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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明代一些文人在清苦的仕途官场中所得到的俸禄银两是以前各朝代中最少的，所以出现了文人以文取酬、以书画取酬的社会新现象，即：明代文人“润笔”资费现象的出现。以此来贴补生活之需，这种现象的出现使传统的儒学价值观念得到了挑战，并使文人的价值意识得到了新发展。这时中国的诗文书画在封建社会的文化市场上已经确立取得了商品的地位。由于文化艺术发展的地域性差异，画家艺术形式矛盾的复杂性因素，使明代画派丛生，画家的绘画理论著述及其作品空前的繁多，绘画显示出了在这个时期艺术发展的多样性、繁荣性。城市平民的日常家居生活完全美术化了，生活环境亦溶入诗文字画的艺术境界中，从“比德化”的绘画作品中体味人生的境界。这个时期园林建筑亦是反映“人与天调，天人共荣”书画溶入其中的中国文化特点。 明代儒学的转向对中国画艺术平民化、商业化发展的影响 明代的哲学是两宋及元代哲学发展的延续，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这个时期明代统治阶层利用儒释道宗教道德伦理各自所具有的宗教规范及各自的社会功能，来作为统治服务的工具。由于佛道两教的发展由前代至此时期处于冷落期，两股宗教力量为了自身发展积极向儒学理论靠拢，强调“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出家，在尘出尘，在事不留事，在物不恋物”，学习儒学的伦理价值观，并与其忠孝道德伦理观念相融合，向世俗化平民人群容易接受的层面发展，形成了各自新的以心性论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学说。儒学完成了由程朱理学理气论向王氏心学心性论的转变，宋元时期的儒学程朱理气论渐渐褪色。儒释道思想学说的世俗化倾向是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它们各自的思想学说都作了通俗化的研究和推广，并以通俗民间化的方式在社会广泛传播，并影响渗透到平民百姓的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 明代初期，儒学在继承宋儒理气论的同时，渐渐溶入了陆象山心学的哲学思想，并使其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明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得到了完善，心性论逐渐成为明代哲学思想学说的核心。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象山的哲学思想，吸收了道释两家宗教的道本理论及禅宗的心本理论，创立了以“道德理性为统领，以知识理性为辅翼”[3]的明代心学基本纲领。王阳明在这个时期提出人的道德在于意志活动的修炼，丰富的知识只能帮助人的理智能力进步和经验积累。他很尖锐地强调人不应只在知识能力上争高下、放弃道德涵养提高。很明显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封建道德的思想意识成分特征。但他强调的不能只注重知识能力提高而忽视淡化了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完善是可取的，这种思想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王学强调道心即是人心，它是人的本体，一切知识学问都是为了道德良知的培养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他所强调的“道德”、“良知”是一种封建传统的伦理规范。“心即理”是王阳明的心学观点，这个观点和宋儒“性即理”的截然不同具有突出的反传统的性格，反对僵化教条的、束缚人性的宋儒理学思想，这是王学 具有先进性、突破性的一面。王阳明心学的确立使儒学由宋元时期的政治伦理社会化倾向完成了向明代道德伦理本体化、个体化的转变。王阳明之后其弟子们对其理论的吸收各有所侧重，出现了王学理论不同的学术内容和研究路径。王门学术活动主要分布在江浙、江西及山东、湖北、安徽、福建广东一带。王门之后的学术思想由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在这个时期影响比较大。代表人物有：王艮、罗汝芳、耿定向、李贽等。他们主要以强调“百姓日用即道”和“顺势自然”为主要学术思想。至明末，王学末流的发展阻碍、蒙蔽了朱子理学的现实，文人学者开始重新认识总结评价心学学术思想的利弊，逐渐实地做功夫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主流，这个时期主要以顾宪成、刘宗周为代表，刘宗周是明代儒学承上启下的一位大师，他把王阳明的思想总结为“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4]他是明代儒学后期发展阶段的总结性人物，逐渐为以后的义理考据实证之学的发展明确了发展方向。