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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儒家主张“和为贵”，倡导和谐、和平，反对战争，主张对少数民族实行“文化”、“怀柔”政策，从而有利于民族融合。 儒家一贯提倡以“和”为贵，反对战争。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的实质是文化的统一和融合，它是和谐的、宽容的，非暴力的，而不是武力的征服。在儒家看来，“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16]44。夷狄既是人（民），性必善，通过德政教化，以“文”化之，可以提高其善行。即使相对落后的文化，通过“礼乐”教化，也完全可以提高为华夏文化，以实现“夷夏一家，天下一统”。儒家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11]118，夷狄既是兄弟，当然要平等互助，团结和睦。可以说，儒家思想本身对外来文化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并且认为民族文化的差异可以趋同，而实现趋同的方法就是民族平等、仁爱、仁政、修身，以及实施“礼、德”教化来实现，其结果是华夏相对先进的文化“同化”周边一些相对落后的文化，即孟子说的“用夏变夷”，以达到儒家理想的华夷文化一体，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历代封建王朝受儒家思想影响，大都对少数民族实行 “怀柔”政策。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但长期发挥主导作用的始终是文化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重要基础。 (六)儒家注重“家”、“国”观念，使个人对社会、国家产生责任感和归属感，从而形成向心力与凝聚力，培育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爱国主义传统。 儒家主张家与国一体，认为家是小国，而国则是大家，齐家与治国是统一的。《大学》提出治国就是“家齐而后国治”，把齐家视为治国的出发点。并且，儒家把在家的“孝”与对国的“忠”统一起来，视“孝”为“忠”的基础，如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1]2但家与国相比，儒家却明确主张先国后家，即在家与国之间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时，要毫不犹豫地舍家为国。这种重视个人对社会、民族责任的文化传统，使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为重的观念成为千百年来中华儿女祟尚的人生价值准则；而像岳飞及岳母、戚继光及戚母等一幕幕急国之难、为国尽忠、舍家为国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生动地体现和实践了传统儒学的家国一体、舍家为国的思想，并塑造、积淀为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熠熠生辉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这使得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内在凝聚力，汉族、各少数民族以至海外华人无不受到这种民族主义精神的感召，而认同于中华文化。 三、儒学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从一般意义上说，传统儒学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曾经是这个社会统治阶层的思想工具，其中那些强化君权、父权、夫权的“天命”理论与“三纲”伦理，已不适合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要而属于扬弃淘汰之列。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形成。时至今日，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宝库。儒家文化中包含并体现着以文化人、仁民爱物、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整体至上等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历经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民族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如能正确引导并赋予时代精神，不但将形成持久不竭的文化源泉，产生强大无穷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可以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实际作用。以下分而论之。 首先，儒家以文化人、以文聚力的思想，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文化”在中国古代本指“以文教化”，与武力征服相对应，即所谓“文治武功”。儒家经典《周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文化”的原始提法，即“以文化人”，就是用礼乐文明来感化、同化、优化人，并通过这种文化认同凝聚社会成员。可见，儒家文化很早就有一种人文精神的指向。汉代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在长期的发展中，作为文化核心，它不仅融合边缘文化，吸收各家所长，而且改造利用异质思想文化，始终保持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一贯性。这在客观上起到了团结民族成员、培育民族精神的文化凝聚作用。 文化对凝集民众人心、提高民族凝聚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被世界民族发展史有力地证明。如伊斯兰文化使本来处于野蛮蒙昧的、四分五裂的阿拉伯各民族迅速团结起来，并发展壮大为当今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印度历史上饱经劫难，数千年中几乎没有形成过长期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但除了近代的人为分治外，这个国家却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究其原因，传统文化的世代传承以及与之相一致的认同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17]可见，文化在民族凝聚力形成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在十七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无疑是民族文化的思想根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必须依托历史、立足现实，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优秀民族文化，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当然，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为了在历史的高起点上创造出符合当代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而不是要回到过去、守旧复古，更不是像有人提出的用儒家思想来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坚持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大力弘扬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努力把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和凝聚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 其次，儒家所倡导的团结统一精神，对当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反对民族分裂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大一统政治观念，以及秦汉时期建立的大一统国家而带来的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实践，形成了中国人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并进而转化为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社会心理，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思维定势。历史表明：团结统一思想不仅汉族有，少数民族也同样有，即都追求中华民族的大统一。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牢不可破的，这一点就连一些西方人都深有感触。早在1959年，正值苏联鼎盛时期，著名的女政论家沃德(B?Word)却预测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将因民族问题而瓦解，而中国的统一在她看来则是不可破坏的。[18]现在看来，这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惊人的正确预言！为何对中国的统一如此有信心呢？那位女政论家的理由是：中国历史悠久、广土众民，特别是各族群之间的文化相互渗透、浑然一体。这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如此深厚的文化基础！在世界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古罗马、奥斯曼土耳其、俄罗斯等几个大帝国，但持续时间最长的不过500多年，便迅速走向分裂、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国内各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和对立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自秦代以来基本上持久保持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不能不承认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确曾起了强大的聚合作用。 中华文化是凝聚炎黄子孙的真正源泉，虽经数次分裂、阻隔，却总也挡不住文化上的依归和亲和，并最终导向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为国家统一为乐、为国家分裂而忧，以维护民族统一团结为荣、以制造民族分裂为耻，这是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儒学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根基。它不仅有利于台湾的回归，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且也有利于维系港台及海外5000余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有利于吸引他们对祖国大陆地区发展市场经济的支持。据统计，对大陆投资的80%来自海外华人就是明证。 当前，境内外还存在着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如“台独”、“藏独”和“疆独”分子，他们一直从事着分裂祖国、破坏统一的活动，曾一度猖獗，是当前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毒瘤。但分裂祖国始终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包括台湾同胞、西藏同胞、新疆同胞在内的中华各民族人民都认同和承认只有一个中国，都是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文化、共同的民族心理、共同的民族根本利益，必将把中华儿女紧紧的凝聚在一起。一旦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凝聚力就表现为各集团、阶层尽弃前嫌，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大义为先，团结一致，共同维护国家利益、捍卫民族尊严，表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再次，儒家“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为我们处理国内外民族、国家之间关系，培育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思想资料和精神启迪。 “和而不同”的思想渊源久远。《国语》中记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9]这里的“和”，是不同因素、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基础上的融合；而“同”则指排斥差异的简单的同一，是事物的简单相同或相加，这不仅于事无补，还容易引起纷争，使事物难以生存与持续发展。孔子把“和”与君子、“同”与小人相联系，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1]135。受儒家思想影响，“和而不同”便成了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以至民族关系所遵循的一条重要准则。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了色彩多样、内涵丰富的大社会。尽管其间有过局部的民族分裂和战乱，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总体格局一直没有变，这正是“和而不同”思想的一种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