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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教对小说题材和艺术构思的影响。 有些佛教经文衍生出小说，其影响作用不仅在于题材，也不仅在于宣扬佛教观念或学说，更值得重视的是佛教空幻、夸张和奇特诱人的想象力，对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艺术起了积极的诱发作用。佛经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超凡的玄想和极度的夸张。由于佛教徒讲经说法，其着眼点并不在引导人们执着于现实生活，而是要人们摆脱现实的束缚，将人们的思想、精神引向那空灵无边的非现实的世界。我们普通人想像世界之大，说到最后无非是说世界大得无边，如再要作进一步的表述就感到难以形容了。但是在佛经里，佛教徒却耐心地用一些专门的用语来竭力形容世界之大。佛经里经常出现“三千大千世界”这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佛教徒认为同一日月所照的天下为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因为世界之大涉及小、中、大三种“千世界”，所以称为“三千大千世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是否就全部包括了佛教所说的“世界”了呢？还不是！在《法华经》的《如来寿量品》中，其说法是：“譬如五百千万亿那由它阿僧祗三千大千世界。”“那由它”的数量是兆，“阿僧祗”则是无量数。原来，说了半天，“三千大千世界”仍只不过是无量数中的一个。你看，佛教观念中的世界是何等地无际无涯！佛教经文中这些空幻、超凡的思维方式，对于包括小说家在内的作家开拓思维空间，摆脱平凡和拘束，应当说是有益的。 有些佛教典籍，其中某些经文不但以其故事题材供给后代，而且它那变幻多端、想象奇特的思想艺术特点也对后来小说创作起到了启发、哺育的作用。佛经中形容世界之大，常用“三千大千世界”之语；形容事物数量之多，常以“恒河沙数”来比喻；形容物体大小可以互相容纳，又常有“纳须弥（佛经谓须弥山其大无比）于芥子”之说。佛经《观佛三昧海经》卷一说，观佛苦行时白毫毛相，细小毫毛中蕴藏许多菩萨，使人感到奇异的是“菩萨不小，毛亦不大”。这种小中可以容大的佛教思想，在后来《旧杂譬喻经》卷上《梵志吐壶》的故事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经文记述某国王太子入山中游观，遇到梵志。梵志“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年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复内妇著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旧杂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到荀氏《灵鬼志》中，就有了《外国道人》。此篇写一道人于路上遇一挑担者，谓步行疲极，征得后者同意，他进入了挑担上的一个小笼子里。有趣的是，此人“入笼中，笼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觉重于先”。其后于路边树下歇息进食，挑担者呼入笼者共食，后者云“我自有食”，自己在笼子中进食，并对挑担者言：“我欲与妇共食”，“即复口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许，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妇语挑担者：“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其妇便以外夫内口中。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以妇内口中，次及食器物。” 从《灵鬼志》中的《外国道人》，再到吴均的《续齐谐记》，这个故事又进一步发展。《续齐谐记》中的《阳羡书生》是一篇著名的故事，其中写阳羡书生许彦，山行遇一书生，谓脚痛，求寄许彦所携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其后写书生于路边树下歇息，“口中吐出一铜盘奁子”，其中许多铜制器皿，所盛饮食，“气味芳美，世所罕见。”(32)所不同的是除饮食之外，又增加了行酒。从书生口中依次连续吐出的青年女子和男子，及其他事物。又比此前的《梵志吐壶》、《外国道人》为多。这篇小说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对人物的描写则已涉及其容貌衣服，甚至使小说中人流露出男女之间，用情不专，“实怀外心”的秘密。整篇小说显得更为委婉细腻。从古印度佛经《观佛三昧海经》中的毫毛藏菩萨，到《旧杂譬喻经》中的梵志作术，再到《灵鬼志》中的外国道人以及《续齐谐记》中的阳羡书生，这个连续性的实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佛经对中国古代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均产生有深远的影响。 3.不同小说创作对鬼神的不同观念。 在古代不同小说中，虽然都写到了鬼神，但不同小说却流露出对鬼神的真实性持不同的观念和态度。这一方面，笔者拟抄出两则文字，跟大家来比较它们的异同。 《列异传》有一篇《宗定伯》。(33)这是一篇使人看了感到幽默的故事，全文抄录如下： 南阳宗定怕，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迭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于是共道遇水，定伯因命鬼先渡，听之了无声。定伯自渡，漕崔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把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经至宛市。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 《宗定伯》亦见于干宝的《搜神记》卷十六。《搜神记》同卷收有另一篇写鬼的故事，这就是《阮瞻》： 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以为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太恶。岁余，病卒。 上述两则故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描写来看，佳作当是《宗定伯》。两相比较，同样是写人遇到了鬼，但前者写出了宗定伯的聪明、机智和沉着，突出了他的大胆，胆大而又心细，随机应变，遇鬼不怕鬼，最后战胜了鬼，笔调轻松诙谐，是一篇写遇鬼不怕鬼的优秀作品。后者则写阮瞻前后的心理变化，起初写他“素执无鬼论”，并且写他与来客争辩，来客辩才略逊一筹，输给了他。可是这位来客突然当面声言我就是鬼，阮瞻就吓破了胆，脸色都变了。阮瞻遇鬼怕鬼，不久病卒，这个故事宣扬了鬼的真实性和有害的消极心理。 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中，写鬼的故事多半是宣扬了鬼的，但也有少数写鬼的篇什是宣扬不怕鬼的。除《宗定伯》外，像刘义庆《幽明录》里有一篇《阮德如》也值得一提。该文甚短，但却使人读来颇有趣味：“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34)这里有意思的是写鬼也有那么一点共通的人性，当别人说鬼面目可憎时，鬼就难以为情地退去了。这篇短文和《阮瞻》对照起来看，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即遇到鬼不用害怕。如果你害怕了，那你就上了鬼的当；相反，如果你真的不怕鬼，即并非只是在口头上不怕鬼，那么鬼就对你莫可奈何，反而会怕你而退避了。这里反映的是生活中的一种辩证法。上述情况也告诉我们，评判一篇小说，关键不在于它是否写到了鬼神和菩萨，而在于它们如何描写鬼神和菩萨。对待那些涉及宗教的小说，不应简单地戴上“唯心”的帽子轻易否定，应持分析的态度。 4.同一个作家作品对宗教的复杂态度。 长篇小说比起短篇小说来，其篇幅自然庞大得多，其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容量也就更为复杂丰富，所以在同一部作品中往往是儒、道、释三教兼而有之。这里略谈一下《金瓶梅》和《红楼梦》。 《金瓶梅》，与其一般化地说它是三教兼而有之，就笔者个人看来，不如说是理学观念和佛道思想兼而有之，以佛道而言，则是佛多于道，全书呈现出理学观念（尤其是伦理观念）和佛学思想相结合的基本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