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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今天世界历史的这一形态还在处于“茁壮成长”的过程之中，甚至可以说，这一形态在今天才显露出一些萌芽，其巨大的“冰体”可能还在后面。但很清楚的一点是，人类社会正在因此而被重新构造，这种构造的基本原则是资本的“强制”。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传统将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本身又何以自处和发展呢？下面我们以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儒学运动为例进行探讨。 二 世界历史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无可避免地使所有人类文化传统经历资本的过滤和改造。不过，由于人类史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遵循双向（一主一次）对流的逻辑。因此，与文化的资本主义化及其导致的一体化、同质化（在消费上的表现就是感官化、物质化）相对的还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反抗或抵制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地方化、异质化和崇高化。这两种趋向相反相成，共同构成世界历史在目前这一时段上的文化全景。在这一图景中，无论是以公开的形式还是以隐蔽的形式在起着主导作用的都是资本的力量，对抗资本的力量则处于弱势地位，发挥着“在野”的制衡作用。 在双向对流的全球文化景观中，儒学运动也展现了两种态势：一种是接受资本的逻辑并依照其展开自己的运动，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另一种是从属于对抗资本的运动，成为批判资本及其统治的资源。前者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来把握。在理论层面上儒学被改造为符合资本口味的学说，比如，对于东亚经济崛起所造成的儒学复兴运动，阿里夫·德里克就曾说：“全球资本主义意欲寻求与其崭新的‘非中心化了的’（‘decentered’）结构相应的意识形态，儒学便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替代物，来满足其新的却又不怎么新的需要。”[20]也就是说，他认为复兴的儒学被建构为碰到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杜维明的“新儒学”虽然包含着许多不易把握的层面，但主要是对东亚资本主义的哲学解释。再比如，成中英所谓的中国管理哲学主要也是将儒学建构为符合资本主义需求的理论。在实践层面上儒学资源被运用到资本主义的各种运作中去，从东亚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到社会关系的协调再到企业经营以及社会个体素质的提升都可以看到儒学的影响，比如，张德胜和金耀基在访问了四十位企业家之后说；“‘儒人理念型’所包涵的道德价值或性格特征，散落在我们访问过的企业家身上。有些人多些，有些人少些。”[21]再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将儒家的观念贯穿进国家的领导工作中，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两位美国作者才认为他“尽管高度西方化，但在许多方面仍不失为一位典型的儒家领导者：克制、淡漠、独断、关切国家福利。”[22]因此，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表述和经验内涵就是第一种态势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典型。后一种态势体现在儒学运动对于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人的异化和生态破坏的批判上。在当代，绝大多数肯定、赞赏、倾向儒学的学者都突出地强调道德伦理的功能和价值，对商品拜物教和整个社会感官化、物质化及环境污染持批评态度，尤其对金钱至上论和感性欲望的放纵极为反感、激烈批判。我们这里仅举近年来探讨新仁学较多的牟钟鉴先生的一段话作为例子来说明，他认为：工业文明的“有些弊端发展下去将给人类造成根本性的威胁，主要是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人的生活高度物质化外向化，内心世界无所归依；科学和金钱左右一切，道德风气普遍下滑；社会犯罪和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秩序不能正常维持；环境和资源被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基础发生动摇。当代的西方文明使人类异化成了商品的附属物，从而使人丧失了自己。”[23]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态势未必体现在不同的学者思想中，在多数时候往往是一个学者的思想中这两种态势都包括，其基本的理论思路或态度是通过批评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来为资本运动纠偏去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