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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孔子与《易》的关系 《易》这一文献，直到战国时代为止一般只称为《易》，西汉初期以后才被称作《周易》。被奉为《易经》大概应是西汉后期以后的事了。 《易》原是古来在民间存在的占筮书籍以及相关的技术体系，用来占问日常生活上发生的各种问题的吉凶、祸福。例如交友、仕宦、结婚、生育、疾病、旅行、祭祀等等。近年中国陆续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前所未见的珍贵数据。在这些新出土的数据中，除《易》之外，还有《日书》、《式法》、《五星占》、《归藏》等多种书籍。都是与《易》几乎有着同样性质的、广义上的占筮书。在当时下自庶民上至王侯，有很多人于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占筮书籍。 《易》的占筮思想的背后存在着宗教性神格（deity）的“天”、“鬼神”。人们对日常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占问吉凶、祸福的目的，无非是想询问于占筮的背后所存在的“天”、“鬼神”的意志。所以，《易》本来是一种宗教。《易》这部书，直到战国末期还没能成为儒家的经典，与儒家毫无关系。儒家的重要思想家们，从春秋末期的鼻祖孔子，到战国时代的孟子、荀子等，几乎没有谁肯定地谈及过《易》。而我们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儒教的基本特征来看，这也是自然的。 笔者认为，至战国末期的古《易》书，只是由卦画、卦名、卦辞、爻卦构成的简单的《六十四卦》而已。它与其后的《易经》（尤其是《易传》）不同，还不具有高深的形而上学等哲学、阴阳说、五行说等自然哲学、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用于占筮民间日常生活的古《易》里没有诸如高深的哲学、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高深的东西，是战国末期以后随着《易》的儒教化、经典化，儒家思想家们通过承认《易》，将其收入自己的经典，阅读并研究《易》的《六十四卦》，甚至撰写作为注释的《易传》等一系列过程，最后加进经文《六十四卦》的解释和各种《易传》中的。 通行本《易经》之外，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新出土的《易》文本，有战国末期～前汉初期成书的上博楚简《周易》，西汉高祖期～文帝前期（到公元前168年为止）成书的马王堆帛书《周易》，高祖期～文帝前期（到公元前165年为止）成书的阜阳汉简《周易》。这些出土资料是目前最古的《易》。通过探讨这些新的出土数据，我们可以更正确地把握《易》的经文《六十四卦》和注释《易传》的成书过程、《易传》各篇所包含的儒家思想的内容和特征，更可以探明《易》的儒教化、经典化的过程。笔者至今发表了许多关于《易》的儒教化、经典化的论文** 。在此只简单地将其结论记述如下。 战国末期以后，儒家的思想家们放弃了历来已经成为传统的对宗教的批判，将《易》收入自己的经典，研读《六十四卦》并为之撰写注释《易传》。他们的态度发生如此变化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其原因之一，秦始皇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镇压政策，儒家面对不许私藏《诗》、《书》及诸子百家书籍的严酷政治，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史记?秦始皇本纪》有： 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因为允许民间收藏的书藉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他们就将卜筮之书的《易》当作经典而引进，以研读《六十四卦》并为之作注为隐身之术，继续开展了自己的思想活动。但笔者推测，除了这种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应该说面临着新的时代，儒教的思想内容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当时的儒家思想家，为了把本来与儒教没有关系的《易》赋予儒教性的意义，使其儒教化、经典化，而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例如，编造了鼻祖孔子在春秋末期爱读《易》，而且写作“十翼”等故事，将孔子和《易》联结起来。又为了将孔子视为楷模并仰慕的、作为儒敎象征的周文王、周文化与《易》结合起来，而编造了故事。（《易》之名称改为《周易》，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在为《易》作注的过程中，在“十翼”中大量加入《六十四卦》本来所不具备的儒教的高深的哲学、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等。如果探寻其背后所存在的思想原因，可有以下三点。 第一，原来不擅长形而上学思考的儒家，通过将《易》经典化及撰述《易传》等媒介，为儒家内部导入了大量道家的形而上学，试图借助道家的力量拂拭儒家在营建基础思想体系中的不安。第二，希冀获得一部从根本上可以支撑起孔子言说、甚至儒家思想体系本身的经典，也就是说，当时五经（《诗》、《书》、《礼》、《乐》、《春秋》）正在完善之中，他们试图获得一部远远凌驾五经之上的、最高的经典。第三，作为占筮之书的《易》本来具有巫术性、宗敎性，儒家对此原来是加以批判的，现在一改其衷，将《易》的巫术性、宗敎性也包容于自己的内部，作为达到象数家理法、哲学的“数”及儒家伦理、政治的“德”所必要的基础阶段，从而使儒家的思想世界更为丰满。尽管如此，第三点却也是西汉后期到东汉间基于《易》和《春秋》而产生的儒教的灾异说化、谶纬说化之先驱。 