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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实可以说明，中国各民族走向儒学认同已成了历史定局，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在各种复杂因素长期综合作用下产生出的一种必然结果。儒学在中华各民族中的传播及被接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大融合的过程。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汉、满、蒙、回、藏等50多个民族，不断地分化、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族人民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同时也创造了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传统文化，而这个传统文化的主干就是儒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种认同——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认同，而这种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共同认同的文化——儒家文化。儒学不属于汉族，也不单属于哪一个少数民族，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它是古代中国各民族融合统一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之所以历久不衰，与儒家文化的凝聚作用有很大关系。儒学传统在历史上用来整合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及其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与儒学有关的文官制度及其信仰系统，用来整合汉民族的文化与其它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这其中儒学作为“大一统”的封建文化，既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封建制度的支撑作用，又有对中华大家庭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心理维系和文化延传作用。 二、儒学对中华各民族具有坚强凝聚力的原因 民族凝聚力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儒学之所以在各民族中传播和被接受，并成为中华各民族具有坚强凝聚力最深厚的文化基础，其主要原因在于儒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适应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儒学的包容性、开放性，使它能被各民族接受、认同，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 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相互交融的多源文化，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虽然汉代曾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所尊崇的“儒术”，已经涵摄了黄老道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学说之要旨，并以“和合、中庸”作为其思想旨归。汉末，佛教思想传入了中国，并不断与本土的儒道思想相互融通，到唐代则形成了儒释道共存合流之势。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来看，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就是在兼容诸子百家、融合道教、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儒学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度享有“独尊”之地位，但这种“独尊”不等于“唯一”。中国文化中没有诸神之争，儒、佛、道并育不害，这正是儒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所在。不像“欧洲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10]，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儒学虽有固守道统、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性，但同时又有融汇消化其他学说以增强自身生命力的灵活性。在其长期发展中，儒学不断与多元文化交流，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容纳和同化其他文化，同时也沟通、融汇了各民族文化，因而使中华各民族人民都或早或迟的接受儒家文化，甚至把儒家文化看成是自己的文化。 (二)儒学“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封建国家的统一、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一统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其最早出现于《春秋公羊传》。孔子作《春秋》，在记载列代周王即位时多次冠以“王正月”字样。对此，《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西汉大儒董仲舒由此引申出政权统一的思想，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152这一解释与孔子本人的意向是基本符合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总体上处于分裂状态，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便是中国获得政治统一，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1]168。他反对诸侯和大夫破坏中华大一统的行为，极力呼吁“一匡天下” [11]144。先秦儒家几乎都有这种“天下统一”的思想。如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很干脆地回答“定于一”[12]4。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提出过“天下为一”[15] 312、“四海之内若一家” [15]93的观点。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多依托于统一国家的形式，故民族凝聚力又主要表现为统一国家的凝聚力。正是由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与同化、诸侯争霸天下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追求和合的统一观念渐渐孕育而生。自西汉形成大一统思维方式后，它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并长期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中华儿女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始终保持着一种民族凝聚力，使中国能一直以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儒家主张“仁政”，要求统治者“重民”、“爱民”以得“民心”，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在儒家看来，“民”是国家的根本，为政者要“重民”、“爱民”。孔子十分景仰远古圣贤，孟子则言必称尧、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这些圣贤们能勤政奉公、视民如伤、爱民如子，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11]59的伟大圣王。他们也因此而赢得了“民心”，被万民拥戴，才开创了三代盛世。反之，那些虐民、残民、害民者，将失去民心，导致国家分裂，天下旁落。孟子明确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2]111，把民视为国家之本。他深有体会地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2]54可见，儒家把民心向背看得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得民心便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认同感、亲和力和内聚力，从而把统一国家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儒家“重民”、“爱民”思想的深层次内涵包括重国家民族凝聚力，主张只有人民信任而形成的精神向心力，才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最可靠的基础。与此相联系，儒家提倡实行“仁政”， 以德治国，特别重视统治者道德楷模的向心力量，将君德作为政治规范提到空前的高度。他们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11]122，“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11]9，“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11]47 ，“近者悦，远者来” [11]133，“民归之，如水之就下” [12]4，德政的结果会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一股强大而持久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确保国家的根基牢固。这种以德治国、以民为本的思想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了封建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人民争得了一些利益。中国古代也出现了一些进步政治家，他们把重民、爱民、与民同忧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注意吸引和聚合人心，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四)儒家重血缘、人情，尤其是同胞情结，以一种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文化的形式，长期以来对加强中华民族的感情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仁”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11]125。如何“爱人”，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1]4即从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起孝心、爱心，再把这种将对家庭成员的情感推及到社会关系中，达到“泛爱众”。这一思想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弘扬。宋明理学家们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3]、“……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14]这样在整个社会中，便贯穿着一种温和的伦理情感，从而使社会关系变成一种具有家庭色彩的感情联系，这种联系由近及远，有差别地延伸至天下之人，使人与人之间通过感情联系凝聚为一个亲密的整体。大家往往都以炎黄子孙自居，同宗同脉，并通过对祖宗的追忆和祭拜、对故土的眷恋，潜移默化地积淀成一种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愫，凝结成一种深沉的乡土意识，这对中华民族的感召和凝聚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著名作家萧乾《枣核》一文中的主人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改变了国籍并不等于就改变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这位美籍华人，虽身在美国，但爱祖国之情之行却令人感动。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海外华人华侨已经成为一种载入史册的经济现象和社会力量。而把世界各地的30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与十几亿中国人联结在一起的是两条重要的纽带：一个是血缘，另一个就是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