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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的历史及现实意义探求 中国孔子基金会丁加军 为何重提“儒商” 先贤云：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近百年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思潮一直在欧风美雨之中涌动，为外来文化所侵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哪里去了？中国国民精神与国魂信仰何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市场经济的探求中努力与国际接轨，最终才发现只有将大潮与本土文化融会，才能在重构自我的文化大潮找到全球化的生存、发展空间，才能有民族复兴的广阔前途。市场经济的太极圆缺，就是文化空心化与知识财富主体的缺位及民族自信心、创造力的匮乏，于是人们开始在全球博弈中寻求本土文化的踪迹，在经济大潮、科技大潮、文化大潮的汇合中寻找新的力量和方向，寻找经济与文化的正关系，人与文化的正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儒商文化的意义所在。 中国的文化与经济一旦连接为全球化开局的国家创新体系，就会迅猛成长为世界财富中心大转移的核心结构，成为世界后经济产业理论与文化创新的轴心文明体系，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形成后经济的文化大潮，那时中国才成为醒来的东方巨人，圆合千年以来的富强之梦。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步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在不断增强。这既为人类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前，人类不仅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诸如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发展与环境的问题,等等,而且一些发达国家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时,抱着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动机和作法,处处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结果使大多数国家与人群沦于贫困与不幸。就我国国内而言，在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已经实现了总体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但是，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人们的思想经受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些不文明、不道德、不理性、不科学的现象仍有一定的市场。在经济领域里，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出现了一些投机经营的商人,使得传统的商业道德受到冲击。一些投机经营的商人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发了横财,消费者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有的在竞争的过程中，不守行规、尔虞我诈，设置陷阱，置竞争对手于死地。有的为了个体的利益，置社会利益、民众利益于不顾，掠夺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严重损害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依靠当代人的聪明才智,依靠法治和德治，依靠社会各方的宣传、教化，多管齐下来加以解决。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儒家思想那里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教育。今天，再造或汲取儒商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何为“儒商” 弄清“儒商”含义，是正确继承的前提。但既然“儒商”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只能尊重历史，从归纳、梳理史料中探寻其本来意义，而不可主观随意地乱下定义。 一提到“儒”字，人们总是习惯于想到孔孟儒家。但从语源角度看，“儒商”之“儒”，自古即有多义。除“孔子之道”外，尚有“学士”、“学者”、“有道术者”、“通习《诗》、《书》者”等多种含义。当然，“儒商”之“儒”究为何义，还要作历史考索。儒商当以孟子下述名言引为座佑铭：“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藤文公章句下》）。 众所周知，儒商多宗白圭、陶朱公之学。《史记·货殖列传》引白圭之语云：“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足见其所重者乃兵、法家之学，而非儒学。其中虽提到儒学“智”、“仁”等语，却也作了兵法家的解读。儒商恰是继承了这一传统。浙江瑞安儒商卓禺，就是以白圭“智”、“仁”、“勇”、 “强”之术经营；同时，“公之为学，从本达用，多所通涉”、“诗词书法，无不精诣”（ 吴伟业《卓海幢墓表》）。可见其教养十分全面，而决非仅限儒学一途。陆士毅“舍儒就商，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陆文定公集》卷七）。而传统儒学，却根本不关心什么“积著之理”。此之“儒意”，与其说是“儒学之意”，还不如说是“文化、学术之意”。其中虽包含传统儒道之价值理性，但更突出了“权变”等工具理性，也即如余英时所说“以最理性的方法达到致富的目的”。 大量资料证明，“儒商”的基本要求是具备广博的知识，而非专注儒家心性修养。如儒商黄崇德，就“博览多通”、“讲求周悉”。近代儒商更加突出。他们渴求“舆图之学，生物之学，制造之学，预算决算之学”，鄙弃“不学无术之徒”。苏州商务总会章程，也明确要求会员“通文义、算术、历史、地舆、制造”，“且能知各国之情势”，提倡“工商界与学者联合”。 由上可知，所谓“儒商”，乃实指“学者化的商人”、“有文化教养的商人”。当然，“儒商”之称，只是后人所命名，并无严格的界限，有些并非儒士出身却能以“儒意”经商的人，也不妨以“儒商”称之。 儒商的特征 “诚、信、正、一”是儒商文化的精华，具有儒家文化的丰富内涵，之所以说它是儒商经典，主要从儒商应具有的四大特征去认识。 第一、“诚者，天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信”，诚实、不欺。“诚”圣人之性，“诚者”圣人之本，故“诚信为本”。诚为体，信为用，有诚实、真诚之体，则有信誉、信用、守信之用。若无诚实，真诚之体，则信誉、信用、守信都丧失其存在之基础，变为欺骗性、虚伪性的信誉、信用、守信。诚者，即是真实的善性之自然显现，真与善是相统一的。《中庸》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只有做到了善，才能做到诚。你不“诚”，用户凭什么对你“信”！如果一个人内心是丑恶的，要在社会上立足，必然用花言巧语和欺骗行为伪装自己，就无法做到“诚”。“不诚无物”，就不可能成就事业，有所作为。 第二、见利思义，坚持正义与公平。“诚信正一”这个“正”字，不仅仅为“正当合法经营”，而且还具有坚持正义与公平的涵义。儒商作为一个经济人，体现了一个“利”字；又作为一个道德人，体现了一个“义”字。儒商天天同“利”字打交道，但又必须坚持正义与公平，以正义和公平作为利益取舍的根本原则，合于正义之标准的利，可以取之，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违背正义之标准的利，则必须弃之，正如苏轼在《前赤壁赋》所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第三、“仁者爱人”。儒家有句名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者以生财为手段，以自身的发展为目的、以保护自己的性命、人格、尊严、荣誉为目的，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境界。不仁者则以自身的生命、人格、尊严为手段，以发财赚钱为目的。为了钱，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以性命为代价；为了钱，不惜出卖人格、尊严；为了钱，贪赃枉法、坑蒙拐骗，不计身败名裂。 