上述各种努力的结果，《易》的儒教化、经典化，可以认为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因为其中附加的儒教的高深的哲学、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到了西汉初期《易》已经被看作是孔子阅读并撰写了注释的儒教的正统文本，所有的儒教信奉者都必须学习的经典。随着时闲的推移，《易经》在五经中的地位逐歩提高。西汉中期以后，《易经》终于上升到了五经首座的位置。这以后，直到近代为止，在作为旧中国统治思想的儒敎中，《易经》长期保有了首席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发挥形而上学的机能。 过去笔者曾参照《论语》等古文献中的孔子思想来探讨孔子对于《易》的看法。在此将其结论简述如下。 孔子曾经读《易》的记载作为史实値得怀疑。这也应该看作是为了将《易》儒敎化、经典化，而需要编制的故事。自古以来所引用的孔子读《易》的证据之一在《论语·述而》中：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这段话中的“易”，应如《经典释文》所引《鲁论语》那样，将“易”理解为“亦”，即：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历来的解释，因为以其中的“易”字为根据，所以相信孔子读《易》且撰写了《易传》。到了近代，李镜池《周易探源》等开始批判此说并提出新的读法。其后，终于迎来了证明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日子。这就是所谓《定州论语》的发掘和公布（参见注释11）。不用说，这是目前最早的《论语》文本。定州论语的《述而》有：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毋大过矣。 这一新出土数据证明了李镜池等人的主张的正确性。 作为孔子读过《易》的另外一个证据在《论语·子路》中：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见于通行本《周易》恒卦九三，《子路》将其当作孔子的话来引用。然而，问题在于《子路》的这一章到底是不是春秋末年孔子的讲话？而实际上又究竟是何时的作品？众所周知，与上文所引的《论语?子路》的一部分相重复的文章，在通行本《礼记?缁衣》中可见：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 不仅如此，《礼记·缁衣》的南人有言章的原型资料，现在发现了两个（郭店楚简《兹（缁）衣》与上博楚简《（缁）衣》）。将以上四者加以比较、对照，就可能推测出《论语?子路》篇的创作时代。据笔者的研究结果，《论语?子路》的这一章，要稍晩于通行本《缁衣》篇的南人有言章，大概是在比西汉文帝后期更晩的时期完成的。故而，将它作为孔子读过《易》的一个证据显然是不恰当的。 另外，有关孔子创作“十翼”的故事，《史记?孔子世家》所云: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繋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絶。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大概是其原型。其蓝本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要》中。马王堆《易传?要》的成书年代是战国末期～西汉初期，因此，孔子晩年喜读《易》且制作“十翼”的故事，并非是基于春秋末期孔子的真实活动而传承下来的历史事实，我们将其视为西汉初期由于《易》的儒敎化、经典化而产出的虚构（神话、传说）要更为合理。另外，在《荀子?非相》和《荀子?大略》中，引用《易》或提到《易》共有四条，应全部看作是出自战国最末期～西汉初期荀子门人之手的文献。而儒家内部开始研究《易》，那是战国末期以后的事情。如上文所引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有： 丞相李斯曰：“……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易家的总序有： 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絶。 这些文献也证明了秦代以前的《易》尚未成为儒敎经典，还只停留在卜筮的阶段。 6. 结 语 本文从“鬼神”、“天”、“礼”、《易》的四个领域，探讨了孔子对当时宗教所持的态度。关于这一问题，我想在上文中已作出了明确的解答，而无需再作重复性的解释。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孔子对当时的宗教给予很低的评价而以超越这种宗教为己任。换而言之，他批判了以往人类赖以生存的诸神格的旧的宗教，尤其在“天”、“礼”的领域，放弃了古老的内容，而于其中纳入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性、政治性的意义，仅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天”、“礼”作出了肯定性评价。 战国末期以后，儒家放弃了历来已经成为传统的宗教批判，而转向肯定以往的宗教。这种现象不仅是儒家，也包括墨家、道家。应该说这是全体思想界的一个新的倾向，即所谓的宗教复活。有关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条件、背景，本文“5. 孔子与《易》的关系”中虽多少有所谈及，但笔者还未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待今后的努力。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代从孔子到荀子的儒家的宗教批判和战国末期以后的宗教复活，是不能一概而论的现象。笔者认为只有将两者区分而论，才能正确地讨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 （池田知久（日本）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会副理事长 ） （2009年9月24日发表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