了充分施展他们才智的用武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