第四、自强不息，一流发展。如果是“以身发财”，除了钱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只会挥霍享受，小富即安，丧失不断进取的动力。只有坚持持之以恒的目标，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有持久的发展，才保证事业长盛不衰。 “儒商”的现实意义 儒商，它是一柄“双刃剑”，在约束儒商自身诚信经营、重义轻利的同时，也提高了儒商的信誉，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和风险，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和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弘扬儒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深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发的“八荣八耻”道德规范，与儒家思想一脉相传，是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而根植于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当代经济发展经验形成的儒商文化，与“八荣八耻”互相印证，可以说是“八荣八耻”的商业版本。我们要把提倡儒商文化与贯彻落实“八荣八耻”有机结合起来，重铸道德长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推动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 其次，儒商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补充。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失灵的时候，它不能解决市场中的垄断、收入不公、并带有一定盲目性、滞后性等。而以行政审批为核心的政府调控又难以洗净"腐败之手"，这中间必须有道德的"良知"来发挥公正的作用。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处在成长阶段，再加上长期的"斗争哲学"对传统道德的破坏，使得市场经济秩序极度为混乱，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成灾，到上市公司的集体造假，再到厦门远华走私、沈阳慕马的腐败大案等，无不在昭示着重振道德的"纲常"的必要。可以说，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是市场经济列车的铁轨，脱离了道德之轨，市场之车就会寸步难行。我们提倡儒商文化可谓切中时弊，恰逢其时。 第三，儒商文化是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诸多内容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如注重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重“义”就是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仁爱”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人本管理。“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西方的诸多管理法则也往往体现了这种管理中的道德诉求和人文关怀。如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德国企业的质量第一观念、日本企业的团队意识等，与中国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谓殊途同归。 如何发扬“儒商” 时代总在进步，儒商也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这种转型最本质的体现在传统儒商精神在新时代的扬弃和发展。现代新儒商精神吸取了传统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传统儒商的“仁爱”、“民本”、“民生”的传统、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实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忧患、改革、创新、竞争精神，“反求诸己”的精神，成为中国现代企业精神的思想来源；传统儒商道德“以义取利”、“诚敬就业”、“言信货实”、“和睦谐调”、“勤俭廉洁”的合理内核，也成为现代企业道德的的重要内容；此外，儒商精神还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智慧宝库和现代企业形象的设计方法。 同时，现代新型儒商要摒弃了中国传统儒商所带有的那种地域性、宗法性、行会性，克服了传统儒商的家族经营（阻碍了企业的扩张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官为本”（不利于企业世家的成长和企业家的独立经营）、谦和忍让（缺少市场竞争和进取意识）等缺陷，既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活动的有关知识、智慧、眼光和文化素养，要具备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 在知识经济、知识资本的未来，知识经济提醒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眼光仅仅局限于高新科技。高新科技是发展的车头，深厚的文化底蕴才是发展的基础。只有既具备现代科技知识，同时又有道德文化修养，才能成为未来企业家中的精英和中流砥柱，而这样的企业家，就是现代新型儒商。儒商将成为国内外中华民族企业家的主体，儒商文化也将成为中华民族企业文化的代表和世界企业文化的主流。 这是理论界对儒商时代的呼唤。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奸商已成为过街老鼠，文化层次较低的“暴发户”逐渐在竞争中被淘汰，只有具有仁者风范的儒商最有生命力，要在竞争中纵横捭阖，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为社会公众事业献身，要不断提高自我修养和文化意识，不断充实精神，调整行为，更加适应时代变化，要不既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又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从而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再从这些年中国人的发财之路看，有知识、有专长、懂政策、讲信誉的人发财已成了商品经济的主流，商品与服务因为文化的附加而使其竞争力更强。文化是投入少、回报大的一种产业。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正在中国发展，并且成为跨世纪的发展的大方向。 儒商时代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趋势。今后的商战必将是一场文化大战。文化大战的主角，必将是一大批儒商。 如今，伴随着社会转型，面临“入世”后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们遇到的是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商业信用危机，假冒伪劣横行。我们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个面临重建的问题。努力提升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利用本土文化，发掘儒商精神，并把它作为一种现代精神来提倡和弘扬，不失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新儒商是智力资源的载体，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儒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儒商才能承担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责，把义和利、富裕和奉献、竞争与合作，自强与自律统一起来，付于行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