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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学分不开。什么是学？古人认为：“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 学之为觉（悟），说明学首先不是去追求外部的未知领域，而是觉悟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但它不是一个闭门思过，冥思苦索的过程。“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三十一》）这表明学首先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从实人实事的实行（包括自己的实行）中，时时处处有所觉悟。儒家当然从典籍中学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二十五》）。这说明孔子并不排除对文献典籍的学习，他自己就在这方面用力至深至勤。然而，他对于古代典籍文献，决不是把它们作为客观知识的对象来掌握，而是把它们作为教化和启悟的途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阳货?九》）。这最后一句也不是表示了解有关草木鸟兽的客观知识，而是蒙培元先生所指出的：是“运用‘诗’的移情作用，学会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感受大自然的丰富多样性，体悟自然界的生命，体悟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正因为如此，孔子对古代文献典籍的解释在受过现代教育的研究者看来，完全是任意发挥，不管文本的本义，完全没有任何“客观性”。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大概要数他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解释了。可这恰恰表明了孔子对于文献典籍的态度。对文献典籍的学习目的不仅仅在于“客观”掌握它的内容，更在于从中把握我们存在的可能：“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也与！”（《阳货?十》）今之教学《诗经》者或许能详其名物训诂，又能进而言其义，然不能“为”，在夫子看来，终是枉然。 在现代教育影响下，今天人们很少能理解夫子的立场了。在现代教育者和研究者的眼里，《诗经》只是知识对象，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知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正确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如果把人与他的历史以及历史产生的一切看作的完全对立的，人是认识主体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客体的话，上述看法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如果将人与其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视为一体，如中国古人和西方古人的话，上述看法的有效性主张不是无限的。人固然可以把他的周围世界视为认识对象，但事物对我们并非只有成为认识对象这一种可能。如果不把人视为孤立的主体，而视为有机世界的一个有机分子的话，那么万事万物未尝不是就是人自己的种种现实和可能。 《大戴礼记?哀公问》引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又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此所以天人合一，成己即所谓成物。作为宇宙万物中最活跃的分子，人自身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世界的完善与否。从古至今，特别是在当今世界，自然界的种种问题都与人有最大的关系，更不用说人类世界的种种问题。既然世界的种种问题取决于人，那么反求诸己，通过改变和提升人自己来改变世界，不是解决人类种种问题和危机唯一可行的道路吗？而这不就是《论语》的基本出发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孔子和《论语》就决不仅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论语》不应该是知识对象，而是成己成物的途径。 德语“教育”一词为Bildung，出于“培育、成长”的意思。而中文“教育”的“育”字，也有“培育、成长”的意思。人类向来把教育视为自我成长和提高的途径，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成德。例如在柏拉图那里，体育的目的首先不在强身健体，而在于培养学生勇敢坚忍的德性。然而，在现代教育中，学习和扩充谋生的知识和技能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虽然没有一个现代教育的代言人完全放弃传统成己成德的教育理念，但基本上是束之高阁，或仅是说说而已，并不实行。而且，在目前流行的教学体制下，成德之教很容易变成知识的传授和灌输。《论语》的教学不但不应该是简单的知识传授，也不应该是流行意义上的道德教育。那实际上是像灌输知识一样的灌输道德戒条，而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真正的道德教育，己古典意义的道德教育其实是人道教化，它不是通过灌输和传授，而是通过生命实践。 现代教育向《论语》提出了挑战：如何不成为知识的对象而成为学生成德成己的途径。反过来，《论语》也向现代教育提出挑战：如何保持教育传统培养教化人的功能，而不至于蜕变为职业培训。这里涉及的显然不仅仅是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如何教学《论语》的纯粹方法论问题，而是教育的根本理念问题。这才是《论语》对于现代教育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