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瓶梅》全书中有不少性欲描写，并且正如许多学者所言，在具体、详尽地描述性生活及其性行为方式时，作者常常流露出某种尽情欣赏的态度。不过，如果联系全书基本构架和全书反复进行有关酒、色、财、气的说教来说，作者的主观愿望却又明白无误地是要批判这些过于放荡的东西。看起来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但小说确实也反映了这样的矛盾。譬如潘金莲，在小说中她是一个既杀夫又乱伦的淫妇，小说突出地写她淫荡过人，甚至当她明知西门庆已经病重时，晚夕不管好歹还拚命与他性交，使他“死而复生者数次”。(35)但写她的死状却也最惨。武松就像抓小鸡般，将她揪发提胸，“旋剥净了，跪在灵桌子前，”又“向炉内挝了一把香灰”塞进她口中，使她连叫声都“叫不出来”，“先用油靴只顾踢他的肋肢，后用两只脚踏他两只胳膊”。然后“用手去摊开他的胸脯，说明迟，那时快，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剜，剜了个血窟＠⑥，那鲜血就冒出来。那妇人就星眸半闪，两只脚只顾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双手去斡开他胸膊，扑吃的一声，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血沥沥供养在灵前，后方一刀割下头来，血流满地。”(36)小说写主人公西门庆一生纵欲，临死状况也令人可怕。溺尿时“尿管中犹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那不便处肾囊肿胀破了，流了一滩鲜血。龟头上又生出疳疮来，流黄水不止。西门庆不觉昏迷过去。”其后“相火烧身，变出风来，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捱到早晨已牌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37)小说中描写这两个主人公的惨死，作者是特意用了重笔的。对于潘金莲，回目标明是“武都头杀嫂祭兄，”对于西门庆，回目标明是“西门庆贪欲丧命”，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的惨死，显然是要强化佛教因果报应观念，即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用惨死的结局作为对乱伦、贪淫者的惩罚。小说中有一首回首诗：“朝看瑜伽经，暮诵消灾咒。种瓜须得瓜，种豆须得豆。经咒本无心，冤结如何究？地狱与天堂，作者还自受。”(38)这首诗颇值得注意，这说明小说作者在宣扬佛教思想的同时，并没有忘却提醒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地狱与天堂，作者还自受，”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人倘若作恶多端，则看经念咒也未必有用，这里对宗教观念和个人行为的关系认识是比较清醒的。 《红楼梦》也与“三教”有关，不过在这方面《红楼梦》也有它自己的特点。《红楼梦》中也有跛道人所唱的《好了歌》以及和尚所唱的歌词“粉渍指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之类的说教，(39)但总的说来，与某些小说那种反复地一味宣扬戒贪酒、色、财、气的说教有所不同。《红楼梦》中也有佛教观念，但也不似一般涉及宗教的小说那样突出强调佛家轮回、因果报应，更多的是存在着浓重的宿命论思想，这与其说是来自对宗教观念的迷信，不如说它和小说中浓厚的感伤主义，同样表现了作者对现实人生感到无可奈何。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小说已有力地揭示了封建社会里的种种不幸，多方面描绘了家庭和社会里许多事件是那样的令人悲愤难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蕴藏在小说中那种宿命论和感伤情绪可以从小说自身得到合理的解释。 《红楼梦》写到儒生，写到道士，写到和尚。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读《庄子》，读《参同契》也读《五灯会元》，他当然也读孔孟的书，只不过不喜欢而已。但他终于还是去考举人，最后是出家当和尚，皇帝又给了他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曹雪芹显然不是一个忠顺的儒教信徒，他又何尝是虔诚的佛教、道教的信奉者？难得的是他精通儒、道、释的学理，连同那些生动形象、富有启示性的语言，娴熟地用来为自己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服务，这正是他能融会贯通，高出他人之处。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那段故事写得非常好。宝玉因为听了宝钗所念戏文中《寄生草》那支曲子，又读了《南华经》中“巧者劳而智者忧”等语句，联想到自己出于好心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反而遭到湘云、黛玉的奚落，不觉灰心落泪，遂提笔写了一偈：“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又填了一支《寄生草》：“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其后黛玉看到了，“知是宝玉一时感忿而作，不觉可笑可叹。”