明代儒学学者们多以开门授徒、民间讲学的形式传播其学术思想，学术趋于平实，追求“圣人之事，即百姓日用之事，圣人之道就是百姓穿衣吃饭”的境界。这个学术思想形成与传播同道家的人人皆可成仙、佛家的众生皆是佛、佛是众生象的理念是一致的，这都是它们民间化、平民化发展的特征性标志。释儒道已经完成了由贵族政治型文化向社会型文化、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转变。 在传统治学进仕的过程中，首先士人学者要在农业经济的日常生活中取得自给自足的经济保障，然后才有能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才是士人儒生为学的“学人本事”。明代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士人开始逐渐重视自身道德的物质基础，意识到利用“私”与“欲”以求“治生”。这个时期儒家对于士人不经商的传统观念开始了重新认识，对商人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儒学开始出现关于个人人权社会存在的思想观点。“弃儒就贾”现象的出现，致使一些弃儒经商的儒生商贾以“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为信条，尽心于所从事的“圣人之学”。完全打破了传统世俗“荣宦游而耻工贾”虚荣的价值观念。这种儒学伦理价值观念的转变无疑对于传统儒学来说是一次大的飞跃。以文利市、以书画利市的文化艺术现象成为这个时期新的价值趋向，出现了专门从事书画专业创作并以鬻画为生的专业画家，但亦有一批文人士大夫兼职画家以“润笔”的费用来补充生活。他们都溶入到书画商品化发展之中，那个时期是一个文化艺术兼融、多样化、风格化的时期。明代以至清代是一个商贾与儒士合流的时代，主要表现在商贾利用自身成功的商业机会寻找到了通过“捐纳制度”来达到入仕之路，寻求政治上的参与。这种现象是社会进步的迹象，是商贾之士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一次觉醒，但之后在封建集权的高压下始终没有走到历史的前台。这个时期士与商贾的合流所带来的是儒学的社会思想变革和发展，文化艺术的通俗化、平民化、商业化很大程度取决于儒释道的融合及“士大夫的商业化”、“商人的士大夫化”的士商合流的社会因素，通俗化、民间化的文化艺术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繁盛发展，如：戏曲、小说、风俗画、木版年画、人物写真等。 明代社会思想意识的重大变动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绘画领域十分活跃，士大夫画家与专职画家、民间画工的人数猛增，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工主要集中在江浙、南京、北京及一些经济、交通便利的商业城市，并且民间画工具有相应完善的行会组织，如：“画坊”、“画帮”、“画场”等。这个时期以地域、绘画艺术思想的差异形成的诸多画派亦活跃于文化发达地区，书画商品的交流异常活跃，名人书画价格的高利，致使制作书画赝品的人群繁多，书画流通市场的赝品之多已经开了宋元以前历史之先河。文人儒士逐渐对书画的利润表现出应有的重视，这是对传统以鬻画为耻的一种挑战，是文人传统价值观念的新突破。 两宋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绘画在这个时期强调“物理”、尚真、重活、追求神趣的画风，宋人绘画讲理、在里中求神，元代还有追求“形理”的余续，但已经在艺术强调“形理”的标准上开始了向写意化发展的趋势。同唐代绘画美学思想相比实为是一种发展和解放。历史发展到了明代绘画总是承接一些前代遗风，但随着明代儒学思想的重大转变，儒学的转向影响着艺术思想的蜕变，绘画强调“形理”者逐渐少于“重意”者。强调“意趣”、人文情态的抒写的绘画美学观念以成为这个时期主要的艺术追求。明代的近代著名理论家郑午昌先生在他撰写的《中国画学全史》中是这样描述那个阶段的“虽思想极解放，艺术极高明者，亦以追踵古人为能事；其泥古者，多学唐以前法则，重在得形，否则多近法元人，以写意鸣高；其宗宋人者，亦往往失之过于形似，或失之过于写意。总之，明人图画之思想杂，学术浑，美言之，可谓集前代之大成；毁言之，则为杂法前人，极无新建树可言。”[5]以上这种艺术现象的形成与出现是由于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空前融合，以及海外文化的进入，在重构新的哲学思想及艺术审美标准的时期，往往呈现的文化现象是多元的、多样性的、多视角的、多派别的。所以这个时期诸多绘画派别林立亦不是奇怪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