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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儒学本身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孔子的学说跟后来理学家的学说并不相同。上述《宗教词典》中一方面将孔子视为儒教的教主，一方面又将后来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作为儒教的基本教义，甚至认为儒学之徒“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侣，使宗教生活、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偶象崇拜渗透到每一个家庭”，这也属于夸大失实之词。孔子决不主张“存天理，去人欲”。不错，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1)夫子又自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22)但如果以为孔子主张只是吃素饮水，不饮酒吃肉，那就错了。只要有可能，孔子其实是极讲究吃喝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ｙì＠①而àｉ＠②，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23)关于衣服，子曰：“衣敝ｙùｎ＠③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24)孔子称赞他的弟子并不因为自己身穿敝袍与那些身穿华服的人同站在一起而感到羞耻。但如果以为孔子主张只是穿破旧衣服，并不讲究服饰问题，那又错了。只要有可能，“君子不以绀ｚōｕ＠④饰，红紫不以为亵服。”(25)“缁衣”需配以“羔裘”（用黑羊皮制作），“素衣”则配“麂裘”（用白色的麂皮制作），“黄衣”应配“狐裘”（用黄色狐皮制作）。(26)您看，孔子对衣服又是何等地考究？无论如何，笼而统之地把儒教“教主”和儒家之徒，称为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者，认为儒家主张“把俗人变成僧侣”，认为儒家提倡“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偶象崇拜”，并使之“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乃是过甚其词的并不切实的说法。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宗教现象、宗教观念的产生和流传，其主要根源与人受到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有关，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语）显然，我们对宗教不应采取简单化的态度。宗教价值是多方面的，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进行研究，但我们不得不如实地指出，宗教和鬼神迷信却又存在着一种血缘关系。而儒家学说虽然也有封建落后性和唯心主义的糟粕，但它的产生、它的本质却与鬼神迷信无关。就“三教”而言，佛教追求的是摆脱苦难人生，寻求进入极乐天国；道教追求的是个人长生不死，得道成仙。而儒教，依我们的理解，它是有关社会政治教化，封建伦理教化的学说，它追求的是从个人修身、齐家，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具体性质不同，所以把它等同于宗教是不恰当的。 我们说不要把儒家学说视为宗教，这并不是说儒家的思想学说对中国古代小说不发生影响，两者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许多古代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主要就是儒林人物，小说中写出了各式各样的“儒”，也写到了儒学和科举对于人们和社会的深刻影响。《红楼梦》里写儒生，也写和尚和道士。张毕来先生关于《红楼梦》曾写了几本著作，其中《红楼佛影》、《贾府书声》(27)，就是分别探讨佛家思想、儒家思想和《红楼梦》的关系的。《贾府书声》一书《绪言》题目是《怎样来研究儒学与〈红楼梦〉的关系问题》。张先生为什么不提“儒教与《红楼梦》的关系”，而是提“儒学与《红楼梦》关系”呢？(28)已故的张先生50年代初曾是笔者大学里的老师，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了。不过，我想他很可能也是不主张把儒学视为宗教，因而避免使用“儒教”这个用语罢了。 二 佛教、道教与中国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它们两者在实践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古代小说中，宗教思想的引入情况是复杂的，其所产生的作用或正或负，由此而导致的对小说思想艺术成就是否有提高或损害，主要决定于小说家的思想认识、感情态度和艺术创造能力的高低。此处不拟全面地探讨宗教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仅就如下数点，略作申述。 1.宗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 道教、佛教的盛行促成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兴起。鲁迅对此有言简意赅的评述：“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神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29) 鬼神志怪之作，有的出诸“自神其教”的教徒，有的出诸见闻博洽的文人。魏晋时期，特别是东晋以后，鬼神志怪的作品数量大增，确实与当时佛、道二教的盛行有关。这个时期的小说，有的已有相当曲折的故事情节和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有的则是数行即尽、记述简要的异闻传说，这个时期的不少鬼神志怪之作，往往又成为唐代传奇和宋元话本的再创作的基础。由此也可见出道教、佛教的盛行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发展过程。如张华《博物志》卷三《异兽》有《猴＠⑤》一条，共百余字，略述蜀中西南高山上猿猴常挟取妇女的故事，后来唐代传奇中的《补江总白猿传》、《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古今小说》中的《陈从善梅岭失浑家》、瞿佑《剪灯新话》中的《申阳洞记》等小说，都以此条为基础而详加发挥。又如唐代沈既济有一篇小说《枕中记》（《太平广记》题为《吕翁》），叙写主人公卢生热衷功名利禄，一生之中，曾经官场的升沉，欢乐和恐惧，而终得享尽人生所可能有的种种荣华富贵，最后是：“卢生欠伸而寤，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耶？’”(30)这就是有名的“黄梁梦”的故事。而这篇影响深远的小说，其主要题材和情节构思，依据的就是干宝《搜神记》里那一篇不过百余字的杨林玉枕（即“焦湖庙”条）的故事。(31)这类例子还有不少，此为治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学者所熟知，不备述。 道教、佛教不但促进志怪小说创作的兴起，同时也激起作者艺术追求的热情和兴趣，对小说创作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这里，我们可以对照阅读如下同一故事的两段文字。张华《博物志》卷一（士礼居本卷五）《杂说》下“千日酒”条： 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不醒数日，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向醒耳。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干宝《搜神记》卷十九“千日酒”条：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我酒发来未定，不敢饮君。”石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来，服以阕矣。”希惊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用命其家人，凿坟破棺看之，坟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坟。方见开目张口，引声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千日酒”的故事，在《博物志》仅百字左右，在《搜神记》，篇幅几为前者的三倍。在《博物志》仅为记事而已，而在《搜神记》，则不但篇幅激增，更重要的是铺展了一些情景细节，写了人物对话，对人物作了一些特征性的描写，因而小说意味更浓，作品更增添了情趣，同时进一步突现了“美哉，酒也”的主题。在我们今天看来，一个人被装进棺木、入土三年之后，竟然可以像没事人一般，轻松地喊着“快哉！”活回来，这自然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作者其注意点显然不在此事之可能与否，而在于如何使这个有趣的故事更加有趣、更吸引人，更加强化酒的力量、酒的诱人，以及醉于酒者对于好酒那种美的感受。作者甚至在故事末了再添加上一个浪漫主义色彩的结局，让那些发出笑声的墓上的人们，也像故事主人公那样，享受一次美酒的滋味，仅仅由于酒气入鼻，竟亦“各醉卧三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