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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儒学运动的整体来看，从属于资本运动的态势和对抗资本运动的态势都在其中具有自己的活力，更为关键的是，它们还都具有自己存在的必然性。就后一种态势来说，这应该和儒学产生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并被这种社会规定了其性质有关。具体说，产生于宗法共同体的儒学在主要方面是一种伦理学说，其基本功能是维护以血缘为基础的、依附性极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因此，它天然地具有对抗打破这种社会秩序的各种势力的功能。资本及其生产方式是破坏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为强大的一种势力，所以它在本质上要受到儒学的批判。二十世纪的新儒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儒学的这一天然功能，而且和后资本主义的思想势力（比如环保思想，甚至还有社会主义思想[24]）结合至少联系起来，共同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抵制和反击。应该承认，这是现当代儒学运动的重要精神和功能所在。就前一种态势来说，由于资本主义必然要远远优于、强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它所创造的文明也必然远远优于、强于前资本主义文明，所以资本会在历史进化规律的作用下来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它的工具和附属物，或说使之（前资本主义儒学）成为“资本主义的儒学”。这样，儒学运动中自然便会表现出从属于资本运动的态势，各种各样的新儒学中自然便会出现支持资本逻辑的倾向。在我们看来，就今天所能见到的儒学当代形态来说，新儒学成为一种服务于资本的意识形态是可能的；同样可能的是，新儒学作为一种批判资本的意识形态也不会轻易减弱。在某些情况下，儒学的这两种功能甚至可能同时加强，这是由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辩证规律在起作用。从总体上看，这两种态势都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的结果，它们反映了中国（远离资本主义起源地的西方）传统（被重新构造之后）在这一运动中的动态事实。 三 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全球化时代儒学运动的发展方向做出思考，而这个思考又是建立在对于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方向的理解上。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来看，世界历史可以分为一体化和同质化两个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但又各有侧重的发展阶段，这是由人类生活的环境特征（地球表层）及其本身的生理、心理特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自然史深层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世界历史一体化阶段的中途，处于全球化加深、拓广的过程中，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正在被无可避免地裹携进去。对于这一阶段的世界历史起着支配作用的仍然是资本逻辑，虽然有各种各样对抗资本运动的实践势力和思想势力存在，但直到今天资本尚未表现出必然性上的衰落趋势。 在世界历史的目前阶段上，直面资本所带来的一切是儒学运动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儒学重新建构的主要问题。首先，从儒学的资质层面来说，它要接受资本文明所创造的强大理性能力。我们知道，古典儒学在建构思想世界方面是有欠缺的，它没能在经验和语言之间建立复杂的关联，没能对二者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它也没能建立庞大、深邃、细密的知识学系统，没能为思想世界的展开提供一套便利的工具。它的内容基本停留在日常说教、道德体验和审美感悟的层面上。所以，它对人类思想的开拓和反思程度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与产生儒学的时代和社会形态有关，这实际上是人类文明较低发展水平的表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从文艺复兴到今天的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庞大思想世界，它是“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25]的结果，也是今天为人类全体所有的的巨大精神财富。正如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物质文明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比拟的，这个思想世界也是儒学在内的各种前资本主义文化形态所无法比拟的。在今天，它无疑构成人类的主要精神空间和主要精神能力，它带来的理性能力是人类精神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学显然在诸多方面要逊于它，尤其在理性能力上远远地弱于它。因此，充分地吸收资本主义思想世界的丰富财富，尤其是汲取它庞大、强劲的理性能力，将自身建构为一个精致、深广的思想世界是儒学在全球化时代必须要做出的选择，是发展前景上生死悠关的环节。没有自身理性力量的这种提高，儒学在未来世界文化市场上就会缺乏基本的竞争能力。 其次，从儒学的内容层面来说，它必须接受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自由、公正等基本理念。这些理念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在近几百年中付出巨大惨痛教训之后取得的共识，并且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普同原则，同时它们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思想基础。这些理念是传统儒学所不具备的，由于其社会基础的影响，儒学的基本思想和观念渗透了前近代社会宗法关系的影响，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26]的影响。而儒学要想在当代社会立足必须要剔除这些影响，接受自由、公正等人类近代基本理念，然后重新阐释自己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观念。只有这样儒学才能具备时代特色，才能和其它民族思想进行对话，才有可能为当代社会所接受。如果不吸收这些基本理念，恐怕儒学是很难在当代全球化的世界上觅得立足之地的，而且会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最后，从儒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最终命运来说，它的前途取决于它在资本逻辑所支配的世界上的用途，取决于它满足这个世界需要的程度。对此，汪丁丁说：“市场机制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恢复某种即将死去的文化，那就是当这种文化重新被消费者需求的时候。”[27]儒学自然也难逃这个任何文化传统都无可避免的“华盖大运”。在全球化时代的这个巨大市场上，各种文化传统之间无疑将展开多方面的竞争，其中，优胜劣汰的原则肯定在发挥着根本的选择功能。在这一市场中，庞大、深刻、细致的文化自然占有优势，而狭小、浅显、粗糙的文化当然处于劣势。如果从传统儒学的资质来看，它显然属于后者。那么，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儒学必须完成从古典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变。从根本上来说，儒学的未来命运不取决于历史上的传统儒学资源，而是决定于今天对儒学的重新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