她先后让湘云、宝钗也看了，三人相约来看宝玉。黛玉跟宝玉斗机锋，驳问得宝玉无言以对，宝钗又讲了禅宗五祖弘忍，以及神秀、惠能的故事，黛玉批评他不应参禅，宝玉自思确实“尚未解悟，何必自寻苦恼。”想毕笑道：“谁又参禅，不过一时顽话罢了。”“说着，四人仍复如归。”这段文字，宗教知识，诗文典故，结合着人物情事的矛盾纠葛，写来浑然一体，十分贴切。写参禅非即主张参禅，写参禅和因参禅而引发的矛盾冲突及其最终解决，目的不是为了宣扬宗教，而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这都显示出作者的思想认识和艺术技巧实非常人可及。那些脱离人物塑造，一味宣扬宗教观念的小说，跟《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 5.佛菩萨形象在小说创作中的变形。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反映佛道思想并且塑造了佛教道教人物形象，最突出的恐怕莫过于《西游记》、《封神演义》了，但就小说总的思想艺术成就而论，二者中更为杰出的是《西游记》。它用充满幻想和奇特诱人的笔墨，描述了种种事实上不可能产生的东西，但是却使读者感到亲切，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孙悟空闹天宫、斗妖魔，这些幻想的形式中包含有我们能够理解的现实的内容，具有某种社会批判的意义，而这些浪漫主义的描写在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里是合乎罗辑的。”(40)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这样，它不只是宗教某种观念或教条的图解，而是恰当地、创造性地运用宗教的思想材料去从事创作，去塑造生动的人物和叙述动人的故事。 在《西游记》中，对佛道二教的态度似乎有所不同，小说中对道教有更多的贬抑，这大约是明代道教在统治阶级中十分风行而又搞得乌烟瘴气，因而使作者产生更多的反感。小说对佛教因果报应等迷信观念反复强调，还通过有关人物事件予以具体化，但对佛教有些观念却也并不一味信服。小说写孙悟空和他的师父唐僧常常为如何对待吃人的妖怪闹矛盾，前者主张打杀，后者则“念念不忘善心”，死守佛教“不杀”的教义，结果总是证明前者是正确的，而后者是错误的，这在实际上就意味着死守此类教义的错误和危害。《西游记》显然也受到了“三教合一”的影响，连孙悟空也曾对车迟国王进行劝说：“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41) 《西游记》塑造许多佛道二教的人物形象，使他们栩栩如生，不过小说作者并不只是根据佛经的记载来刻划这些人物，而是在神性中注入了更多的人性。像如来佛，作者抒写他的至高至善、法力无边，同时也在这位佛的艺术形象中注进了人的思想性格。有趣的是，有时候小说作者对这位尊严的佛祖也开起玩笑来。小说写到孙悟空曾向如来告状，说阿傩、伽叶二尊者因向唐僧索取不到“人事”，便不肯给唐僧师徒传真经，而是给了一些“俱是白纸”的“无字之经”；不料如来却笑着说他已经知道这件事，并声言“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还特意说了一桩往事，认为以前僧徒们把经文“忒卖贱”了。作者就是用这种轻松、调侃的笔调告诉读者，这位佛祖同样也是贪财之辈。当然，小说中这位如来佛不仅自己贪财、支持佛徒贪财，并且还散布传真经应取得优厚代价的理论，跟佛教经籍中的如来佛相比，已经有点变形了。 《西游记》中塑造得最为丰满，且又对后世产生广泛的影响的菩萨形象是观世音。在佛经《观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42) 这里反复宣传观世音能够根据人们的不同要求，给予种种念观世音的人以种种帮助，而且由于观世音具有无限法力，人们种种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接着，经文又描述了观世音本人具有随意变换形相的法力。“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而为说法。”(43) 《西游记》描绘的观世音具有菩萨心肠和无边法力，以及小说中现女身说法行事，都是有佛经作为依据的。当然，作为小说，《西游记》中的观世音形象，比起佛经中的有关记述，要丰满得多。小说使观世音保持了神的特点，同时又使其充分的世俗化、人性化。由于《西游记》在中国几乎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这个形象的塑造又寄托了旧社会苦难的人们的心情和愿望，所以观世音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崇拜。随着《西游记》的出现和广泛流传，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女神，自产生佛经的印度来到中国之后，经过作家的塑造和打扮，便从宗教徒中间走向广阔的民间社会，并且从中国走向世界。所以我们说，佛教深刻地影响了《西游记》的创作，而《西游记》则极大地扩大了佛教的思想影响和社会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